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娜

一

电视剧版的《白鹿原》已经播完了，从开始的一副扑街相，到40集后的渐入佳境，一路低开高走，这是一部良心剧。

《白鹿原》中的女子命运大都比较曲折，冷秋月就是其中一个。相较于百灵的飞扬勇决、田小娥的风情万种，冷秋月实在太暗淡了，她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三从四德”的乖乖女——老实有余，个性不足。自打小时候父亲为她定下和鹿兆鹏的娃娃亲起，她的不幸就已命中注定。

鹿兆鹏是一个革命者，接受的是新文化、新道德，而冷秋月和她身后的白鹿原，恪守的是旧文化、旧道德。鹿子霖软硬兼施把冷秋月这个媳妇强塞给鹿兆鹏，这在鹿兆鹏看来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接受的不仅仅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女人，还是一种旧的文化、旧的生活范式，接受就等于就范。于是，鹿兆鹏虽然被骗回白鹿原成婚，但对新婚妻子毫无感情，冷秋月一嫁到鹿家就守活寡。

在原著中，由于一次酒后失态，险些导致鹿子霖与儿媳妇冷秋月乱伦。不久后，冷秋月陷入癫狂，最终身死名裂。在电视剧中，编剧的改编也非常到位。鹿兆鵬想把冷秋月接到城中不再受原上风言风语的折磨，但冷秋月表示接受她就得接受全部，和她住在一起，于是两人不欢而散，冷秋月随后上吊自杀。不一样的结局，一样的凄惨。

二

民国是一个革新旧式风俗的时代，有人追求恋爱自由，有人依然相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新旧交替时，包办婚姻酿成的悲剧比比皆是，鹿兆鹏冷秋月也只不过是一个缩影。“小脚与西服”的冲突，也曾在许多名人身上发生。

1915年，大才子徐志摩由家庭包办，与巨富张润之之女张幼仪结婚。对自己的妻子，徐志摩第一次看到照片就评价她为“乡下土包子”。为了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他与妻子履行完婚姻义务后就离家求学了。在国外留学时偶遇“人间最美四月天”的林徽因，即便是全民情人的大才子，面对女神也疯狂迷恋，心甘情愿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他以为“无爱之婚姻忍无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坚持要求与张幼仪离婚，由此成为近代中国离婚第一人。

鲁迅的遭遇跟鹿兆鹏更为相像。周母谎言称病，将尚在日本留学的鲁迅骗回家中，一手安排了他与朱安的婚事。婚礼上，鲁迅面色阴沉，听从摆布，周母以为儿子认可了这门婚事。晚上入洞房后，鲁迅见到揭开盖头的朱安，一句话也没有说，在洞房里静静坐了一夜。这真是跟《白鹿原》中鹿兆鹏的婚礼如出一辙。鲁迅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朱安在鲁迅去世后，仍然一直跟随周母。1947年，形影相吊的朱安孤独地去世。

三

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新旧道德变迁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赞同新道德，同时谨慎地恪守旧道德。”

拿这个标准来衡量，胡适在婚姻问题上称得上“模范”。1917年由其母包办，胡适与江冬秀结婚。自由恋爱的风气在当时已颇为盛行，但这并不妨碍他选择维持这段婚姻。他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虽然之后的岁月里，胡适也遇到过自己的红颜知己，有过“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但最终还是与江冬秀相濡以沫、厮守一生。

有人说，胡适一生倡导自由，但自己的婚姻并不自由，挺可悲的。但我觉得，胡适起码有选择的自由，而不是被绑在命运的车轮上毫无还手之力。

民国时期，三媒六证，婚姻包办，女人未必幸福；婚姻解放，恋爱自由，幸福的也未必是女人。朱安也好，张幼仪也罢，能依附的只有男人，能托付的只有命运。命运步步紧逼，自己步步退让；时代大潮奔涌，自己随波逐流。

（摘自《河北法制报》2017年7月4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