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亚群

我看到了满村的墙壁标语，上面写着美化村庄、美丽家园、文明新风等等，每隔几步就有一句口号，另外配有山水图，梅兰竹菊，墙有多长，花花绿绿就有多长，乍一看，似乎村庄这个老课本换了新课文。我还看到过孔子、孟子和老子，他们古色古香地站到了墙壁上，字与字间像隔了一块菜地，村里的人在他们面前走来走去，忙着庄稼地里的一些事，没有哪一个挑担的人会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我沿着小河慢慢踱步，像温习老课文，耳边是南腔北调的声音，也有半生不熟的本地方言。这是一个被挤坏了的村庄，几乎每家每户都群居着一大帮人，他们蜗居在一个个被分割出来的小房子里，在冒着浓烟的煤炉前炒、煎、煮，看似活色生香。他们用另一种方式喂养着村里的一些人，填充着别人的村庄，却抽空了自己的村庄。

小河上漂浮着各种名义的垃圾，包括卫生巾，还有一些不知从哪里渗出来的污水，无声地淌进小河。我曾看到过有人背着电瓶，一手拿竿子，一手拿网兜，顺着河道电鱼。我忍不住地说，这样电鱼，让鱼怎么生存？那个人瞟了我一眼，默不作声，继续让电瓶嘶嘶地响着，偶尔有小鱼被他网进兜里。边上站着几个人，他们捧着饭碗，目光一直跟着那根带了电的竿子，嘴里发出呱唧呱唧的声音，像是一个个点赞。我别过头去，他们的呱唧呱唧依然奔向我。

小河被一条道路挡住了，好在还有一只石棉瓦筒把小河引了过去。而我决定朝另一个方向走。似乎每次都是无意识的，可我总选择朝东面走。那儿有一所幼儿园，我很喜欢听里面传来充满稚气的朗读声，靠着树干，静静地听一会儿，我觉得孩子的诵读仿佛把我引入朝圣，他们的声音是那样的干净，于是，我感到自己的灵魂也清澈起来。

可这样的时刻很少，常常是当我走到幼儿园门口时，孩子们都已经被接走了，一把锁把幼儿园空荡荡地关在了里面。无法想像，不久前在外面泊满了车辆，里面有多少孩子，外面就会有多少家长或老人。

这个村子突然有一天要拆迁了。我也是从墙壁上读到的信息，红色的“拆”字隔一段距离出来，旁边还是长卷的山水，还是梅兰竹菊，周围的人群仍然是天南海北。我在路上碰到几拨人，有人告诉我他们是上门动员做拆迁工作的。看得出，他们的成效并不大，一个多月过去了，我还能碰到他们。

他们在呼啦啦的拆迁横幅下来来往往，脸上随时堆起笑容，那是对拆迁户的。他们一定准备了许多话，包括拆迁政策。他们并不认识我，看到我也充满着善意的笑。我一时感到有些羞愧。我羞愧自己像看客一样观看着他们拆迁工作的进展。

这是别人的村庄，一个我偶尔去散散步的村庄。它被城市包围了很多年，就像一本翻旧了的课本却包了一张漂亮的纸。

说到村庄，我总有那么一种感觉，似乎村庄是一本供人阅读的课本，无论是别人的村庄，还是我自己的村庄。我每一次回老家，母亲会扮演老师的角色，给我补习功课，说些我缺席时段发生的种种事情，而我仅仅看见了一些表面的结果。

有次，母亲告诉我一个信息，说是老家也有可能拆迁。我一惊，说，不可能吧。母亲说，别人都在说。能拆迁，是福气。母亲补充说。我没吭声。母亲也不再响。一会儿，她把这件事忘了，说起了另外一桩事。李书记（原村支书）突然中风，被他妻子发现时已经不会说话了，现还在人民医院的UCR。母亲发这个音时舌头在口腔里打了几次滑。我帮母亲纠正，是ICU。母亲问，这是啥意思？油水啊？啊水油？母亲的舌头再次打滑。

我说，是重症监护室的英文缩写。母亲很好奇，问我什么是重症监护室？我说，全天都由护士医生看管着，家属不能陪。母亲似乎替医生护士担忧，问，医生护士管得过来，吃喝拉撒怎么办？我说，住进里面的人都是躺着的，身上少不了十多根管子，还有一台台仪器监测着病人的病情，医生护士其实看管的是一台台机器。母亲似懂非懂，可能无法想像把人交给数台机器看管的场景。母亲嘟哝了一下，把啊水油直接翻译成了抢救室。自然，没有比在抢救室里更坏的情况。

回到老家，母亲都会告诉我一些事，家长里短，鸡零狗碎，似乎尽力想弥补我不在村里时发生的种种事情。母亲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她的语气充满了感情，低缓，提升，再压住，然后又往上拽，待事情讲得差不多了，母亲伸出食指在空中一转，似乎给某个巨大的东西打了一个结，每当我看到这个动作时，我知道母亲的讲述会暂时告一个段落，心里无可救药似的愉快起来。不过，如果母亲看出我心不在焉，她会对待学生课堂上开小差的声音提醒我注意倾听，以此来挽救我对村庄的冷淡。所以，我尽量装作很认真的样子，哪怕前屋婶婶现在不会抠鸡屁股这样的事，我也要表现出同情的模样，用点头、用感叹词、用灿烂的笑容来配合母亲完成对我的补课。

事实上，我用点头或用笑容的时候比较少，更多的是蹙眉皱额，或叹息，因为来自死讯或生病的消息多一些。比如隔壁的阿芹婶婶，她在杭州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她得的是白血病，已经化去了十多万，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得救。阿芹婶婶是我同学丽的母亲，一个瘦小而手脚敏捷的女人，每次遇见她总是在她家的承包地里。她一边跟我打招呼，一边揿下一颗颗菜秧，屁股后是一垄垄还没回过神来的菜，菜根处的几片菜叶散乱地搭在泥地上。她的嗓门很大，即使与母亲她们聊家长里短时，那声音听起来像讨论会上热烈发言似的，所以，涉及别人家是是非非的那些事，大家都不肯跟她说。芹婶婶由于大嗓门成了村里最没有是非的人。这些年，芹婶婶老得很快，甚至有些迟缓，我向她问好时，她手里的锄头不自觉地慢了下来，然后靠在锄头柄上，像个拐杖，头上顶着一头霜月，满脸皱褶，但她的嗓门还是那么年轻，喊我时好像是丽在喊我。

我觉察有一些熟悉的面孔看不到了，他们像一篇抽掉的老课文。比如阿根伯，母亲说他走了，走之前的一天还在帮他的侄子锄地，他在人民医院里诊断出淋巴癌晚期，家人向他隐瞒了病情，说是过段时间再来复查。不知道他早已觉察病情，还是真糊涂，一句话也没问就回了家。阿根伯一辈子闲不住，不是在庄稼地里，就是在去庄稼地里的路上，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大伙儿晚上聚在一起看队里的那台黑白电视机，别人兴致勃勃地看《血凝》，而他借着黑白电视机的荧光，认真地搓绳、添草。电视的剧情往深处走，他身后的草绳像蛇一样蜿蜒。夜深时，大伙儿起身搬椅子扛凳子，他背着一卷草绳蹒跚回家。有时村里放露天电影，大家像过节一样涌向晒场，他却抱来几捆黄豆竿和一张旧竹席，靠近银幕的一侧敲黄豆竿，如果电影的主人角开始对白，他就拿起棒槌敲，黄豆从荚里跳出来，但他从不会让黄豆跳出席子，把席子卷成簸箕状。银幕上出现激烈的战斗场面，他放下黄豆竿，认真地盯着宽银幕，双手抱着膝盖。村里的人爱跟他开玩笑，说是干脆把睡觉也取消得了，这样有無限的精力投身到农事当中。他也很幽默，说是早死一年，有的是时间睡觉。现在，阿根伯终于休息了。endprint

母亲复述这些事的时候神情是凝重的，语气里有可惜，有感慨，也有故作式的轻松，说人总是要走的，无非是早走迟走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会劝母亲想开些，不要太劳累，善待自己，不要老是把钱存起来。这些话我是老生常谈，每次回家总会重复几次。母亲有时听，有时不听，甚至不理你。只有当她提起村里的那些病人后，我的重复她才会接受一点，母亲虽然不吭声，与她以往的神态相比，她的不吭声意味着她的默许。

然而，母亲很快会转移话题，说是谁家又有人过生日，谁家的媳妇快生孩子了，等等，她会说出一串事件来。我懂母亲的意思，那些事的背后是人情，而人情是需要一笔笔钱去铺垫的。说到这儿，母亲转换了神情，转为满脸的踌躇，她开始扳着手指给那些事进行预算。母亲说出几个数字后自然不会忘记标上货币单位。我知道母亲接下来的日子是为这几个数字而劳作。我说，我们给你的钱难道不可以用来支付？母亲的回答非常干脆，难道不活了？

母亲的活，倾注在劳作。城里人的活，依赖于养，每天巴心巴肝地希望自己出汗，美其名，排毒。似乎，居住在城里的人，每天滋生着毒素。自然，走路，成为很多人健身的方式。对我而言，低成本，且自由。

城里有那么多可以散步的地方，有从菜地上建造起来的公园，有从别人宅基地上规划起来的健康步道，还有向市民开放的学校操场，我却选择了别人的村庄，在挤满陌生人的空间踱步，从一间间逼仄、狭小甚至昏暗的小房子前走过，似乎温习着一篇课文。

我习惯用老家的走路方式，在别人的屋前一步一步踱过，又喜欢沿着河道拐弯，转身，心里默默地数着路灯的距离，然后等待墙壁上出现被拉长的影子，在花花绿绿的墙体绘画中移步前行。我有时也想，我跟那些南腔北调的人没什么两样，他们是南漂，我是城漂，大家都是逃离了自己的村庄。只不过，我跟他们的名义不同罢了，我洗脚进城，他们带泥进城。他们替我们倾倒着一盆盆的洗脚水，又把一车车的垃圾运出城，而我们认真地充当起除垢纳污的角色。

在没有拆迁标语的时候，这个村子跟我的村庄仅仅是多了一份热闹与零乱而已，各人的生活好似一堵堵围墙，既紧挨着，又隔着距离。但现在村子突然变得密集起来，院门紧紧地关着，屋子里却灯火通明，总有一些人聚在灯光下，晃动的身影在墙壁上跳跃着，连同喧哗一起从屋子中间荡漾开来。我从他们屋前走过，屋里马上传出来狗吠声，很快隔壁那家也响起一阵狂吠。屋里的人显然很淡定。外面没有人敲门，他们是不会喝住自家的狗。狗，在村里永远履行看家护院的职责。这点，倒没有什么差别。城中村的狗如此，村庄里的狗也是如此。

有段时间，我发现老家寂靜了许多，静得有些充满寒意。我问母亲，村子怎么那么静的。母亲说，狗被人药死了许多。我的话接不过去。母亲也没了话。俩人一时各沉默各的。我小时候想养条狗，母亲说，家里多只畜牲，多份负担，再说也没什么东西可防的。后来，我又想养。母亲说，狗容易滋事生非，万一咬了人，还要赔偿，太麻烦。再后来，母亲想养，说是家里只有她跟父亲，人气不够旺。我劝她别养，现在养狗比养人还费事。母亲并不明白我的话。不过，此事到底还是搁浅了。母亲仍忙于她的活。

也不知什么时候，一到夜晚，狗吠，此起彼伏，几乎黑夜的无边无际是它们奔向辽阔的唯一理由。我并不心惧，出了门。我碰到了一些人，多是老年人。同学的父母我大部分认得，但也有些认不出来，他们老得实在太快了。我跟他们的目光互相试探着，努力在记忆里寻找着旧模样的一些细节。多数时候是我叫他们，当然还不忘记报上自己的名字，我从他们热情回应前的迟疑里常常读到岁月的无情。他们的生活极少有变化，或许没有变化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大的福气。

他们在我的记忆里意气风发，作为一个壮劳力的形象翻耕着村里的每一块块土地，像一个个年轻的水手搏击海浪。那时村里似乎没有老人，没有病人，尽是年轻后生，还有就是我们一群屁孩。天蓝得没有杂质，云浮在天空下，一朵推动着另一朵，在村庄上空变幻着身姿，仿佛给我们模仿游戏的动作。水像镜子一样，映照着大家清清楚楚的生活。大家的脸色少有红润与胖嘟嘟的，但眼睛里蓄积的光芒，毫无城府地透露着所怀揣的劳动理想，那应该是村人共同的劳动理想。每次到了年终，大家都屏住呼吸看会计在算盘上打来打去，大半人不知道那几个算盘珠子是怎么跳上跳下的，可清楚它们将兑现自己一年的力气。现在他们一个个成了老人，病人，以后还会是已故之人。接替他们的角色正在列队，这已经是毫无悬念，他们以一个农民的形式去填充着生活，以父母的名义迎接着每一天的到来。当然，他们现在不必紧巴巴地过日子，但他们似乎失去了某种联系，只是，他们从不说破。

老实说，我老家正从所未有的年轻与漂亮，一幢幢新房子鳞次栉比，深宅大院式的别墅不再是零零星星，道路现在不是留给牛、猪、粪簸、屎桶，而是给一辆辆车。一盏盏路灯站在村道的两边，在鸡栖于埘的光景里就开始上岗。整夜替村庄守候着一个个念想，但很少听到汽车入村的声音，倒是不知名的虫声从各个角落里抛散开来，每个晚上把村庄鸣叫得宁静而辽阔。其实，对老人而言，那些路灯一点也没有作用于自己的生活，黑夜不黑，那些时辰就没有了意义，尤其是路灯光从窗口进来，白惨惨的灯光投射在被子上，多少有些不吉利的联想。他们之所以没有跑到镇上告御状，是因为村干部说了一句话，你们的孩子万一晚上回来呢？！这句话把老人们一直藏在心底深处的思虑点了个透亮，就像火苗燃尽时用木棍往里挑了一下，火星又啪啦啦跳出来一样。

尽管老家的住房条件并不比城里差，可我很少在老家过夜，总是吃过晚饭开车回城。父亲从不挽留我，包括我临时遇事去不了老家，他也没有意见，在电话里反而劝我不要去，跑来跑去太累，自己顾好自己。相反，母亲是有意见的，有时带着情绪说，谁谁跟自己的娘合睡一张床，谁谁与娘亲热得像俩姐妹。母亲说这话时一边却催促我早动身，怕晚上开车不安全。

母亲嘴里的谁谁，都是我的同学。她们有的进城，有的远嫁，已是为人妇为人母，只不过，我比她们早离开这个村子。后来，她们也一个个走出了村子，大部分聚到了城里，散落在各个角落里，摆摊、推销、倒卖，只要能在城里立下脚跟，她们甘愿把寄人篱下的生活当成奋斗的一部分。还有他们，我的男同学们，用城里挣来的钱在村庄里建起新宅，而自己仍蜗居在城里的某个出租屋。他们我已经有十多年没碰过面了，或许我在城里的某条街道上碰到过，甚至还有可能并肩站在了某处红绿灯前。他们的情况，我并不知晓，从母亲的村庄补习课里我还是能找到些痕迹。他们已是人到中年，跟众多的异乡人一样仍为生活打拼，如果不是为了孩子，他们绝不会牵户口，不会买房子。他们倾其所有，无非是想让自己的孩子能真正立在城里。而他们自己，已在村庄里留下余地，父母终老于村庄，他们也会终老于村庄。endprint

几个月过去后，那个我偶尔去散步的村子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电线杆上的老中医广告依旧，塞在门缝里的小广告也依舊，狗的叫声也跟以前那样充满着忠诚，但村子里弥漫着一种传播的气息。晚饭后人们从院门里走了出来，开始聚在村道上窃窃私语，或实或虚的信息从这户传到那家，半真半假的消息又从那家飞到这户，看似集体捍卫着村庄，其实已经各自为战，为利益而战。在具体政策的条文下，有的开始假离婚，有的父子反目，有的兄弟姐妹轩然大波，每个晚上都能听到掼碗倒盏的声音。更有甚的，一座假山从这户移到那户，又从那户搬到另一户，被同样搬来搬去的还有大理石，盆景。倒是小房子里出奇的安静，从小窗口泄漏出来的灯光里我似乎看到了他们的无所依傍。或许他们已经开始寻找下一处小房子。

我在这个称之为城中村的村庄里意外地看到了萤火虫，还有一二声稀薄的蛙鸣，毫无疑问，它们在一处只有两垄地的小菜园里，还紧挨着垃圾倾倒站边。或许它们早已分清了月光与灯光，在找不到夜色的时候它们只好迁徙。我曾经留意过它们，但目光触及纵横的水泥地后，我的念想触礁了。所以，那一刻我听到蛙鸣，看到萤火虫，我立刻想到了留守。我想，可能还有许多昆虫、生物留守在这里。只要还有所裸露的泥土，它们就会留守下来。

只是，这个村子总有一天会被拆迁，墙壁上的动员，横幅上的动员，将兑现一套套高层的房子，让村民住进可以俯瞰城市的高楼。一个村庄化解于城市文明中的一个符号，而这个符号终将淹没在万家灯火中，没有人会记得高楼下的泥层里曾经住过哪些昆虫，或者埋葬过谁的祖先。我看到过的萤火虫提着灯笼会不会迷失在炫目的霓虹灯下，还有那些曾经呢喃过的秋虫，它们又将会徒步到哪里？至于植物，没有悬念，它们作为商品的一部分，列入了主人的搬迁费里，它们的去向，已经并不重要。

所以，当有一天，我看到一辆推土机进入这个村庄时，我对这个村庄的消失已经有了准备。只要有一户签下协议，那么村庄的大地开始松动，就像人的牙齿，一颗掉了，旁边的就慢慢跟着松动。无论是钉子户也好，积极户也罢，村庄的前景已经像横幅上的动员，它们正一点点撬动着村庄的根基。在具体的利益面前，村庄的名义已经并不重要，一套房子变换三四套房子，还有近百万元的补偿费，村民真的富有了。

一个村庄消失了，对城市而言或许就是一个成果，用一块腾空的土地置换出规划上的红线或黄线、绿线与白线。我曾跟一位做了近十年拆迁的工作人员开玩笑，说他是专业村庄杀手。对此，他并不生气，似乎还有些得意。他说，一些拆迁户一夜暴富后一下子变得木呆呆的，有的被人拉去买六合彩，有的被骗去赌博，赌博的那些最后都是借高利贷，两年就把家底弄得净光，据他知道的确实数据是三桌，也就是三十户。他伸出双手，冲我晃了一下手心，然后晃了一下手背，再晃了一下手心。我被他手心手背晃得直晕，但大脑沟回的海马却活跃着，它替我保存着一个村庄的模样。

有一天，我忽然看到一棵大樟树，它默默地立在那个消失的村子里，周围其实已经是一片废墟，它在大桥匝道的一侧屹立着，像一位老人留守着消失的村子，风一来，树叶哗啦啦地响，好像树叶跟树叶说着什么。得感谢有关人员，没有把这棵樟树移走。它像一道碑一样立在了那里。

这棵樟树的主人曾经提出六万的价格出让，说是他们家的太爷爷手里种的。拆迁办认为太贵，于是主人就不肯拆迁。最后谈下来四万。结果隔壁的邻居听到了这个消息，闹到拆迁办，说是那棵樟树的根一半在他们家的宅基地下，必须也赔他们一些钱。而且还说这棵樟树是野长出来的，根本没有人种植，太爷爷纯属传说。为这棵树大家闹了很长时间，最后似乎暗搓搓地解决了。

一棵樟树，我想到小学时的一位老师。有一次放学前，她说晚上带着课本到她那儿去一趟。她的宿舍挨着她的办公室，但她似乎每天都喜欢夹着课本回宿舍，第二天又夹着课本到办公室。

现在，我的记忆对补习什么课，已忘了，但她站在门口，随着我的脚步，她像一棵树一样在生长。一直到她跟前，我仰起头，她的头上边，站着一轮弯弯的月亮，而她的宿舍在月光下像一本打开的课本，静静地搁在一棵树的旁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