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秀娟

[摘要]徐小斌笔下的女性世界，承继了张爱玲对恶母的书写。在她笔下，玄溟、若木、吴苗等一系列恶母比曹七巧的垄断专横有过之而无不及。基于对徐小斌作品的文本细读，从恶母这一形象着手，按照子母、夫妻、婆媳这三种关系将恶母分为敌对之母、伪善之母两种类型；然后从男性主体的缺席、母女认同感的缺失来论述恶母性格形成的原因；最后基于恶母对母性神话的解构、母性的自审两方面来论述徐小斌塑造的恶母形象意义。

[关键词]恶母；女性意识；男权；逃离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19-0192-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19.090 [本刊网址]http：∥www.hbxb.net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写作是男性的专利，女性写作一直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即使有女性进行写作，她也会隐匿起自己的女性身份，而从男性视角进行书写。这样，男性作家从他们自身话语出发来塑造女性形象。“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这些规章来评判女性，女性也早已经习惯并且认同了这种身份评判。她们按照男性的要求来规范自己，尽力掩饰她们的本真面目。随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尤其是到了八九十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影响到了中国。女性写作也如雨后春笋，茁壮地成长起来。她们从女性视角出发来给女性正名，以期能够摆脱男权文化的规范，建立自身的话语体系。徐小斌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来时了母亲形象的塑造。她无情地揭掉了男权文化视域下强加给母亲的守节知礼，赤裸裸将人们早就知道得母性残忍一面展示给大家。尽管徐小斌笔下的母亲大多拥有高超的道德教养和端庄的仪容，但是，冲动在暴怒、辱骂和惩治等类似情况下依然会时常爆发。

一、恶母形象的书写

徐小斌之所以执著地塑造恶母这一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童年时母亲的冷漠无情给她心灵上带来创伤的原因。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创伤虽然反复出现，却并没有在创伤性情景再现时得到弥补。这种源于童年对母亲的失望，使得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怀疑母慈子孝的场景，并将这种怀疑带进了日后的创作中。因此在她的小说中，母亲总是以一种近乎病态的方式对待子女、丈夫甚至公婆。她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首先是敌对之母，母亲与他人的关系通常是一种剑拔弩张的状态，尤其是对子女，充满着深深地怨恨，反过来子女对母亲的怨怼也持一种反抗的态度；伪善之母，外表看来母亲慈祥和善，但是她们往往是貌合神离，她们以蛮横霸道的态度干涉子女的未来，而子女用逃离来反抗这种强权。

（一）敌对之母

敌对之母通常是指这样的母亲，她们深受重男轻女观念影响，对儿子近乎谄媚。但是她们的儿子，这个集她们所有希冀于一身的阳物，大多早早地夭折。为此，她们将失去儿子缺憾归咎于女儿身上，并将这种怨恨发泄到女儿的身上，她们残忍、毒辣、蛮横地阻挠着女儿的所作所为。

四姐书棣与母亲一直处于一种针锋相对的状态。她不认同母亲为人处世的方式，那种虚情假意、如履薄冰地对待每一个人，甚至对待家人。母亲也曾直言不讳地表露对女儿书棣的看法：“我最担心小四的婚姻，都说红颜薄命，一点儿都不会错的。”正如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一妇女文学研究》中所说：“母亲与女儿的关系，永远是女人与女人的关系。”尤其是承继了母亲漂亮外表的书棣，不仅讨厌母亲的为人处世，还一直在背离母亲的所遵循的礼节，逃遁母亲的掌握。当母亲得知书棣暗恋上孔师母的大儿子孔令胜，这种女人之间的嫉恨就更加明显了。她不会在意女儿是否真的会去寻死，关注的则是女儿竟然密谋逃離她的统治。尤其是当她看到女儿书棣竟然为了一个男人而冲撞她，并想要用死来明志。这时候她的恨不仅仅针对于女儿，更多的是迁怒到帮助女儿背离她的原则的那个男人。她无法忍受，她为此对孔师母一家的恨深入骨髓，同时也用一种深入骨髓的折磨来对待她的女儿，这个曾经试图反抗她的女儿。

在女人的世界中，母亲和女儿没有区别，她们同属于女性。她们之间存在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尤其是面对长大的女儿，有了自己思想开始谈恋爱，母亲会认为女儿是忘恩负义。她抓住最后一点可以控制女儿的机会，疯狂地实施报复。同样，女儿的不甘心也会负隅顽抗。母亲的恶毒、怨恨都集中爆发在女儿身上。

（二）伪善之母

伪善之母是指这样的母亲，她们通常表现出的是一种近乎受虐的奉献，母亲甘愿成为子女的奴隶，以此来弥补自己内心的空虚，掩饰自己不可告人的敌意。她们对待孩子近乎疯狂，她们用病态的爱来对待自己的子女，但是，真实意图也不过是想满足自己的私心，让自己的孩子依她而存在。

《天籁》中的吴苗，她病态的母爱让我们感到毛骨悚然。她对岁岁不能说不是因为爱，但是夹杂进了太多自己的私欲，让这种爱不再仅仅是为了孩子，而更多的是试图将自己病态的欲望借岁岁来实现。正是出于此种目的，当听到岁岁因为迷恋都市琳琅满目的商品错过了考试，气急败坏之下将女儿眼睛毒瞎是不难理解地。与其说是因为望女成凤之心太过强烈，倒不如说是因为自己靠女儿扬眉吐气的愿望被她的不务正业而毁掉了。她放弃所有的一切，担当牺牲者，为孩子而壮烈的牺牲者。因为这些牺牲，她有权要求安排岁岁的人生，这种牺牲是极其容易形成牺牲者的专横意志。当岁岁得知自己的眼睛是被母亲亲手给毒瞎的时候，那种长久以来的顺从叛变地决绝，她用嘶哑粗粝的嗓音来反抗母亲极端的爱。这种爱不管别人的需求，一味的给予，将自己作为一种牺牲，视为一种伟大。但是，在别人眼中，完全是一种疯狂。

所谓牺牲性的母爱不过是出于一种掩饰自我欲望的表象，她所付出得越多她欲望越高，一旦没有得到预期的希望，对此对彼的伤害都是巨大的。这种打着母爱的幌子，掩饰自己的欲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会暴露出真实的虚伪性的。

二、恶母性格形成的原因

徐小斌的小说揭示了一个个施虐狂的诞生，这原本是父权社会隐秘而持久的虐待与压抑行为的产物。而母亲的疯狂与变态，更是对父权社会的一种报复行为。父母之间的爱情无疑是不完美的，作为夫妻关系中另一主体的丈夫，他们不是作为一个主体，而是一个客体，他要么是母亲的儿子，要么是女儿的父亲，他们始终不是丈夫，不是男人。正如波伏娃所说“一个人只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恶母性格的形成并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家庭关系中不正常的关系，男权社会的挤压而造就的。她们处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然而身为男性的丈夫虽然懦弱无能，但却使这种权威无处笼罩在她们身上。她们虽然身处女人的世界中，但却无时无刻不受到男权的压迫。他们穿着隐身衣而存在，像幽魂一样时刻在左右着她们的言行举止。除此之外，母女之间也缺少应有的认同感，她们长期生活在不健康的家庭中，父亲的缺失，使得母亲喜怒无常的变化常常施加在她们身上。endprint

（一）男性主体的缺席

在徐小斌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阳刚有为的男性，更多的是他们缺席地存在。他们要么英年早逝，要么孱弱无能。弗吉尼亚·伍尔夫有个著名的论断；“千百年来，女人一直被当作镜子，它具有令人喜悦的魔力，可以把男人的镜中映像，比他本身放大两倍，……如果她一旦开始讲真话，男人的镜中映像就缩小；那么，男性的合理性就成问题。”在徐小斌小说的小说中，女性的主体性精神开始凸显，曾经高大的男性形象逐渐矮化、甚至缺席。这里的男性只是作为一个“人种”而出现，他们要么是母亲的儿子，要么是女儿的父亲，他们始终不是丈夫，不是男人。她们没有丈夫，有的只是可以让她们受孕。

《羽蛇》家族三代的男性活着的要么独立门户，要么残弱无能，在家中毫无话语权。男性的常态是只有出场的安排，却没有话语的权力。集众目光于一身的羽的弟弟，只在场了几天，就被羽给杀死了。高龄产子的母亲一若木恨透了羽，是她将她的夙愿给亲手扼杀了。若木想起了自己的出生，她的出生没有给那个重男轻女的父亲带来任何一点欢喜，他甚至连看自己的女儿—若木一眼也没有，直到弟弟的出生才得以让父亲眉开笑颜。若木将这一观念同样报复到了羽的身上，家中众多的女性都在为那个象征强有力的阳物而期盼。但是，眼前的男性却是完全没有她们所期望的男性，她们看到地是玄溟的丈夫秦鹤寿在外养戏子，常年不回家，形同虚设。若木的丈夫陈尘在家中整天长吁短叹，没有任何话语权。玄溟和若木、若木和羽这两对母女相爱相杀一生却完全是为了那个已经逝去的男性。

在家庭中，男性虽然缺席，但是他们的幽灵无处不在。他们把重男轻女的观念强加给她身边的没一人，使得她们耳濡目染，也按照这种规章去执行事情。长久以来的畸形发展，使得母亲这一角色形成了尴尬的处境。她们捍卫着这种观念，但是生活中却看到这种观念的陈腐不堪，但是她们仍然不愿改变自己的初衷，尽管这种矛盾她们她是有目共识的。她们专横、垄断以显示出她们她们不可撼动的权威。但是，殊不知她们本来就是权力主宰者，只不过是权力实行者罢了。

（二）母女认同感的缺失

母女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尤其是在女儿长大的时候就会更加激化。她们本应该站在同一个地平线上，站在同一个战场，共同反抗男权的压迫。但是，由于女儿的长大，她开始试图摆脱母亲，摆脱这个充满家庭阴霾的家庭，她开始结交女性或者男性朋友，她带有一种目的性，这种目的性就是摆脱这种家庭环境。但是，之前曾经认为是同盟的母亲却是不愿失去这种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她厌恨与女儿交往的一切人，对女儿施加影响的一切周围的人。

当玄溟得知女儿若木与钱润交往，她疯狂地处罚羽就有了解释；当女儿书棣当面为了自己暗恋的男子来向段太太嘶喊的时候，段太太的内心是崩溃的。她在家庭中受男权思想的控制，使得她不得不处于挫败的位置。然而，在这个跟自己同性的女儿面前，她的挫败感得到了补偿。为此，若木可以肆无忌惮的对女儿说出恶毒的话语，段太太可以在女儿面前为所欲为。但是，这个受她控制的小玩偶，突然就要逃离她的手掌心，开始去征服世界，而这征服世界无疑也带走了她所征服的世界。她感到前所未有失败，在男性面前是失败的，这种失败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自己的女儿面前的失败却是让她感到耻辱的。为此，母亲和女儿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对抗，她们之间没有彼此的认可，有的只是统治与逃离的关系。羽一直在逃离母亲的统治，金乌在得知自己的亲生母亲之后，也开始逃离自己的养母，这对可能在用话语损害母亲的夫妻，她们不能共处一室。母女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母善子孝这样亲密无间的画面，这样的画面只可能出现在母亲与她的儿子之间，这个生来就具有一种优越感的男性特征，在她们母女之间的关系不是和谐温馨的，而是相互对立、相互嫉妒的，她们之间缺乏认同感。

母亲，这个一出生就受到重男轻女观念压迫，并且在以后长久的时间里受到忽视。现在终于掌握主动权，男性的懦弱无能，使得她们有机会来统领家庭事务。重男轻女已经在她的脑海中形成，现在将它付诸了实际行动。她们用一种近乎谄媚的姿态来迎合她们心目中自认为强者的男性，而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手段对付女儿。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男性形象又不得不让她们产生怀疑。她们面对世界缺乏应有的自信而形成孤寂、怯懦、内敛到近乎自我封闭的性格特征。因为情感没有其它对象寄托和释放，她们彼此之间的依恋、猜疑甚至拒斥等体验，都很容易被放大和强化。

三、恶母形象的意义

在女性批评者看来，以往文学作品中尤其是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女人不是被描述成温柔、美丽、顺从、贞洁、无私的“天使”形象，就是被描写为淫荡、风骚、凶狠、丑陋、自私的“妖妇”形象。她们认为后者女性形象对男性来说是一种威胁和挑战，也是男性所厌恶的和恐惧的，她表现出男性文学的“厌女症”，这是女性的创造力对男性压抑的反抗形式。

（一）对传统母亲神话的解构

徐小斌将以往笼罩在母亲头上沉重的面纱揭去，将真实生活中母亲放在公众的视野之中。这样的母亲无疑是有血有肉的，她有着自己的情感，有着自己的爱恨情仇，并不是男权文学掩盖下的逆来顺受，只知付出而不求索取的“天使”。她摆脱了男性预期的审美理想和愿望需求，使得女性的自然欲求呈现出来。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女人，而不是依附在任何主体上的客体。这无疑是对男性权威下的完美的女性形象的解构，将最为真实的一面揭示出来，以此来反叛罩在头上的沉重的面纱。

正如“文学可能并不承担审判人类的义务，也不具备指点江山的威力，它却始终承载着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它的魅力在于我们必须有能为不断重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命新的追问，必须有勇气反省内也获得灵魂的提升。”这句话所说，徐小斌塑造的恶母形象价值也正在于此。她不是为了解构而解构，她是在解构过程中完成超越，以期建构起属于母亲真正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满足自己内心对母亲的欲求。徐小斌塑造的一系列恶母形象背后，同样也是深受男权文化挤壓最终导致心灵变形的可怜之人。作者并非对恶母这一形象采取全面否决的态度，而是通过她们的不幸来映衬出对亲密无间的母子画面的强烈渴望。徐小斌童年的创伤使得她不断地对这一形象重复书写，她渴望从男权文化中解放出来，男女之间自由的恋爱，最终结婚。家庭需要给孩子营造一个温馨的环境，而不是相互折磨的对象。

（二）对母性与女性的自审

徐小斌笔下的恶母形象不仅仅是对男权社会的反叛，同时也是对女性世界的一种自审。如果仅仅是反叛，这样的揭示无疑是比较肤浅的。它深刻就在于不仅将这种母性神话打破，还在于女性之间，即使她们的世界中不存在男性，没有男权社会这个压迫，她们之间充满着勾心斗角，充满着相互妒忌、相互倾轧和仇恨，她们自己上演着自己亲自酿成的悲剧。她们的多情、道德、理智也会造成自身的悲剧，这就需要女性自身的自审和反思。

孔师母的出众导致文革到来之时，冲了众多的人的众矢之的。只是因为孔师母拥有着高的教育、名牌学校的两个儿子，这些别人所羡慕的，而使得众多女人的将她们的羡慕变成了可怕的武器，趁着文革这个泯灭人性的时代发出了自己的呐喊。女人之间表面上不管有多么和谐，但是内心潜流的黑暗种子，会不时的爆发出来，灼伤别人毁灭自己。徐小斌将这种女人之间的嫉妒揭露出来，用一种冷漠的态度在审视着女人自我的缺点。同时身为女人的母亲，出于自己的私心，她强权的干涉着女儿的社交，试图牢牢控制着她可以借此来弥补自身受挫心理的对象。自己的不幸，也强加到他人身上，玄溟将自己爱情的不幸，丧子的不幸无一不强加给了若木，若木同样也把这种创伤性的记忆报复到了自己的女儿身上。代代传承，直到作为下一代的女儿的终结。母亲作为受害者，当她掌握权力的时候她又成了施暴者，她用此来虐待自己的可以控制的儿女，这种虐恋使得她在得到短暂的报复的时候获得快感，但是痛苦却是绵长的。她们需要自审，审视这种心理。

四、结语

母爱童年的缺失使得徐小斌孜孜不倦地塑造恶母这一形象，八九十年的女性主义思想更是让徐小斌如虎添翼，得心应手。虽然对恶母的穷凶极恶、虚假伪善的淋漓尽致地书写，但是却掩盖不了她内心真实的渴望，对母爱的渴望。在塑造恶母时，她并没有专注于恶母的批判，解构的目的在于超越，建构母亲的主体形象，让真正的母性回归，为此她也塑造了大地、河流这一原型母亲。在解构中，她不仅对男权文化进行了批判，并且对女性自身性格缺陷也不乏鞭笞。她塑造的母亲形象为真正的母性回归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正如西蒙·波伏娃所构想的那样：“希望有一天，不分性别，人类可以有他个人的尊严，享受辛苦得来的自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