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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中的父与子

2017-09-25任姝童

文教资料 2017年35期
关键词:断裂儒林外史

任姝童

摘要:《儒林外史》中刻画了很多活灵活现的人物,其中父子形象值得注意。通过对几对父子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父辈代表一种符合作者吴敬梓价值取向的理念,而他们的后代则往往是追名逐利的虚伪之人。两代人之间存在的断裂映射出社会风气的恶化,具有深刻的批判和警醒意义。

关键词:父 子 断裂 社会风气

蘧駪夫父子、匡超人父子和鲍廷玺父子是反差比较鲜明的三对父子。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这几个人物在文本中的表现,探究其中的断裂所在以及背后的意义。

一、蘧景玉

蘧景玉是蘧駪夫的父亲,“翩然俊雅,举动不群”(第八回),为人淡泊,这在他与王太守的对话中可见。王太守问其父(蘧太守)为何急流勇退,蘧景玉答道:“家君常说:‘宦海风波,实难久恋。况做秀才的时候,原有几亩薄产,可供饘粥;先人敝庐,可蔽风雨;就是琴、樽、罏、几,药拦、花榭,都也有几处,可以消遣。所以在风尘劳攘的时候,每怀长林丰草之思,而今却可赋《遂初》了!”(第八回)蘧景玉在表达自己父亲的价值追求。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这在他后面的谈话中得到印证。在王太守表达自己对蘧景玉将来“高科鼎甲”的期望时。蘧景玉却没有被恭维冲昏头脑,冷静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老先生,人生贤不肖,倒也不在科名;晚生只愿家君早归田里,得以菽水承欢,这是人生至乐之事。”(第八回)在蘧景玉眼里,高位和虚名都不是“人生至乐之事”,平淡素雅的生活才是最应该追求的。

和杜少卿等大多数儒生一样,蘧景玉不善管钱,大方慷慨。在与王太守说到交接一事时。蘧景玉道:“老先生不必过费清心。家君在此数年,布衣蔬食,不过仍旧是儒生行径,历年所积俸余,约有二千余金,如此地仓谷、马匹、杂项之类,有什么缺少不敷处,悉将此项送与老先生任意填补。家君知道老先生数任京官,宦囊清苦,决不有累。”(第八回)

蘧景玉虽然待人礼节周到,但对俗人俗事则嗤之以鼻,且会用言语进行调侃。而鄙陋庸俗的被调侃者甚至意识不到,这形成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在与狭隘的俗人的对比中,蘧景玉清高傲节的形象则更加凸显。蘧景玉两次调侃,第一次或不是有意为之,但恰巧讽刺了范进的鄙陋。当时蘧景玉在范进府内做幕客,对焦急要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的范进说:“老先生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数年前有一位老先生点了四川学差,在何景明先生寓处吃酒,景明先生醉后大声道:‘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的了。这位老先生记在心里,到后典了三年学差回来,再会见何老先生,说:‘学生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想是临场规避了。”“说罢将袖子掩了口笑。又道:‘不知这荀玫是贵老师怎么样向老先生说的?”(第七回)。一心只读与科举相关书籍的范进没明白蘧景玉说的是个笑话,竟又说了一番可笑话。还有一处是他对王太守说的,这次则是有意为之。蘧景玉在与王太守交接过程中,见对方问的都是些鄙陋之话,因用旧“三样声息”和新“三样声息”来讥刺王惠。可见蘧景玉看不起只关心金钱,不懂风雅却装风雅的王太守。而他与自己的父亲一样,都是希望“安定聚会,与民休息”,“至于处处利薮,也绝不耐烦去搜剔他,或者有也不可知”(第八回)。

对于蘧景玉的塑造,作者着墨虽不多,但是精道的几笔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人物形象。中年的蘧景玉鄙夷狭隘浅陋的俗人,向往回归自然生活,主张清静无为。而蘧景玉在年少时,随范进“在山东督学幕中读书”(第八回),也帮忙看看卷子。可见其当时还是想有所为的,蘧太守也是对自己的儿子在仕途上有所期待的。然而后来父子俩可能是见多了宦海风波。清楚自己的性格、追求与复杂的官场格格不入,于是慢慢地就有了隐退的想法。不管是先进还是后退,蘧景玉都没有汲汲于名利的表现,而是给人一种随遇而安、乐天知命、机敏幽默的印象。

然而蘧跣夫的人生轨迹则与自己的父亲蘧景玉恰恰相反。

二、蘧跣夫

蘧駪夫首次登场才17岁,和父亲一样“俊俏风流”。我们可从蘧太守的一段话中窥见蘧駪夫从小所受的教育。“蘧太守道:‘不瞒二位贤侄说,我只这一个孙子,自小娇养惯了;我常见这些教书的先生,也不见有甚么学问,一味装模作样,动不动就是打骂。人家请先生的,开口就说要严;老夫姑息的紧,所以不曾让他去拜师就学。你表兄在日,自己教他读些经史;自你表兄去后,我心里更加怜惜他,已替他捐了个监生,学业也不曾十分讲究。近年我在林下,倒常教他做几首诗,吟咏性情,要他知道乐天知命的道理,在我膝下承欢就好了。”(第八回)蘧太守与蘧景玉都不是热衷于功名利禄的人。故对孙儿的教育都是以明理陶情为主,而并不以考取功名为首要目的。这使蘧駪夫疏于做文章这类“俗事”,喜吟哦诗歌等“雅事”,并认为醉心于举业的鲁编修和鲁小姐都是大俗人。然而后来蘧駪夫“因看见两个表叔半世豪举,落得一场扫兴,因把这做名的心也看淡了,诗话也不刷印送人了”,鲁小姐指点儿子做文章时“公孙也在傍指点”,他逐渐“想在学校中相与几个考高等的朋友谈谈举业”(第十三回)。蘧駪夫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要转折——对举业由淡漠到热心。

但蘧耽夫前后对待“名”的态度却一直没有改变,他都想通过不劳而获的无耻行径窃取,在这关键一点上和他父亲极不相同。一开始,蘧駪夫是想求“贤士”之名。他遇降顺宁王的王惠,不明实情,如父亲当年一样慷慨解囊,王惠为表感谢给了他一个枕箱,内有一本《高青邱集诗话》。蘧太守(蘧駪夫的祖父)对集子评价甚高,故蘧駪夫动起了歪脑筋,“蘧公孙听了,心里想道:‘此书既是天下没有第二本,何不竟将他缮写成帙,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来,做这一番大名?主意已定,竞去刻了起来,把高季迪名字写在上面,下面写‘嘉兴蘧来旬駪夫氏补辑。刻毕,刷印了几百部,遍送亲戚朋友。人人见了赏玩不忍释手”(第八回)。于是,蘧駪夫就白白套了一个“少年名士”的虚名。后和一帮假名士又交往甚密。当蘧駪夫转向举业后,却依然没有放下对“名”的渴求,思维模式依旧卑劣。“无奈嘉兴的朋友都知道公孙是个做诗的名士。不来亲近他”。改变了思想后的蘧駪夫无人相与,于是和选家马二先生相识,后成为性命之交。原来总以举业为俗事的蘧駪夫竟然虚心向马二先生讨教选文、批文之事,甚是滑稽。他见马二先生的选本,又想像之前那般轻易赚個好名声,故请求马二先生在选本上添上自己的名字,被马二先生拒绝。结合后面几回的内容,我们知道后来蘧耽夫终究和马二先生一起合作选时文。前面对举业俗事嗤之以鼻,后面又热衷于此,蘧駪夫前后矛盾的行为是由于在不同人的影响下思想发生了转变,这形成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蘧駪夫因为家教良好,明理孝顺,在对待鲁编修和祖父蘧太守的态度上可见其本性善良。岳父鲁编修对蘧駪夫的不知进取十分失望,竞气得大病了一场。“蘧公孙一连陪伴了十多日,并不得闲”(第十一回);后来鲁编修去世,“蘧公孙哀毁骨立,极尽半子之谊”(第十二回)。后来蘧太守病重,蘧駪夫回嘉兴侍疾,还接回了鲁小姐;蘧太守去世后,“公孙承重,鲁小姐上侍孀姑,下理家政,井井有条”(第十三回)。

三、匡超人父子与鲍廷玺父子

从积极人世到淡然出世,父亲蘧景玉有卓越的追求和开阔的眼界,对“名利”保持着一颗平常心;而儿子蘧駪夫,从求“名士”之虚名到热衷于举业,都对“名”十分上心,甚至厚颜无耻地用不劳而获的方法求名。我们可以从中看见两代人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还体现在匡超人的父亲和匡超人、鲍文卿和鲍廷玺两对父子身上。

匡超人的父亲是一介乡民,但却保持着朴实厚道的品质,这集中体现在他死前对匡超人说的一番遗言里:“……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极是难得,却又不可因后来日子略过的顺利些,就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我死之后,你一满了服,就急急的要寻一头亲事,总要穷人家的儿女,万不可贪图富贵,攀高结贵。……”(第十七回)匡超人父亲的思想很符合中国传统儒家观念,同时,他凭着自己对儿子的了解可能隐隐感觉到了匡超人在进学之后可能会偏离原来忠厚老实的本性,走上势利之路。可是老父亲临终一番遗言终是没能阻止匡超人的堕落。匡超人在不断向上走的过程中,丢失了待人的真心,一切以利益相衡,变得趋炎附势,唯利是图,奸诈虚伪。

鲍文卿出生于梨园世家,从七八岁起就开始学习,自此学戏、演戏、带戏班子,一生与唱戏打交道,他以卑贱的戏子身份为向知县求情,可见其敬爱斯文,勇而无畏;他不受向知县的五百两感谢银可见其知礼数,守规矩,坚守原则,不卑不亢;他与老秀才倪霜峰交往,坦诚相待,推心置腹,雪中送炭,可见其为人真诚,宽厚仗义,重视友情。口龅文卿虽然身份低贱,但恪守礼法,正直忠厚,虽然身上不免带有时代局限,但在污浊的环境里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君子。故作者借与鲍文卿有深交的向知府之口赞美鲍文卿:“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多君子之行。”(第二十六回)鲍廷玺是鲍文卿的养子,原是老实厚道的老汉倪霜峰的儿子。刚过继时已十六岁。鲍文卿爱惜鲍廷玺,没让他充实戏班,而是培养他读了两年书。可是鲍廷玺既没有继承生父的朴实,又没能继承养父的品德,也没因读了两年书而高尚起来。生父、养父死后,他先是成了杜慎卿门下的帮闲,在“莫愁湖高会”中大显身手,后给都督府的两个汤老爷干起了荐男色的勾当,逐渐变成了一个希冀不劳而获、没有原则、不顾尊严的无耻之徒。

四、“断裂”背后的深意

蘧駪夫、匡超人、鲍廷玺三人都资质不错,本性善良,“是个正经人家的孩子”,他们的父辈也都是品质优良、明白事理的人,但最终还是在社会恶俗风气的影响下走向了堕落。蘧駪夫的转变与娄家二位公子和马二先生有很大关系,匡超人则是在谢知县、景兰江、支剑锋、潘三等人的影响下一步步打破自己的道德底线。而鲍廷玺则是在鲍老太太的歹毒欺压下和与季苇萧、杜慎卿、汤家两位老爷等人的交往中逐渐丧失纯良本性。他们相与的这些人要么是在科举制度下如鱼得水的封建官僚,要么是在举业道路上奔走的读书人,要么是狭隘自私、唯利是图的市井小人,其中还有一群或因仕途不顺而满腹牢骚,或自诩风流名士而内心空虚的假名士。这群人造成了一种追求名利的社会风气,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加之个人欲望的存在,蘧駪夫、匡超人、鲍廷玺逐渐沦为这群人中的一员,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这三个前后矛盾、追名逐利、没有原则的假正经之人都是作者吴敬梓嘲弄、批判的对象,相比他们的父辈,是作者重点塑造的对象。将他们和交往之人在“名”“利”面前摇摆不定的可笑一面揭露在读者面前,表现了吴敬梓对当时社会的污浊风气腐蚀人心的不满。而对其父辈的刻画又体现出作者对醇厚的品格、善良的心地和朴素真诚的人际交往的呼喚,对认真严谨又无功利地做学问的环境的向往,以及对名副其实的“名士”、“君子”的倾慕。两代人之间形成的对比映射出社会风气的恶化,人心的败坏,具有深刻的批判和警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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