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晨钰

多年来，展出次数的有限令《千里江山图》

在名气上远不如《清明上河图》，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这绝对是一种严重的低估

9月15日，故宫“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的第一天。

八点半，午门准时打开。排队的参观者不像以往直朝太和殿走去，而是一刻不耽搁地径自左转，奔向午门旁的西雁翅楼。这样的“故宫跑”最早出现在两年前，当时的人们奔向的是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

这一次，负责现场秩序的安保人员说，如果不能赶在开门后的十分钟进入展厅，那么至少要等上3小时。观众显然都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手里拎着干粮点心，腕上挎着马扎，还有人腾出双手翻着相关画册，册子上无一例外都在讲同一幅画——《千里江山图》。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幅北宋画家王希孟唯一的传世作品一直处在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况。从上世纪50年代进入故宫以来只展出过4次——《千里江山图》近12米的长卷比同时代的《清明上河图》长了一倍多。不同于后者的热闹繁华，《千里江山图》描绘的是绵延的青绿山水景色。因为保存900多年依旧色彩鲜丽，这幅画被认为是中国青绿山水画中的里程碑式作品，更有人认为《千里江山图》之后“世上再无如此青绿”。

“上帝让他干了这件事”

在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员王中旭看来，王希孟简直“就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因为几乎没有关于他的史料，《千里江山图》是他存在的唯一凭证。

1100年，宋徽宗即位。4年后，这位热爱艺术的皇帝创办了专门培养绘画人才的“画学”。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宫廷美术教育机构，也是古代唯一的官办美术学校。

画学的门槛很高。除了要求学生有真本事，还要有官员推荐才能入学。再加上有最严厉的校长宋徽宗把关，画学招收的学生不过30人，王希孟就是其中之一。入学那年他不过十三岁左右。

在画学的求学生活很充实。王希孟除了学画画，还要上文化课。3年后，毕业在即。尽管画学是皇帝办的学校，却不能包分配工作。要想进入专门的宫廷画院必须得经过毕业考试，出题人和阅卷老师是宋徽宗。

在这最后一场考试，王希孟挂科了。宋徽宗是个严格的老师，他对画学生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把事物画得精细工致，这时的王希孟还没有学好写实的绘画技巧。

当不成画家的王希孟被派去当时的中央资料档案馆“禁中文书库”，负责誊写文书、整理资料。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死心，挤出时间画画，逮到机会就给宋徽宗献画，帮他献画的则是当时的北宋权臣蔡京。在负责管理故宫文物的梁金生看来“如果没有蔡京，可能也就没有王希孟”。

经过蔡京多次提拔，宋徽宗终于注意到了这个还算有天分的年轻人，他打算亲自教王希孟绘画。不仅如此，就连王希孟作画用的绢和颜料都一并提供。不出半年，王希孟就画成了《千里江山图》，此时他才十七八岁。

画家陈丹青觉得，王希孟在最好的年纪生在了山水画的黄金时代。山水画在宋代进入巅峰时期，画院制度完备，绘画甚至成了科举制度的一个特殊部分。在追求文艺的风气影响下，以米芾等为代表的著名画家层出不穷。王希孟提笔画《千里江山图》的时候，“他正好18岁，大几岁或小几岁都不可能有《千里江山图》。只能说是上帝让他干了这件事情”，陈丹青这样说。

这幅画真是对足了宋徽宗的胃口。这位皇帝艺术家向来喜欢场面大而全、色彩华贵鲜艳的画作。王希孟献上的作品在他眼前铺开的正是一条绵延不断的千里江山，绢上的青绿色鲜亮夺目。

根据《北宋名画臻录》记载，王希孟死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也就是在画完《千里江山图》之后不久。书中说，他因为触怒皇帝被赐死，也有人认为他是“活活累死的”——为了完成这幅规模庞大的画，十几岁的王希孟一定是熬夜赶工透支精力。

让王希孟有机会重得赏识的人是蔡京，让他不至于成为“无名氏”的人，也是蔡京。因为《千里江山图》是在皇帝指导下完成的，按照规矩画家只有得到皇帝允许才能落款署名。但由于宋徽宗将这幅作品赏给了蔡京，后者又在画上题了跋，后来人才有机会知道了王希孟。他短暂的一生被蔡京精简概括成不足百字：“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流离近百年，一朝重回宫

这幅画的命运却要比王希孟顽强得多。

1126年，北宋随着金军入侵由盛转衰，被认为是乱臣贼子的蔡京遭到抄家，《千里江山图》也随之被收入南宋内府。到了元代，一位名叫李溥光的和尚得到了它，最终这幅画辗转落到了乾隆皇帝的御书房，《千里江山图》的名字也第一次被写入记录皇宫收藏珍品的《石渠宝笈》中。

命运的再次转折，出现在1922年。辛亥革命爆发没多久，溥仪退位。按照民国政府给清皇室的优待条件，他能够带着几位嫔妃、臣子和太监等继续生活在紫禁城北部的后廷中，每日的开销则靠民国政府的拨款。那时谁也不知这皇宫还能呆多久，人人都想着最后捞一笔，民国政府的撥款根本不禁用，溥仪就动了把宫里的字画文物偷运出宫转手卖钱的心思。他在《我的前半生》里回忆，每天让进宫伴读的弟弟溥杰和堂弟溥佳把珍宝偷带出宫。他们最先偷运的是宋、元古籍，因为它们跟平时上课要带的课本差不多大小，用黄缎包袱裹起来就看不出区别了不会引起神武门士兵的怀疑。直到溥仪搬出皇宫的前两天，他们还趁着养心殿没人，从保险柜里拿一些珍珠手串的小物什带出宫。

比起“偷”，“赏赐”是稍微体面一点的做法。

当时每个宫的东西都由各宫保管。赏赐前需要在账本上记清楚，然后到相关部门登记把什么东西赏给了谁，最后由他们开一张条子。只有凭借这个条子才能把东西带出皇宫。endprint

开始时，溥仪还算谨慎，几天一“赏”，后来则几乎天天封赏。在故宫记录清宫散佚文物的目录上清晰记载着1922年11月25日，溥仪赏给了溥杰17件文物，其中就有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后来溥佳回忆道：“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

运出宫的书画文物先去了溥仪父亲的醇王府，随即又被运到天津租界内的张园。1924年底，军阀冯玉祥把溥仪驱逐出了紫禁城，溥仪随后在天津张园住了7年。之后溥仪成了日军的傀儡皇帝，举家迁往长春。长春光复路一栋二层的小白楼成了另一个“紫禁城”。与溥仪同行的还有一百多箱从宫中带出的文物，《千里江山图》就在其中一个箱子里。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溥仪仓皇出逃。情急之下只能扔下大部分珍宝，只挑一些细软藏在小皮箱的夹层中随身携带。士兵看到这些被遗落的大箱子时眼睛都直了，撕开封条，抢夺文物，不少字画在争夺中断成几截。

长春的士兵争得你死我活，京津的文物贩子也闻风而动。琉璃厂古玩铺那些当家的结伴去长春买货，他们把这些溥仪从故宫中偷盗出的书画称为“东北货”。

先后去长春的琉璃厂古董商有9个，其中一位就是论文斋的靳伯声。他是河北香河人，14岁时就到天津锅店街宝文斋南纸店当了个学徒。耳濡目染间也懂了些字画的门道，还结交了不少书画家。这趟买货，他收获颇丰，其中就有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

上世纪40年代末开始，以文物鉴定家王世襄为首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开始追查“东北货”。他提出重赏能提供有用线索的古董商，还专门申请用来收回国宝的拨款。

解放不久后，中央政府也发出行政命令，要求各级政府将清宫流出的文物归还给故宫，不少个人收藏者响应号召捐出自己手中的文物。1953年，靳伯声把《千里江山图》捐给了国家文物局，文物局把它存放在故宫。1957年，修葺一新的故宫把这幅画登记在册，《千里江山图》重回紫禁城。

高于《清明上河图》

回到故宫的《千里江山图》大部分时间都静静地呆在地库。

最早在1990年完工的地下文物库可以称得上是故宫书画藏品的大本营。为了良好保存书画珍品，这里常年恒温恒湿，温度设定在15℃左右，湿度则设定在50%。出于防火考虑，地库的储藏柜全部是铁柜，里面安放着根据年代划分的不同书画家作品。

有些珍品在进入故宫后会经过一定程度的修复，存放在《千里江山图》不远处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如此。1973年故宫就对这幅画进行了耗时一年多的修复。修复前的第一步就是清洗去污，用笔蘸上温水清洗。然后用水油纸加固画面以便能从画的背面补上破洞。

但说起对《千里江山图》的修复，梁金生却是连连摆手，“没人敢动它”。这幅画使用了很多矿物颜料，且上色厚重，极易掉渣，“每一次打开对它来说都是伤害”，更不要说用水清洗。在重返故宫的60多年里，它只展出过4次。2009年的那次展出还引发了专家们关于“《千里江山图》该不该‘静养20年”的讨论。

今年这次“千里江山展”是为数不多的全卷展出，故宫为此专门定制了一个低反光玻璃展柜。为了减少对画作的损害，这幅画只展出46天，10月30日就会换展。为了赶在换展前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它，故宫规定每一个观众在这幅画面前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之后它又将回到故宫地库纹丝不动地呆上至少3年。在前来观展的观众看来，“这是看一次少一次的作品，也许这辈子就这么一次”。

展出次数的有限令《千里江山图》在名气上远不如《清明上河图》，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这绝对是一种严重的低估。作为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员，王中旭认为，与《清明上河图》中大家喜闻乐见的繁华市民生活相比，想要鉴赏《千里江山图》所描绘的青山绿水需要更高的艺术修养。

他把这幅画比做“音乐剧”，因为细致入微的绘画让人们欣赏它的方式不再是用眼睛，更像是用脚走入这幅长卷，整个过程“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你可以行走在山间的小路上，也能拜访山势平缓处的村落，运气好的话还能碰上隐秘寺庙，也可以在烟波浩渺的水面驾舟远航……这种详实精细的绘画风格跟追求写意的明清画很不一样，陈丹青曾经在欣赏这幅画的时候恨不得把脑袋贴在展柜的玻璃上，“看得像个傻子一样”。因为“这幅画实在太辉煌，既开阔又具体。如果把这幅画切割成无数个局部，那每个局部都可以成为一幅画，充满了细节”。

王中旭按山势水面把这幅画分成了6个局部，在近12米的画绢上山势有起有伏，有高潮也有回落。在第四部分出现的最高峰是整幅画的巅峰，群山向它倾斜，摆出众星拱月的姿势，隐喻了君臣之间的关系。根据山岭江湖依伴而生的特点，有学者指出，这幅画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了当时北宋统辖疆域里的鄱阳湖畔的庐山。

除此之外，画中最精彩的还要数一座木构梁柱式长桥。这座长桥横亘在烟波浩渺上，中间还有一个“十”字形的两层楼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曾专门研究过这幅画中的建筑，他提出这座长桥的原型极可能取自于江苏吴江（今属苏州吴江区）的长桥，始建于北宋庆历八年（1048），原为木桥。

在陈丹青看来，18岁的王希孟几乎是把学到的技巧和见到的世面一滴不剩地泼到画绢上，“一点不乱，不枝蔓，不繁杂，通篇贵气又清秀逼人”。

而对于大部分普通观众而言，最有吸引力的还是传说中最美的青绿色。

王希孟用高纯度矿物颜料的石青、石绿给山峰着色。如果仔细观察，人们在颜料斑驳的地方可以清晰地看到颜色不只一层，石青下面还藏着石绿，不同色彩过渡得极其自然。大概是因为贵价颜料都有宋徽宗提供，王希孟用起来毫不心软，一层层敷上去的顏料让这幅画在900多年后依旧鲜亮。

故宫博物院展览组的张光耀表示：“《千里江山图》在业界的评价和地位甚至是高于《清明上河图》。”它明艳到近乎发光的色彩跟传统水墨山水画比起来实在太显眼，那光芒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了青绿山水画这一领域。

此次，与《千里江山图》共同展出的还有东晋至明清近现代的其他青绿山水画作，其中有隋初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它是现存最早的山水画，在此之前上了颜色的山水大多只是充当人物画的背景。

故宫外的队伍还在增加着长度，看着一群一群奔向《千里江山图》的观众，策划这次展出的王中旭心情却有点复杂：“一方面是想让更多人知道这幅画，另一方面又不想让大家只知道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