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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北教育官报》作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进程中创办的教育类官报，将晚清政府的方针政策传达到基层教育机关，起到了代政府立言的喉舌作用，保证了教育改革在清政府控制的轨道上运行。基于这一背景下，该报成为研究湖北教育近代化的第一手材料，其史料具有原始性、真实性、区域性和连续性的特点，这些为湖北近代教育改革及教育政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清末新政 晚清教育改革 《湖北教育官报》

中图分类号：G206；K252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的统治已岌岌可危，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1901年，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政府不得不发布“改革上谕”，由此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伴随新政的推广，清廷内部许多大臣逐渐认识到创办代表官方立场报刊的重要性。奕劻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指出：“预备立宪之基础，必先造成国民之资格。欲造国民之资格，必自国民皆能明晰国政始，欲开民智而正人心，自非办理官报不可。” 张百熙亦有奏言曰：“中国通商各埠，由民间自行办理者不下数十种，然成本少而宗旨乱，除略佳之数种外，多不免乱是非而混视听。又多居租界，挂洋旗，彼挟清议以訾局。入人深而藏力固，停止不能，阻之不可，惟有由官家自设官报，诚使持论通而记事确，子足以收开通之效而广闻见之途。” 基于这样的认识，自1901年至1912年的十年间，清政府掀起了一场官方办报的热潮，这一时期的官报涉及政治、商业、农工、教育等诸多方面。《湖北教育官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一、《湖北教育官报》的创立

1889年，“以兴学为求才治国之首务”的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在湖北主政期间，张之洞将培养人才，兴办学校作为要务。他认为“国势之强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之急务” 。基于这样的认识，张之洞广设新式学堂，兴办留学教育，一时间使湖北成为全国教育改革的引领者。为了宣传改革思想，开启民智，通达民情，开启风气，张之洞非常重视以报刊为政府喉舌传递信息。在他看来，“报刊之设，仿自泰西。采撷新闻，发滤清议，所以宣达下情，启迪民智，开内地之风气，传外国之情形。关系视听，极为重要。” 为此，张之洞积极筹办了多种报刊，《湖北教育官报》是其中一份具有明显地域特色，刊载教育相关谕令、章奏、文牍、别录及调查报告等内容的政府机关报。

《湖北教育官报》的前身是《湖北学报》，1903年2月由时任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的端方在张之洞的授意下创办。该刊物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学” 为宗旨，“着重选择东西名家论著，以咨考究”，其内容主要包括“关涉学务之谕旨，并酌情奏定各国学堂章程、学堂经费、册报及学堂一切庶务文牍。此外还刊载中外教育学、史学、地学、外交学译著，并集录东西方各国近闻。” 1905年，该刊由旬刊改为月刊，同时更名为《湖北教育官报》，直至1912年8月再次更名为《湖北教育杂志》为止，前后共发行九十余期。相较于《湖北学报》而言，《湖北教育官报》被冠以官报之名，明确了它的政府行为与政治意味。张之洞认为“官报之与民报不同，务须宗旨纯正，体裁谨严，凡所录必禅实用，凡有记载，力戒虚妄。庶足以正人心，体裁谨智，息邪波而助政教。” 通过官报这一政府媒介，不仅可以达到“崇正黜邪”之目的，还可以通过官报“益智愈愚，征实辩污”。清除邪说流言对官吏士民之心的惑乱。为此，《湖北教育官报》的主办者在《湖北学报》的基础上，增加了教育谕令、文牍、章奏等内容的篇幅，更加关注教育行政与章程管理之内容。减少了对于东西方学制的介绍性内容，削减了教育理论译著的篇幅，雖保留了“译著”栏目，但其篇幅不足全刊之十分之一。到1911年前后《湖北教育官报》甚至直接删减了“译著”栏目而专载公文了。这时的《湖北教育官报》完全变成了官府行政命令的传声筒，其作为媒介的文化传播功能实实在在被弱化了。

尽管如此，《湖北教育官报》作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进程中创办最早的教育官报，它不仅起到了代政府立言的的喉舌作用，将清政府及湖北地方政府教育改革的方针政策及时有效地传达到各级地方基层教育机关，以防止各地教育“各行其是”，“歧误日深”，保证晚清教育改革能在清政府控制的轨道上运行。而且从《湖北教育官报》内容来看，其中不乏有识之士对办好教育的先进理念陈述及湖北各地教育新政的举措和存在的问题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晚清《湖北教育官报》是湖北教育近代化过程中最直接指导区域教育改革方向，推进湖北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媒介，也是研究湖北教育近代化过程的第一手材料。

二、《湖北教育官报》的史料价值

近代的报刊，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文献的历史遗存，它以不同的文献形态刊载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重要信息，它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所蕴含的丰富而独特的史料，是其他类型文献所很难代替的。因此，许多报人和学者都非常重视报刊的史料价值。著名学者章太炎认为：“夫报章者，诚史官之支与余裔也。” 强调了报刊对史学研究的重要价值。李大钊在《报与史》中则更明确提出：“报的性质，与纪录的历史尤其接近，由或种意味言之，亦可以说：‘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报纸上所记的事，虽然是片片段段，一鳞一爪的东西，而究其性质，实与记录的历史原无二致，故新闻记者的职分，亦与历史研究者极其近似。今日新闻记者整理所纪述的材料，即为他日历史研究者所当蒐集的一种重要史料。” 可见，报刊的史料价值是不能被忽视的。具体到《湖北教育官报》其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湖北教育官报》是对湖北近代教育改革历史最原始、最真实的记录，其史料具有原始性和真实性的特点。

《湖北教育官报》作为张之洞授意并倡导创办的近代教育类官报，它按照时序排列收录了自1905年至1912年湖北新政时期的各类官方教育类文书，并通过谕旨、奏章、文牍、纪事、统计、报告、译著等栏目，展现了光宣之际清政府对湖北教育改革的理念、态度和立场。呈现了近代湖北教育新政期间各级各类学堂的兴办与管理，教育行政机构的整顿、教育公共设施的设立及运行、教材教法的制定、推广，教育人员的奖惩升降，教育经费的统计整顿等基本样态。《湖北教育官报》还通过译著、纪事等栏目，传播近代西方教育思想和其他省份教育改革之近况，这些内容从一个侧面完整地记录了湖北近代教育改革的历程，承载了许多近代湖北教育改革的重要信息。相较于其他私人的著述、编辑的史料、以及民办报刊而言，《湖北教育官报》是清末新政时期，湖北教育类公文的档案合集。是清政府教育活动与改革实践的过程记录与结果的全面而直接呈现。透过《湖北教育官报》，我们能最大程度地还原湖北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历史场景，把握近代湖北教育改革的脉搏。虽然教育官报的办报主旨在于为官立言，无处不体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立场与态度，但《湖北教育官报》毕竟是当时湖北地区教育改革最直接的、最原始和即时的记录。因此，《湖北教育官报》是研究近代湖北教育改革实践的最原始、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endprint

其次，《湖北教育官报》是对湖北区域近代教育改革历史最全面、最连贯记录，其史料具有区域性和连续性的特点。

《湖北教育官报》作为地域性政府机关报，主要刊载的的是新政时期湖北地区学务的相关内容。即使涉及其他省份的教育要闻，也必是对当时湖北教育改革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内容。从现存的《湖北教育官报》来看，除了清政府关乎全国教育新政的谕旨外，其他的奏章、文牍、统计、报告等栏目刊载的内容主要涉及湖北这一区域：仅就1909至1911年的《湖北教育官报》来看，所涉地域包括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郧阳、沔阳、宜昌、施南、荆门等十二个州府。甚至对于这十二个州府下属各县的学务公文均有所涉及。每期刊载内容所涉及州县约有二十至三十余个。文牍部分详细记载了湖北省境内何府何县，何事何因，以及政府的批示与决策的相关内容。其内容的细化程度与所涉州县的篇幅数量，均非其他报刊所能相比的。这些内容为湖北区域教育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湖北教育官报》虽创办于1905年，停刊于1912年，但不论是其前身的《湖北学报》还是其后身的《湖北教育杂志》与《湖北教育官報》形成了一个连贯性刊载过程。三十余期的《湖北学报》加上九十余期的《湖北教育官报》能够比较全面地展示湖北地区教育新政的发展、演变过程，能够较完整地呈现湖北教育新政期间一些重大教育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从而使我们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近代湖北教育新政的全貌。如通过对《湖北教育官报》中谕旨和章奏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清除地了解清中央政府对近代湖北教育新政的基本态度及导向性政策，也可以了解近代湖北教育新政中出现的问题及地方政府在教育新政实施过程中的诉求，还可以通过文牍、纪事、报告等连续刊载的内容，使我们了解湖北教育新政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地方政府应对困境所作出的调整。这种全景式和连续性展现湖北近代教育改革的文献资料，为湖北近代教育改革及教育政策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史料。

《湖北教育官报》作为地方政府创办的地方性政府机关报，因其所载内容的原始性、丰富性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其中刊载的湖北学务兴办的具体数据、湖北教育改革过程中存在的教育经费匮乏、教育行政混乱、教育改革措施失当等问题，为我们客观而公正地评价晚清湖北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材料和依据。但是，由于《湖北教育官报》的官方性质决定了其刊载内容多以公文为主，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官方的立场和态度，其中所反映的问题也可能存在失真的问题，因此在使用《湖北教育官报》进行研究时，要注意甄别材料的真实度，同时要注意与反映当时湖北地区教育改革的其他文献相互印证，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研究成果的相对客观性和科学性。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晚清教育官报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12YJA880038）的阶段性成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