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子达

坦率地说，我是一个写不了游记的人，一则自身物质条件有限，别说远游，连近在不到百里的老家都很少回去；二则自身卑微，学识有限，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就山写山，就水写水，即使游览了三山五岳，也写不出什么好文章来，更何况我的足迹永远在谋食的路上，与“游”无缘。然而，这次应朋友之邀，去了一趟曾经是一个村落的史家沟，快两个月过去了，却一直在心里发酵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难道是因为平生第一次在野外过夜的缘故？还是朋友那无以了却的乡愁深深打动了我？或许，二者皆有吧。

乡愁满怀的朋友是文栋和文廷弟兄俩，他俩的童年就在史家沟度过。史家沟在哪呢？在湟中县拉沙乡。现在，文栋在建筑行业干得风生水起；文廷在商界轻车熟路。他俩都是有车有房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人。我和文栋是十多年的好朋友，尚记得2003年我的左脚在工地受伤后，他在医院背我上下楼的情景。那时我们在工地一起当小工呢。这十多年下来，他是打拼出来了，而我至今还蹒跚在打工路上，还是不说的好，少些惭愧。

那天，文栋突然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有时问到野外去玩两天。当时看完杂志清样的我刚好有闲，正想着到哪出去散散心呢。这不，文栋的邀请正应了那句“瞌睡遇了枕头”的俗话，要去哪儿我问都没问，就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我带了旅行小帐篷和被褥，走出家属院大门，正当我东张西望找文栋的车时，一辆客贷两用的皮卡车却“唰——”地一下开到我面前停了下来。就在我本能地后退两步时，文栋笑着打开车门，他下车帮我把行李放进装着各种食材和野餐炊具的贷箱，让我上车。原来，为了越野方便，文栋特邀了开皮卡的另一位朋友。

从平安出发，上了西行的高速。对于路盲的我来说，走的是哪条路？沿途经过了什么地方？一概说不清楚，索性就此打住。总之，中午时分到了湟中县多巴镇。考虑到离野营地尚远，就在镇上找了家饭馆吃了午饭，一行五人又上车出发。野营向导由坐在副驾驶的文廷担任。

不多时，就来到一座大山脚下，车在上坡的沙土路上左旋右转地行进，我们从打开的车窗向外欣赏着路边的花花草草。我有一个缺点：对于鲜花的美不太敏感。除了从小就司空见惯的一些花外，识得的野花并不多。常常是他们说出花名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某某花呀！花名当然早就知道，因为在别人的文章里早已熟悉。由此看来，读过的书如果不经过在实践中运用这个过程，充其量也只能算是知识储备而已，不会真正转化为自己的学识和能力。

也难为司机朋友了，爬高、爬高、在盘旋的山路上不停地爬高，及至到了没路的山顶，还是没有文廷所说的风景宜人、地势平坦可扎帐篷的地方。他老是指着前方，说不远了。司机说没路了，他说怎么没路呢？那时我在这里开着手扶拖拉机经常走。在他的坚持下，一直开到了荆棘丛生的顶峰。一行五人下车，顾不了远眺近看，先商量怎么调转倾斜严重的车头往回撤的事。五人当中他们四人都是有驾照的人，独我不谙此道，故而像局外人一样有暇四顾，居然没能看出大自然的壮美来。由是我想到川端康成说的“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到的美却是有限的；正因为人感受美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說人感受到的美是有限的，自然的美是无限的。”这句不知是因翻译而显得有些哕嗦还是原本就哕嗦的话，却道出了一个真谛：人对于美的感受也需要一种能力。所以我们常常会说艺术家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这是艺术家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家的能力之一，而我不善游记，缺乏的就是对自然美的感受能力。

朋友们都在为车辆的安全调头想办法，我也不能置身事外，想自己所想。便也收心扶住倾斜的车体，幸亏我们都是身强体健的壮汉，没费多大工夫，就连推带搡地调转了车头。大家没敢再乘车，担着惊看着“大胆”的司机按原路往回开，只见车轮在草皮上滑溜得厉害。我们都不敢看行车右侧陡滑的山坡下面那深不见底的原始森林。后来才知道，我们上了的这座山叫额头山，右侧的原始森林属于湟源县大黑沟旅游景区。只不过此行我们是从山顶俯瞰森林之景，而后来去大黑沟时从沟底仰望森林之貌罢了。

到了山下，惊魂甫定。我们才敢谈笑这次的山顶历险行。没有人责怪文廷，听他叙说的那些童年往事可知，他是想去看看留下他童年记忆的山顶风景，在他的记忆中，山顶的风景之美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所以特别想再去看看，拍些照片留念，却忽视了行车的安全。

之后，又是文廷指路，向着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前行。他说要带我们去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安营扎寨。那就走吧，在这景色最美的盛夏季节，朋友们一边谈笑，一边从窗口嘹望因行车而不停变幻的山势和那扑入眼帘的青翠植被，的确让人心旷神怡。车行至一峡谷，只见前面有一片略大于农家庄廓院的平坦草地，靠近南山处尚有一眼山泉，溢出的泉水下流成溪，清澈见底。溪流旁边有一丛蓝色的碎花，有一米多高，煞是好看。我们下车站在花丛后一一拍照留念，只可惜无人能叫得出此花的“芳名”。

我以为这就到了目的地呢，不料文廷又招呼我们上车赶路。他笑着说今晚要去他家大炕上喝酒。只见前面杂草丛生的路越走越陡，山谷也是越往里越狭窄。有的地方旁逸斜出的黑刺枝权横杆一样拦在路中，文廷下车拿刀砍掉。有的路段有水，车轮打滑不能行，我们只好下车，徒手往轮下捧土垫石，踩着泥水推车。好几次有人建议就地“宿营”，反正在这不见人迹的地方有清澈的小溪，有怡人的花香，有茂盛的青草，有挂果的树木。这已经是走进了大自然的怀抱，玩个尽兴毫无问题。但是文廷依然笑着坚持，一定要去他家旧址。文栋虽然笑着说听大家的意见，但他又何尝不想去看看曾经生他养他的那一方水土呢？那就继续往里走。当车开出打滑的路段时，文廷说马上就到了，不坐车了，让车先走，我们步行进去。当心无旁骛地走在这没过脚面的青草上时，不由想起曾经走过的金银滩草原。这时甚至我怀疑脚下是否就是原来的路呢？鲁迅曾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那么此时我走在这样的路上，不由想说：地上原本有的路，如果没有人去走，它将不再是路。

没走几分种，只见车已停在一处平坦宽阔的草地上，文栋在卸车。文廷说这里曾是某某家的场。我充满新奇地打量这个曾经是村庄的地方：北山脚下有农家庄廓院的残垣断壁，人工栽植的柳树居然死树不少；而茂盛恣长的却是天然的黑刺。我们落脚在北山脚下。与北山相对的南山坡上树木并不多，但是杂草茂盛，葱绿悦目。人们曾经开垦耕种过的坡地还是非常醒目，虽然也长满了荒草。两山相距不远，中有蜿蜒流淌的一条小河，河水清澈但不干净，沿河有不少牛粪在水里。可以料定这里还有人在放牧牛羊。朋友们都在自觉干活，我也不能太“特殊”，也去帮忙。既然选定在此过夜，我就先去支帐篷，而这时却隐隐传来雷声，天上布满了阴云。可能有雨，文栋弟兄一点儿都不着急，却兴高采烈地开始制弓箭抓瞎老鼠。直到今日写这篇拙文时，才仿佛理解了他兄弟二人的抓老鼠之乐。endprint

三顶帐篷刚刚扎好，电内雷鸣，大雨如注。我急忙躲进帐篷里，他们还在各干其事。躺在薄薄的防潮垫上，宛如躺在了柔软的席梦思床上，居然感受不到地表的坚硬，真正草如绿毯。听着雨声中他们的欢快说笑，我的思绪却不知不觉飞到了老家。等回过神时，已是泪眼朦胧。谋食于城市的人，谁又不是时时怀想着自己的故乡呢？难怪文廷坚持要来这“一溜儿天，两溜儿山，洗了衣服晒不干”的史家沟。这里有他兄弟的童年记忆，还有他们无法搬迁的祖茔。而这些将随着岁月的久远，淹没在荒草之中……

是夜，微雨不停，我们在篝火旁豪饮。奇怪的是我们并没有酒后的高声大嗓，不同年龄的五个男人却在说着同一个话题：故土是根。

漫漫上坡路

当我真正拿到青海省作家协会的会员证之后，方才为自己没能写出那怕一篇能当得起作家之称的作品而汗颜。有句话叫“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距离一个真正的作家还很远很远。年过不惑的我不敢妄自尊大，但也不敢妄自菲薄。回首往事，因为自己有文学梦，我在可能沉沦的境遇中拒绝沉沦；可能放任自己的环境中拒绝放任。在我“打工为开眼，谋食苦奔波”的二十多年里，无论如何，我坚信自己走的是上坡路。这是因为我的处女作《求索》发表后，曾也荣幸地参加了一九九一年省作协举办的第五期“青海文学院”的学习。这部在今天看来稚嫩的中篇小说的发表；这次没有文凭可拿的“青海文学院”的学习，对我的人生可谓影响深远。

我出生于一九六九年，按时下流行的说法，我是所谓的60后。那时若能考上大学，不仅有天之骄子的自豪，更有命运的彻底改变。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农村学生，一旦考上大学，那确实就是鲤鱼跃龙门的大喜事。正因为如此，凡是上了高中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对于考大学寄予的厚望真是无以言说。我也不能例外，但是我比別人多了一层麻烦，高三分文理科时，学校硬是把我这个“诗狂欲上天，酒醉思吞海”的文学爱好者分进了理科班。其结果可想而知，我硬是与大学失之交臂。不读大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永远的疼。

我与大学无缘，不单是因为我被强行分进理科班的缘故，也不是因为我看书练笔的缘故。应该说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我的初中是在本村所谓的“戴帽”中学（现已撤销）就读的。足不出村就能读中学，这是好事，尤其是在农村刚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八十年代初，我们这些在校生别说早晚要力所能及地在家做农活，逢到农忙季节，学生就是家里不可或缺的一个劳动力，那时学校索f生就放“农忙假”。在这种现状下，在本村上中学，既减轻了贫困家庭供学生上学的经济压力，也不耽误学生早晚在家做农活。如此，就有近大半原本不打算继续求学的小学毕业生得以读了初中。这是好的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戴帽”中学非但没能改变小学就存在的譬如师资力量薄弱的局限性，而且将此局限有所延伸，事实上也彻底将我们耽误了。别说音乐、美术课不曾教授过；就连历史、地理也一并省了。没有英语老师，初中三年我们不曾碰过English，到县重点中学读高中时，凭空要从高中课程学起，不抓瞎才怪。我们的基础如此，能考上大学的只能算是怪才喽。事实上，从我们那个“戴帽”中学考进县重点中学就读的三位昔日的“佼佼者”，高考无一排名“孙山”之前。

但在当时，被失望打击了的亲人们说话总是带着情绪，譬如当我农活做不好时，父亲的斥责不仅严厉，而且总是捎带着讽刺。亲人们认为供我读了高中，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既然上不了大学，就当认命。而我当时十八九岁的年纪，正值青春年少，不仅敏感，而且叛逆。愈是有人骂我没出息，我就愈是想有出息；愈是遭人白眼，愈是想争口气。在自身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谦虚的情况下，诸多压力反而让我滋生“傲气”，原本遮遮掩掩不敢说出口的“文学梦”，竞被我大声地说了出来，居然没有半点不好意思。

我知道作家不是轻易能当的，不仅要储备生活，更要储备“知识”，当时我认为的知识，就是广泛的阅读。要阅读，就要有书，书从何来？借！这倒不是受了“书非借不读”的影响，而是确实无钱购买。其实也不可能去购买如此大量的书籍！以我累积的阅读量来说，我这二十多年打工所挣的工钱不吃不喝全部用来购书也买不来一半。显而易见，我不仅想说自己读的书多；更想说自己打工的工钱委实低的可怜。

不用饶舌，大家都知道借书有个好地方，那就是图书馆。不怕人笑话，我到县城上了高中之后，才知道图书馆是怎么回事。从那时起，在同学的帮助下，我办了一个县图书馆的借书证，从此开始了我长达数十年的借读生涯。不得不说一句所谓城乡之差。在我住在县城上学时去一趟县图书馆还算便利。等我结束学生生涯后，单是为了借一本书，往返县城就得走十多里的山路。这就得乘着农闲有时间时才能去。由此我喜欢地里基本没有农活可做的冬天。

有时去图书馆，借了可以外借的书籍后，又去浏览室看杂志，中午图书管理员关门要去吃饭，我就央求把我锁在里面，能得到允许，感激自不必说。我老实，读书就是读书，不乱动，管理员老师们待我很好。只有一次，一位老师关切的一句话使我羞愧难当：“你真拿精神食粮当饭吃啊！你年轻轻的这么挨饿，身体要紧啊！”

读书，确实需要时间，农闲时在家读书也会闹矛盾。晚上我亮着灯读书到凌晨，家里人以电费太高说事，让我不得安心。我的三哥时任村小学民办老师，我就要了他的办公室钥匙，晚饭后就去学校看书。夜深时家里闩了大门叫不开，我就索性不回，在没有火炉的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夜。有时撑不住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醒来时冻得都站不直身子。

也许是读书积累了一定的量吧，我不由拿起了笔，写作的冲动盖过了一切，使我有点不管不顾。晚上趴在被窝里写，直到父亲恼了才睡。清晨一如既往地往地里拉过家粪之后，躲到屋顶去写，稿纸下垫一块木板当桌子。我的写作使家庭矛盾不断升级，我不得不到一位要好的同学家去客居写作。我在同学家全力以赴写了十多天，终于脱稿。这就是我处女作《求索》的写作过程。这篇小说由《青海湖》配以评论《山村的“文学梦”》发表后，作协领导认为我二十二岁的年纪一出手就是中篇小说，是有写作潜力的，就以扶植文学新人为目的，让我参加了斯年举办的这期“青海文学院”的学习。endprint

参加这期学习的十二名学员，除了我是初出茅庐外，其他人都是颇有成就的作家和诗人，譬如当年井石就获得了“庄重文文学奖”；班果出版了诗集《雪域））。之于后来在文学上取得重要成就的陈元魁、轩锡明、韩玉成、老村等人也是本期学员。我管他们称呼老师不是客气，而是应该。

有句话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写作尚未入门的我执意要写长篇小说，而且话说得很满，“一天写一章，一个月就写完了。”有作家不无戏谑地问我：“小苏打算一章写多少字啊？”我毫不谦逊地说：“一万字。”我真的动笔开始写了，但是每天写不了一千字。原来写长篇小说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容易。

除了写作外，我们学员之间也会聊天，有时也会喝点小酒。我不知何故，嗜酒。尚记得有次有位老师“恶搞”我，他执意要给我“敬酒”，不喝他做出要下跪的样子来，吓得我一阵阵猛喝，结果是酩酊大醉。之后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一概不知。出了洋相还罢了，关键是说了不该说的话。有老师第二天告诉我说：你平时把每个人都叫老师，可是喝醉了却狂得没边，说“他妈的创作上谁是谁的老师？全靠自己！”我闻言惊诧不已，暗忖我怎么会说出连自己都吓一跳的话呢？是什么不愉快刺激了我的情绪，使我酒后无礼呢？难道心里没能放下和井石老师的那件不快事？

青海汉民族差不多都知道明洪武年间，南京竹子巷有人在上元节挂花灯时，在花灯上因为画了一只大脚雌猴而触怒了长有一双天足的马皇后而被发配迁往青海的故事。我从小就从父亲口里听过这个故事，这次写长篇，就以这个故事为引子开始的。偏偏井石老师正在写作的小说中也有这个故事。他私下里对另外一位学员说我“抄袭”了他的作品，还举例说我连“撒娇”一词都用了。这是哪跟那儿的事？当时我根本没看过他的任何作品，更别说正在写作的东西。那时的我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狂的没边的年纪，身为青海人，却没读过任何一位青海作家的作品，读的都是世界名著，中国现当代文学非名家名作不读，浏览文学杂志也是《人民文学》《十月》《当代》《收获》等。说起王蒙、刘心武、贾平凹、莫言、洪峰、马原等作家来，如数家珍。有人曾说过：“看一流作品，有可能写出二流作品，看二流作品，写出的只能是三流作品。”我深以为然。

记得文学院初期，由于我不知道老师们谈论的青海作家作品，包括井石老师当时广受赞誉的中篇小说《湟水谣》。我就像一个混入作家阵营的文盲。井石老师曾对我私下说过：“你要多看些书，你不了解作家作品，别人就没兴趣跟你聊文学了。”这是对的，后来我就专门读了许多青海作家的作品。当然最多的还是井石老师的，因为我得到的作家赠书就数他的最多，除长篇小说《麻尼台》《金梦劫》外，还有中篇小说集《湟水谣》《古堡的主人们》和短篇小说集《山凹农家》等。他签名时对我的称呼也由最初的戏谑式“先生”，亲切地称呼为“小弟”了。当然，这是在后来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中，随着彼此了解的深入，在感情上才真正走近了的。在我眼里他就是仁慈的兄长，睿智的老师。

然而在当时，当我听到井石老师有关我抄袭的话，确实是敢怒而不敢言。我是一个肚里藏不住话的人，酒后就有可能发泄情绪了。完全有可能说了“他妈的创作上谁是谁的老师，全靠自己”这样负气的话。在被我一口一声老师地尊称的作家们听来，我岂不是最虚伪的一个人？我在心里很不痛快，索性不写了。改写一个中篇，直到文学院学习结束也没能完稿。后来我才认识到自己，原来是一个志大才疏的人。二零零三年由井石老师给我编发在《青海湖》的短篇小说《给猪打工》，我用的笔名就是才疏。

我们文学院学习结束后，联系最多的就是井石老师，我写信给他，他每信必复。只是他的字潦草得够可以，两页信纸够我揣度着看上半天时间。话又说回来，看信的时间越长，我高兴的时间越长，可能他是想让我多兴奋一会儿吧。《瀚海潮》新刊一出，时任主编的井石老师一定会给我惠寄一本，……更让我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是井石老师突然会到我家来看我，把我都感动晕了，连泡茶都忘了，只顾攀谈。我们说到新疆的那个抄袭者，感叹这个人不可理喻。他给《瀚海潮》投了一篇抄袭之作，是我及时寫信告诉井石老师的。井石老师说你的来信若再晚一步，抄袭之作就见刊了。

这个抄袭者看了我的处女作《求索》后通过《青海湖》编辑部给我写来一封信，也就是所谓读者来信，当时把我美的！之后我们信来信往成为笔友。谁料想他给《青海湖》投了一篇抄袭之作，头条发出来了。等出刊后编辑部才发现。把副主编程枫老师气得够呛，偏偏我那天去编辑部要本杂志，一向对我关爱有加的程枫老师第一次对我板着脸说：你那个朋友抄袭别人的作品给我们投搞，算啥人？这个抄袭者给我的第一封来信就是程枫老师转给我的。程枫老师是我处女作的真正责任编辑，也是介绍我进文学院学习的主要领导之一，他兼任本期文学院院长。程枫老师知道我和这位文抄公是笔友。抄袭，真可耻！比孔乙己的“窃书不算偷”可恶一千倍！一万倍！程枫老师跟我就这人的不耻行径动怒的时候，我想到井石老师在信中提到过他也给《瀚海潮》投过一篇小说。会不会也是抄袭的？我就急忙写信把这事告诉了井石老师。

从此，抄袭一词，对我成了敏感词。我宁可什么都不写，也不愿与人“撞车”或雷同。以至于现在，每想好一个标题，必先百度一下。如有相同或相近的词条，我就忍疼放弃。有时很着恼，自以为独一无二的标题，在网上早已有了。只能悻悻地舍弃。

2010年深秋的一天，我联系好井石老师，第一次到他城南新区的家里去看望他（之前都是去大同街），还不忘带了刚写的一篇小说稿，期望得到他的指教。井石老师当场看完，谈了他的看法，并留下电子稿答应帮我推荐。就这篇小说稿，我打电话发邮件地没少催问他，他每次都耐心地回复我的询问。在我后来也成为一家刊物的编辑后，才体会到这是多么失礼的事。由此可见井石老师的胸怀有多么宽阔。

我的这篇小说经《雪莲》删改后更名《有福》发表出来，把我很是高兴了一阵子。对于编辑的删改，我原来心里也是挺不痛快，但是当我也当了编辑后才理解删改的不得已。我常跟作者说，限于版面我作了删改，以后有机会你可以在别的地方无删节发表。譬如我的这篇小说，就有机会无删节地以原名《如梦》入选青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平安文学丛书小说卷《古驿路上》。endprint

在我当编辑后，我打电话向井石老师约稿，他二话不说就如约写了稿。我们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发表出来，为本刊增色不少。后来又一次约稿，井石老师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工作。稿子到手了，连编前会都开了，可是由于经费的问题，停刊了……我的遗憾总是难以了却！好在我还兼着一家双月刊的编辑，不至于为又一次的失业而焦虑到无心写作的地步。今夜当我逐字逐句地校对完清样后，虽然两眼干涩，但是毫无睡意，还是打开电脑，趁兴完成了这篇《漫漫上坡路》的修改。斯时若在老家，我该起床了。

丙申年春节

在忙碌与纠结中，丙申年春节临近。有二十多年未回老家过年的我，很想回老家过个年。我们那里有除夕上坟的习俗，年轻的时候不以为然，现在人到中年，竟也想亲临祖茔，给亡父亡母烧些纸钱，磕个头。当然，我未曾出生时就亡故了的爷爷及太爷、老太爷、老老太爷们都在祖茔，烧纸磕头也不能少了他们。奶奶高寿，帮母亲拉扯过我，过世后我曾也一天不拉地上过一百天新坟，我们叫煨火。太太、老太太、老老太太们虽然于我连想象都有些困难，但是坟头就在那里，烧纸磕头一样满怀虔诚。我们苏家祖茔可以上溯六七代（再早的就不知葬哪儿了），但并无合葬的坟头。

自我下定决心回老家过年之后，父母就复活在我的记忆里了。我以为早已忘记的那些往事，历历在目，恍若昨日。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父亲断文识字，母亲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按说，在那个时代，像父亲那样熟读《四书五经》的人并不多，况且父亲还会珠算呢。当时在村小学普遍使用民办教师的情况下，父亲当个民办老师绝无问题。可是，父亲却进了供销社与金钱打交道。应该说这也没有什么，可是在“四清”运动中，不但被“清”得倾家荡产，连家庭成分都成了富农。他本人也成了“四类分子”。自从家里的房子被拆卖后，一家人就住进了阴冷潮湿的土窑洞。

这个时候我尚未出生，他们吃过怎样的苦，我不得而知。父亲究竟为何戴上“四类分子”帽子的？我也无从知晓。只记得在一九七八年前后吧，上面摘了父亲“四类分子”的帽子，隐约记得家里获得国家赔偿70元。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对于家庭历史知之甚少。但就我记事起，家里一贫如洗，赖以藏头的几间土房，简陋得无可比拟。之于全家大小的穿着，我没有特别的记忆，只记得我穿过的衣服连块像样的补丁都没有，窟窿眼眼不少，在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是赤脚。脚底的老茧就成了“鞋底”。相对于饥饿，这些都不算个事儿。我童年最痛苦的记忆便是挨饿。但母亲对我说过：到我头上，家里情况已经好多了。如此说来，父母挨过怎样的饿呢？哥哥姐姐们挨过怎样的饿呢？不言而喻，他们挨过的饿更甚于我。难怪他们常说：人生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

过年，——过难！这是父母留在我记忆深处的感喟。在窘困的岁月里过年，对于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或许只渴望着能吃好点，乃至于穿好点。然而对于支撑家庭的父母来说，这是令他们最头疼的时刻，在铁锅生锈的日常生活中，粗粮尚且不够充饥的景况下，清油细白面弥足珍贵，更别说奢侈的肉食了。如此状况，想过个好年，难乎其难。

家里真正过上不为吃饭发愁的日子，是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二三年里。我们那里比起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要晚五六年，也就是说当我们过上最低温饱生活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自此过年的压力之于支撑家庭的父母来说，可能是小了一些。，

定下了回老家的日子。非但没有那种归心似箭的急迫感，反而犹豫起来，甚至想找个借口给自己一个不回的理由。我这是怎么了？心中的纠结无处诉说。

当我世袭了父母的农民身份之后，从此便打上了受歧视的烙印。考学曾也能够彻底改变命运，但是因先天“不足”和后天的种种局限，我错失了良机。

出生在被人一张口就称之为偏远的小山村的我，对于城市文明的渴望，并非在意的是城里人在我们乡里人面前的那点自豪感。我想自己还不至于那么肤浅。但是我如何去想？如何去做？這是我自己的事，能理解我的人是朋友，不理解的人还是朋友。对于不问情由仅仅因为我是农民而对我白眼相向的人，我也会吝啬自己的青睐。不过，有时，只因自己是农民，本该可以做下去的事情却无法继续下去，这是令人悲愤而又无奈的事情。譬如我在某杂志社当编辑时，开始主编对我一口一个“兄弟”的叫着，没少夸赞我的编辑能力。可是当我告诉他自己目前只是一介农夫时，马上变得不堪重用。虽然跟着主编学了不少东西，但是在编辑部始终没有我的一张办公桌。如此这般，这份编辑工作就成了我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鸡肋”，一年坚持下来，我这个编辑就有点不尴不尬了。

平心而论，如果我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应该感谢主编给的这次学习机会。毕竟是公开发行的核心刊物，我学会了编辑论文；学会了如何修改非文学类的各种稿件；学会了如何写稿签。老实说我学会了许多的编辑知识。这是我感谢主编的地方。但话又说回来，需要养家糊口的我不得不重视收入问题。我不能将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由此在新年来临之际，我婉拒了主编分派的写稿任务，主动给主编一个辞我的台阶。好事多磨，迟迟未能人职，但辞职也就是分分钟的事了。

不得不说的是，因为这家杂志社承诺要聘用我，所以给的额外活儿不少，在正常的审稿改稿的情况下，又让我抽检《青海日报》《西宁晚报》《海东时报》《青海法制报》《西海都市报》五种报纸各一个月的编校质量。按正式编辑的工作量来说，这些报纸看下来，领着工资至少干一个月，不发点补贴心里肯定不痛快。可是领导排给我活儿，时间紧，无一分钱费用。我不是有多贱，而是看在他当初对我的承诺上。因为这是一家公开发行的杂志，我想能当个打工编辑也是挺好的。我废寝忘食地干完了，自己制表、打印交上去了，也就那么回事了。这还罢了，因为这边的“活儿”太多，又有正式要聘用的承诺，就辞去了原先兼职的另一家杂志（内刊）的编辑，又急吼吼地辞去了需要每天去坐班的校对工作，以为是舍鱼而取熊掌呢。可是，全力以赴的结局却是失业。所幸我还兼着一家公开发行刊物的编校工作，要不然我就衣食无着了。如此景况，过年于我兴趣不及一杯水酒。

但是，说好了回家过年，我怎能不去呢？况且我也心牵着老家的人和事，特别是有了可爱的侄孙子，看着侄子发来的孙儿照片，我真的很想抱抱他。无论如何，我也要回一趟老家。我没有大包小包买东西，只买了些上坟的烧纸和冥币，夫妻二人“空手”回家，——对，虽然父母仙逝已久，但我的家就在这里，年愈不惑的我户口尚在兄长门下。

与长年累月在铁路上打工的兄长几句客套后再无多言，倒是跟侄子岳儿有许多话说，这倒不是因为他是在我家里唯一因考学而改变了命运的人。同样，我同小侄子亮亮也能兴高采烈谈笑一番。而更多的时间我把自己泡在酒杯之中，虽然说“借酒消愁愁更愁”。

除夕我和两个侄子去上坟，只能跟在岳儿的后面找祖宗的坟头，如祖宗们泉下有知，他们怪不怪我这个不肖子数十年未曾回家？……鞭炮声不绝于耳，年味儿浓得都化不开了，我没有理由不高兴，但也没有高兴起来的理由。

开车上坟的人很多，亮亮今年刚买了车，我们也算在开车上坟的行列。不能不说老家的变化很大，多数人家盖了新房，多数人家拥有私家车。看着这些变化，我没有理由不感到惭愧，我这辈子除了打工还是打工，背过一百八十斤重的玉米麻袋；拉过一车千斤重的碳化硅架子车（另有人帮忙，）；当过伺养员；在烈日下当过建筑工地的小工……也试图学过化验员、电工及机修工。经历让我明白那句“领导说你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行也不行”并非调侃，而是对于用人现状的高度概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有三百六十天在劳作，不可谓不勤劳，但是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不说也罢。

古人有衣锦还乡之说，我则相反，恰是“落魄”还乡。忧心忡忡地过年着实无趣，初三上完坟，我就匆忙返回了平安。有感而发，就拟了《丙申年春节》这么一个标题搁在电脑桌面上，几次想写，几次作罢。直待又找到一份当编辑的差事，虽然尚未坐班，但有了写完这篇闲文的心情。

（作品系西宁广播台总编室特约稿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