□ 闵 杰 徐方清

梁锦松：对香港的爱与忧

□ 闵 杰 徐方清

梁锦松是除香港特首外，在内地知名度最高的几位政经界人士之一。这源于他身上两个著名的标签，一个是前香港特区的“财神爷”，即财政司司长；另一个，是因为他在2000年娶了当时最出名的跳水明星伏明霞。

实际上，除了这两个标签，梁锦松更是香港金融界的翘楚。他曾在花旗银行工作23年，30岁就已做到地区经理，是当时华人在香港银行界职位最高的人。

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如今身为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的梁锦松接受专访，畅谈他对香港的爱与忧。

“我学到了谦卑”

2001年5月，应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邀请，梁锦松放弃2000多万港币的天价年薪，出任年薪仅为240万港币的香港财政司司长一职。

在财政司司长任内，梁锦松大刀阔斧地推进香港财政预算改革，发表《财政预算案》，大幅增加各种税项，如利得税、薪俸税、汽车首次登记税、离境税、博彩税等，以解决高达700亿港币的财政赤字。

回顾这一改革，梁锦松说，要加税，就要降低公务员的工资，大部分意见肯定是反对的。当时有人问，每个政府都有财政赤字，为什么只有你这样改?主要是当时财政赤字已经占到GDP的6%，因为我的上一任财政司司长减税、加福利、涨公务员的工资等导致结构性的财政赤字。第二个原因是当时财政赤字都是用美元计算，美元汇率一直浮动，香港是固定汇率，所以当时只能加税。这个方案最后证明是对的。

梁锦松说，我在商界23年一直都比较顺利，在比较顺利的时候就不会顾虑他人的感受。通过担任公职我体会到了在商界和做公务员的不一样，不能太自我，让我学到了谦卑。

“我们没有足够重视年轻人的诉求”

不少香港年轻人对未来比较迷茫。对此，梁锦松说，三年前我曾经说过特区政府有三个地方做得很不好，没有充分重视年轻人的发展，特别体现在三个“上”：“上楼”，没希望；“上流”，没机会；“上位”，很困难。香港地价很贵，房价也可能是全球最贵的。大概要18年不吃不喝才能买一个中等的房屋，只有47平方米。所以，现在年轻人要跟父母一起住的越来越多。因为租金比较贵，所以香港的就业越来越窄，大部分人选择了金融。我比较担心香港的年轻人。眼界比较小，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

在任内，梁锦松还协助香港特首董建华，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代表香港政府与中央政府签订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他回忆说，当时香港官员比较抗拒，而且从内地到香港是没有自由行的，是进行限额的。现在反过来了，很多人抱怨就是因为旅客增加导致了很多“水客”，但是我说了，带水货主要是香港人，不是内地人。很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政府未能有前瞻性地去思考。比如，当时我们就提议把西九龙变成文化中心，但是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还是空了一大块地在那边，浪费了很多资源。

梁锦松说，香港回归是三个方面的回归，第一是政治的回归，这是比较成功的；第二是经济的回归，在签订了CEPA之后也可以说是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人心的回归做得不是很好。十几年以来，我们没有足够重视香港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诉求，他们会把特区政府施政的失误怪在中央。

要灵活地思考问题

梁锦松说，香港能成功是因为这是一个开放的地方。香港绝大部分的老一辈都是内地来的，因此我是非常不赞成本土这个概念的。当然本土有一个文化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很重视广东话，但是广东话作为教学语言不一定是完全对的，因为中国内地人口毕竟是13亿，全球最大的市场是讲普通话的。

我们要灵活地思考问题，香港已经回归20年了，希望市民能好好思考，什么是好政府，不能掉入民选的政府就是最好政府的思维。

我现在经常在思考我的孩子以后在哪里学习和工作的问题。我的老大14岁，老二12岁，老三9岁。每年我们都到各地旅游，也经常到内地。我的感受是，香港既没有美国的自由和创新的环境，也没有内地经济奋勇向前的场景。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