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燕位+高少

摘 要：本次研究立足于课题组在云南省迪庆州噶丹松赞林寺的田野调查，以上世纪民主改革以来藏区的变迁发展为背景，透析在宗教旅游蓬勃发展之后由利益膨胀引起的宗教主体多元竞争与利益分化的趋势，以及宗教主体多元化对僧俗关系的重构。

关键词：僧俗互动；宗教主體多元化；噶丹松赞林寺

[北京市大学生创新创业课题：藏传佛教寺院景区化背景下僧俗互动关系研究]

跨过澜沧江，初入滇西北藏区感觉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圣洁的哈达、五彩的风马旗、耸立于山巅的玛尼堆、藏于雪山之上的皎月，这一切都印证着我们对于藏地信仰的想象，它是那样纯洁、那样虔敬，仿佛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雪山一般纯粹。藏地信仰对我们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吸引力，让我们去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孕育了藏民对于藏传佛教的高度虔诚，究竟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藏传佛教即使受到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而始终没有在藏地衰落？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逐渐走进滇西北辉煌的宗教遗产——噶丹松赞林寺，去发掘隐秘于表层之下的社会文化系统，并不断深化上述的问题意识。在噶丹松赞林寺，每天都能看见各种各样的香客，这些香客有的是藏民，有的是外地的汉人，有的专程前来燃灯拜佛、心怀虔诚，有的带着猎奇的新鲜、捕捉着藏区的新事物。在寺院中频繁出现的僧人与香客互动激起我们很强的研究兴趣。这些互动细节促使我们去观察在寺院场域内僧人和香客是如何展开互动的，来自不同地区的香客与僧人的互动有何不同。这成为了我们预调查中的核心关注点。通过对僧俗供养关系的“凝视”，我们得以展开研究在宗教旅游大热背景下，利益膨胀带来的宗教主体多元化趋势及其对僧俗关系的影响。

一、滇西北藏区变迁背景概述

噶丹松赞林寺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在滇西北的一座历史名寺，也是曾经滇西北的政教中心。“噶丹·松赞林”建寺于1681年，由五世达赖喇嘛亲自赐名，“噶丹”表示与格鲁派祖寺噶丹寺命运相连。

由于历史上藏区经历了多次变革，僧俗关系的内涵也随之发生着变化，因此需要区分清楚在藏区发展的各个阶段“僧”“俗”究竟各代表什么。在滇西北藏区民主改革之前，地主、土司、农奴等作为“俗世”的信众是与僧人互动的主要对象。当时藏族社会具有明显的等级区分，上层的土司、地主、僧侣与下层农奴之间地位差异巨大，农奴往往人身依附于上层土司、地主和僧侣。藏区民主改革之后，政教体系随之瓦解，农奴、地主等等级身份被取消，农奴信众对松赞林寺的强制性供养义务解除，藏区在此基础上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此时“俗”对应的就是藏区的信教群众。在90年代，香格里拉旅游业发展，松赞林寺成立景区，大量游客进入藏区，在旅游过程中一部分游客与僧侣建立起供养关系，因此外地香客也成为了“俗”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一）明末清初正式确立的政教高度统一的统治形式

1667年，蒙古和硕特部占领中甸康区，由西藏立宗并委派官员。1674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军队和西藏五世达赖喇嘛的支持下平息了丽江木氏土司支持的、以噶举派为核心的叛乱，关闭所有噶举派、苯教寺院，没收所有寺产，改建或改宗为格鲁派寺院。1679年，为了正式巩固其在滇西北的教派垄断地位，由康熙皇帝批准，五世达赖喇嘛择定基址，新的格鲁派寺院破土动工，并于1681年建成，达赖喇嘛亲自赐名“噶丹·松赞林”。建成之后，划300户差民作为寺院庄园。格鲁派寺院此时的宗教权威被清政府承认与合法化，让寺院成为了滇西北藏区最大的农奴主与经济实体。

1712年，在松赞林寺设立最高行政机构吹云会议，由官、神、民三方组成，“官”包括地方的土司系统，包括营总、千总和把总，“民”则是代表基层的政权——“属卡”，由老民、密参和伙头组成，“神”则代表寺院的组织体系，上有扎仓，下有康参负责地区宗教事务，三者组成的统治体系负责全县的行政、宗教、军事等事务。有权修改税收、财政收支、折兑和法律。[1]自此政教统一的政治体系正式形成。

其时，噶丹松赞林寺与地方土司政权关系密切，形成了稳固的政教统治体系。寺院内的座位有专门的名额分配给地主、土司的家族以笼络地方势力，地方势力也定期向寺院供奉财产，形成“福田-施主”关系，二者形成了稳固的政治联盟。

生活在底层的百姓主要是农奴与奴隶两种。农奴中有承担官租、缴纳皇粮的“官户民”，归土司管理；另一部分为“教户民”，负责寺院地租和差役。农奴经土司和寺院许可之后，方可自立门户，之后方有权获得土地，成为正户。正户虽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但依然被世世代代束缚在份地之上，同时需要承担寺院和土司的“乌拉差”，即无偿劳力。相形之下，奴隶则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直接无条件依附于寺院和土司。

政教体系中暗含着依照血缘纽带和地缘纽带分配宗教资源的逻辑，寺院与地方土司通过给予固定僧额结成的同盟，使得土司的血缘世袭通过僧侣出家制度带入寺院内，寺院内的僧额也实行家族世袭。家族世袭的僧侣以地域为单位结成康参[2]，康参作为地方性僧团组织开始负责地方宗教事务的统筹协调，也作为地方农奴的义务性供养对象。

（二）迪庆藏族自治州建立后的民主改革以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推行

解放后藏区实行了民主改革。民主改革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中甸发生的多次武装叛乱都是以松赞林寺为主要策划场所。其中最大的阻力就是来源于农奴制的既得利益者——地主和僧侣集团。

1957年，迪庆藏族自治州政府正式宣告建立，迪庆开始逐步实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使得藏区的政教统治体系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人民政权。通过阶级斗争和财产没收，农奴制基础上的等级制被推翻，普通的藏民也得以掌握生产资料、掌握政治权利，不再依附于寺院僧侣与地主。寺院和地方政权的政治权力被剥夺，寺院内的武装也由地方政府收编。

迪庆的民主改革和一系列政治运动一方面使得寺院成为了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不再享有宗教特权，另一方面，也解放了藏民，使其拥有自给的土地，其潜在的社会后果是弥合了僧俗之间悬殊社会地位，僧俗关系开始由传统的“权威-依附”向互惠平等发展，同样供养关系开始基于藏民的“自愿”的宗教皈依，而非强制性的宗教依附。endprint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以寺养寺”与寺院景区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迪庆宗教活动恢复正常，全州将文革中查抄的松赞林寺寺院财产和9000多件宗教法器归还寺院，并开展“以寺养寺”工作。僧侣重新回到寺中修行并进行法师活动。

20世纪九十年代，随着“香格里拉”故事以及旅游业的发展，藏区优美的自然人文景观受到了全国乃至世界的追捧。英国人詹姆斯·希尔顿的长篇小说《失去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使得“香格里拉”（在藏语中意为极乐世界）这个地名闻名世界。1997年，媒体报道在云南西北部中甸发现“香格里拉”原型，神秘与圣洁的宗教文化立即成为了滇西北藏区的代名词，因此以宗教与自然景观为主导的旅游业开始随之兴起。这就让曾经默默无闻的中甸成为了享有世界声誉的圣洁之地。在此之后，当地的旅游业也迅速发展，游客人数连年突破。

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大量的外地香客随着旅游大军进入藏区求佛祈福。宗教成为了推动藏区旅游业发展的一种重要资源，宗教旅游迅速兴起。宗教力量也开始和市场力量联手结成同盟，最鲜明的表现就是各个寺院的景区化，松赞林寺也是其中之一。景区化之后，寺院宗教活动的管理和旅游景区的管理是完全分开的。寺院的宗教活动依然由寺院内的僧侣组织负责，特定宗教场所和宗教法事对游客关闭，而景区则负责对游客行为进行管理，防止其做出违反宗教规定的行为。

二、宗教主体的多元化趋势与僧俗关系的变迁

宗教主体的多元化趋势与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利益膨胀密不可分。利益膨胀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是后发的宗教力量挑战了传统大寺对宗教资源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是传统寺院内部的利益分化，普通僧侣和不同康参之间竞争加剧，两个方面都导致了宗教主体之间竞争加剧。传统的血缘、地缘供养强调的是将宗教和经济资源集中到特定地区垄断性的寺院（如松赞林寺）中，这个宗教实体往往具有垄断的宗教地位，因此是资源集中化的中心，在宗教供养中也占据绝对优势。然而，随着宗教旅游的兴起，一方面由资本力量支持的后发宗教力量不断挑战着松赞林寺对宗教供养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松赞林寺内部各康参与僧人之间的利益也开始分化。

后发宗教实体的竞争主要表现为香格里拉先后出现了多个“闻名世界”的宗教地标，新建成的地标兼具旅游与宗教功能，而且更加宏伟壮观，实际上吸引了大量香客，尤其是不了解松赞林寺的外地香客。2015年在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见证下建成被誉为规模最大的“立体坛城”的香格里拉时轮坛城，这个规模巨大的建筑建成后又邀请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到香格里拉举行坐床法会开光加持，吸引了上万藏民参与，成为当年的一大盛事。与之相应的是，十一世班禅到访香格里拉后也到达松赞林寺进行坐床仪式，参与仪式的大多数是职业僧侣和附近村落的藏民，香格里拉城内的信众则参与较少，这虽然反映出松赞林寺依然具有极高的宗教威望，但是也面临着多元化背景下，对供养市场的竞争。

另一方面，松赞林寺内部各康参与僧侣之间的利益也开始分化。2010年，松赞林寺各康参僧侣在选举寺院堪布（主管所有寺内事务的职位，也掌握财权）的过程中出现摩擦，大打出手。东旺康参和独克宗康参作为两家最大的康参都想要自己推荐的僧侣担任堪布的职位，选举过程中双方势均力敌，历史的矛盾纠缠着當下的利益冲突使得矛盾激化酿成了打架事件。肢体冲突过程中，当地的民宗委主任也被僧人打伤，场面十分混乱。松赞林寺寺内各康参之间的利益竞争在日常的诵经等宗教法事中也有体现，但此次堪布竞选的打架事件中，利益竞争甚至演化为了冲突性事件，可见寺院内部各康参甚至于僧侣之间的利益分配也已矛盾重重。

宗教主体的多元化与竞争促使僧俗关系发生转变。传统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供养关系的性质也在宗教主体多元化趋势下发生了变化。血缘和地缘纽带从一种强制性的义务转变为了资源链接方式。历史上，地方的农奴对僧侣是以属卡和自然村为单位进行供养的，下层藏民被牢牢“绑”在以地缘为纽带的义务性供养上，寺院也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资源集中。而当下，藏民会将有地缘关系的僧侣作为供养选择之一，因为这个僧侣很可能是自己的亲戚或者熟人，而僧人也会鉴于这样的关系对藏民的供养给予特殊的照顾（如加持等等）。然而一个地方的僧人可能并没有办法给予最灵验的福报，这样藏民就会转而供养其他更灵验的僧侣，地缘关系仅仅作为资源链接的途径，而并非一种义务性的强制。

总之，当下香格里拉的宗教旅游越炒越热，一个寺院的宗教权威不单单体现在其对地区宗教事务的管理和权力，更体现在权威作为一种宗教资本向经济资本（供养、旅游景区收入等）的转化上。而对经济资本的追求促进了宗教主体的多元化与相互竞争，对僧侣角色定位产生了巨大影响，也进一步重塑了僧俗之间的互动形态。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僧侣在僧俗互动中更加主动、积极，注重丰富宗教服务的种类和提高宗教服务质量，而藏族信众与外地香客则可以选择更丰富供养形式与供养对象来满足自己的宗教需求。

注释：

[1]杰当·西饶嘉措.松赞林寺史略[J].中国藏学，1995，（01）：104-115.

[2]康参为松赞林寺内的地方性僧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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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杰当·西饶嘉措.松赞林寺史略[J].中国藏学，1995，（01）：104-115.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