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中

摘 要：民国时期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兵工高等教育在实践模式方面的探索卓有成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不仅兵工教育的课程设置及教材得到进一步优化，师资力量也以专兼职结合的办法获得充实，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实现了深度融合，从而为培养合格的兵工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兵工；实践；课程；高等工程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7）04-0117-03

课程是教学最重要的平台和载体，是保障教学质量的关键性要素之一。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良好的教学环境，再加上优良的师资力量，是培养出优秀学生的必备条件。就兵工高等教育这种专业性极强的工程技术教育而言，课程设置优化与否更为重要，这涉及能否为兵工人才培养提供合适的内容支撑。

一、课程体系探索：课程设置的优化与自主教材编撰

汉阳兵工学校初建时，在课程设置方面就努力追踪武器装备制造的前沿科学与技术。该校本科阶段的主要课程有：应用力学、机械学、冶金学、兵器学、弹道学等 [1 ]。为了拓展学生视野，学校在第三年还开设有“飞行机构造大意、潜航艇构造大意、水雷学大意”以及“工业经济、工厂管理法、工业卫生等”课程 [1 ]。不过飞机和潜艇均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涌现出来的新装备，虽然代表了尖端武器的发展趋势，然而对于军备极为落后的中国来说，实用价值并不大。

直到学校更名为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后，上述好高骛远的倾向才有所改变。为了尽快实现“造兵独立”的目标，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向世界顶尖理工科院校看齐：“课程水准系参照德国兵工大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及吾国教育部颁布大学课程标准之内容而定。前期两年，奠定理工之基础，多共同必修课目，以外国语文、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等为主，至后两年制专门课程，乃分道扬镳，三系各趋极端。造兵系有弹道、兵器设计等主课。应化系有火药制造、毒气工程等学科。”①

从上述课程结构来看，学校前两年以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为主，对基础科目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为更加深入的专业学习奠定了坚实基础。后两年则向专业方向深化，呈现出基础理论与专业理论相结合、课程难度层层递进的特点。

出身日本帝国大学造兵科的李待琛接掌兵工专门学校后，在课程内容方面进行了深入改革。他认为，应该先筑牢弹道学和兵器构造学理论知识的基础，再学习兵器制造。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兵器设计上的错误 [2 ]。为此，李待琛对课程内容进行了调整与优化，增加了三门重点课程。一是“军事与技术”。聘请法国火药学校毕业回国的专家主讲，专门讲授新兵器设计之前的战术技术论证。二是“兵器计算”。该课程主要涉及炮架强度计算，以及各种炮内、炮外弹道计算方法及其比较等方面的内容。开设该课程主要是鉴于兵工专门学校前三期同学在专业课学习过程中，计算实例太少而增加的。三是开设了“枪炮构造及理论”。该课为武器研究、设计、制造的指导性科目，当时在国内并无适当教材和相应师资力量。李待琛为此亲自编写教材，最后将讲义增补成110万字的皇皇巨著 [3 ]。

李待琛在编撰《枪炮构造及理論》的过程中，对内容可靠性、应用价值以及前瞻性都进行了严格把关，对准备纳入书中的公式和算例，进行了认真仔细的验算。而高庆春在讲授“枪炮构造及理论”课时，把重点放在炮身强度及其不同类型的计算方法上，删去炮用材料、炮身制造等方面的内容，缩编为一本43万字的《枪炮构造及理论》 [4 ]。《枪炮构造及理论》对于传播兵工技术知识起到了积极作用。陈永玑回忆：“我在第五十兵工厂试造75毫米山炮炮身时，与第二十四兵工厂的瑞典顾问李博士（Mlicligozs）合作，有关成分、铸锭、锻胚、加热处理等等，就靠这两章（第四章炮用材料，第六章炮身制造）上的资料。” [5 ]中共东北解放区也曾翻印过此书，并据其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

为了让学生具备扎实的学业基础，学校在课程安排上相当紧凑，所有的科目均为必修课，没有选修课，课程总量多达45门，每周课时均在36个学时以上，课业压力相当大②。“当时的兵工学生几乎每学期都有十几门课，需要完成的作业总是塞得满满的，每个学生不用功是混不过去的。”③重庆档案馆馆藏资料显示，兵工学校造兵科学生的毕业考试一共进行了五天，考了十门课。以谢光选和郭燮贤在1946年毕业的第九期学生为例，当初有72名新生入学，最终只有45人毕业④。

二、师资队伍建设探索：专兼职结合充实教学力量

1931年，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说道：“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6 ]由此可见，师资力量在学校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兵工高等教育因其课程专业性与复杂性，对教师的专业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有更高要求。

国民政府比较重视对兵工专门学校的管理，因而其历任校长一般需由有留学经历的高层次人才担任。其中，李待琛在日本帝国大学学习兵工，后几任校长方光圻、社文若、简立等均系留美学生，除简立一人外，其余均为习兵工或理工科出身的人 [7 ]。

在师资力量的建设方面，兵工专门学校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探索。学校早期教师选聘工作并不理想，主要采取委任制的办法来聘请教师，教师的选拔限于兵工署内部。又因为待遇比照参战军官，待遇较一般教师偏低，导致人才的招揽十分困难。为缓解师资短缺，学校采取聘任兼职教师的办法来解决难题。1948年《兵工工程学院概况》一文中曾经记载：“关于师资一项，在33年（民国）以前，系采用委任制，敦请教授，十分困难。后奉令改为聘任制，与教育部各大学教授同等待遇，因此得以顺利聘请各大学名教授担任课程。除尽量以专任报聘外，复遴选各友厂之专门人才，以兼任报聘之。”①

聘任制的优势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外校的优质师资力量。抗战时期，兵工专门学校坐落于重庆沙坪坝，和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比邻而居，为学校聘任其他高校教师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抗战期间几乎所有在渝的高水平教授，都有在兵工专门学校任教的经历。方光圻任校长期间，不遗余力地聘请校外教师，他曾经对学生说：“只要你们提得出校外哪位教授好，我即使‘三叩九拜，也要把他请来。”①这一时期，兵工专门学校可谓人才济济。因此，当时除了有关造兵与火药等专业课程聘请兵工方面的专家担任外，其余课程绝大部分系聘请其他大学的教授兼任 [7 ]。endprint

与此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积累，学校专任教师的实力也蒸蒸日上。如自动车工程学院院长何绪缵早年留学美国，是工程界的耆宿。李待琛是留美博士，为弹道和冶金方面的专家。方光圻留学美国，是物理学家。造兵系主任赵国华，曾经留学英法两国。此外，教金相学的金希武、教材料学的周惠久、教机械设计和动力学的李登科、教化学的欧阳易、教物理的徐为石都曾经留学国外，堪称一时之选 [8 ]。

三、教学方式探索：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

兵工高等教育与普通大学教育不同，它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工程教育方式，需要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的密切结合。如果仅仅汲汲于理论而实践操作能力短缺，那么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将无用武之地。因而，兵工专门学校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十分重视。除了各项重要课程有单独实验课并进行考核之外，学生还必须去兵工厂实习，以便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汉阳兵工学校初建时，就对试验极为重视。“本校试验，分临时、学期两项，临时试验每月以教习任意行之，学期试验于每学期终行之。”成绩则“临时分数与学期分数各半”，“每项课目至少以五十分为最低及格，如有二门不及五十分者，他项分数虽多而平均分数亦足六十分者，仍作不合格论。”并规定：“试验不及等者，不准升班，连次不及等者退学。” [1 ]

抗战时期，尽管兵工专门学校内迁至西南大后方，兵工专门学校的实习条件却非常优越。学校拥有丰富的实验设备，设有理化馆、兵器馆、战车馆、图书馆、实习工厂及印刷所等机构。其中理化馆就有“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有机及毒气、定性及定量分析、工业分析、理论化学、火药等七个试验室”。兵器室“收罗特富，举凡列强新旧各式武器，莫不应有尽有，总数近千，专供学生装拆实习、比较研讨之用。例如轻机关枪一项，计有十余国二十余种之多”，战车馆“共有新旧各式水陆战车16种”。校内实习工厂有“木工、铸工、锻工、焊工、钳工、机工”六个工种，“各式机器五十余部”，可供80人同时在厂实习 [9 ]。在同系统兵工厂的支持下，学校可以开展有机实验等复杂实验。在重庆期间，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交通大学都来到兵工专门学校借设备进行教学实验。

抗战后期并入兵工专门学校的自动工程学院也在学生实践方面投入了很多资源。学校不仅有能生产车、铣、刨、钻等联合工作的母机，还有各种战车和汽车分剖开的机件，并配以电影放映讲解各种图表，指导学生实习 [8 ]。

考虑到学生需直接服务于作战，自动工程学院甚至还开展过实战化演练。徐庭瑶院长极力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平时训练结合战时打仗的方针。每期战车学生队毕业前的野营大演习，他都要亲自到场，最后作讲评训话 [8 ]。

除此之外，学校与兵工厂及相关科研机构的密切联系也为学生实践创造了良好条件。学生在寒暑假期间可以到各兵工厂、汽车厂自由实习，甚至还可以去弹道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兵器研究所及材料试验处等兵工科研机构实习实验。兵工专门学校为此制定了较为详尽的实习规程。该规程规定：学生实习时间不少于一个学期，十八个星期。不仅如此，该规程还对学生需实习的工种、车间及课时作出了详细的规定②。

民国时期兵工高等教育通过课程设置的深化改革，师资力量的调整充实以及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为国民政府军事工业培养了大批合格的技术人才，改变了清末以来兵工生产“借才异国”的局面，为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注 释：

① 详见：兵工史编辑部.兵工史料——中国近代兵工教育史料专辑[Z].1991：62，64，136.

② 详见：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一览[M].1936：10，47-50.

③ 郭燮贤纪念同窗毕业50年手稿这篇自述文章是2012年4月13日由沈阳七二四厂职工、郭燮贤和谢光选的大学同学吴坚老人提供的。文章为打印稿，后面有郭燮贤的亲笔签名。现存于北京理工大学“老科学家学术资料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馆藏基地。引自：韩连庆.抗战时期的军政部兵工学校大学部[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1）：23-29.

④ 见重庆档案馆藏（全宗0034，目录1，卷号566）.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资料汇编（二）[G].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402，409.

[2]李中庸.先父李公待琛大事年表[M]//衡东县志办公室.李待琛博士.衡东：衡东县志办印行，1991：3.

[3]许 康，郭毅夫.中国近代军工和教育的创新者——湖南大学首任校长李待琛的管理思想与实践[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54-60.

[4]中國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工程技术篇·机械卷1[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6：120.

[5]衡东县志办公室.李待探博士[M].衡东：衡东县志办印行，1991：42.

[6]余 林.闪耀世界的演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3：211.

[7]江苏近代兵工史略[M].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89：113.

[8]马俊如.国民党装甲兵之父徐庭瑶将军[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121.

[9]陈国怡.兵工工程学院近况简报[J].兵工月刊新一卷（4）：A14-A1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