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国初，由于粮食短缺加之民众动员不足，新政权在新解放区进行征粮面临着巨大的阻力。为了及时汲取资源以保障新政权的正常运行，新政权加强动员同时改善征粮办法、简化程序以减轻阻力；广大基层干部一方面设法将征粮任务向他处倾斜同时又克服種种苦难力图完成任务；而广大民众虽在心理上逐渐认同新政权但对征粮依然有很强的抵触情绪。新政权及时调整策略，广大基层干部和民众也相应做出回应，最终基本上完成了征粮任务，新政权也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下宝贵的工作经验。

关键词：新解放区；征粮；多方互动

解放之初，无论是新老解放区均面临着为新政权提供资源的问题。在华北地区之老解放区，由于中共的长期动员且地权问题在土改前已有相当部分的解决，民众对此问题反应相对较为积极，而在广大新解放区则无此基础，因而在以征粮为中心的资源汲取过程中民众反应消极甚至进行抵制。整个征粮过程也就是新政权（国家）、基层干部和民众三者之间的博弈过程，本文拟以豫东周口地区为中心（豫东周口一带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从无公开建立政权或公开党组织，直至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才得以解放，是典型的新解放区）、以周口部分县档案为基本史料对征粮运动中的多方互动进行探讨，期以对该问题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新政权的举措：教育民众且巧妙利用策略

周口一带是传统农业区，在这里汲取资源也仅能从农村入手，但这里地瘠民贫，民国34年河南省政府统计，小麦亩产最高者西华县为112斤，而最低者商水县仅为39斤。[1]更让新政权头疼的是这里存在大面积的黄泛区，尤其以扶沟、西华最为严重。然而为了支援战争，新政权还是要求各级政府“少一斤都不算是完成任务”，并为完成任务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加强民众教育，争取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

在广大乡村开展诉苦说理、反霸减租、清算等一系列运动，新政权对诉苦运动极为重视，认为这是增强农民阶级觉悟的捷径。在诉苦中要有意识的把个人的苦上升为阶级的苦，而后又要启发农民把个人苦的根源归结于地主阶级，最后归结于国民党政府直至蒋介石本人。而且要求在诉苦中要注意发动妇女，因为妇女在诉苦中经常大哭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通过诉苦比较新旧社会的不同，在反霸减租以及清算中强调要为农民“撑腰”，使农民认识到新政权是穷人的政权，这样就为征粮任务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一步。

（二）暂缓开展土改以防止资源分散

通过诉苦说理、反霸减租、减租清算等一系列的运动，广大农民的情绪高涨，纷纷要求早日实行土地改革，这一情绪也感染了许多基层干部，在各种会议上均表达了土改的要求。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明确规定要“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但此时新政权却拒绝了广大农民的要求，因为过早展开土改势必造成土地等资源的分散，加大征粮运动的阻力，影响广大农民对新政权的认同。因而一再告诫各级政府“不要过早进入土改阶段”，并且默许相当部分地主、富农担任乡村干部，以便使其在征粮中起带头作用。

（三）简化征粮方法

虽然周口一带地瘠民贫，但在解放初期的负担很多。除却例行的午征（夏征）和秋征之外，还有一些临时性的负担，如支援前线、为南下部队提供粮、柴、草料等物质。虽说新政权体谅到农民的承受能力而尽量减轻负担，但广大农民仍感觉不堪重负。1950年商水县在分派任务时，不是采取1949年的方式（把柴草折算成粮食另外征收），而是直接把粮草折算成小麦一并纳入公粮任务，因为减少了征收环节，降低了农民的运输成本，从而使农民感觉“表面上似乎数字比去年大，但实际上并不多重”[2]。

二、基层干部：执行任务又推卸负担

征粮运动的主要执行者无疑是广大乡村基层干部，这些干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农民”。作为干部，无条件服从上级征粮指令是职责所在；但另一方面，作为农民如何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也是他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干部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在征粮过程中左右为难。

（一）向外村转嫁负担

当时征收公粮的基本依据一是地亩面积，二是土地产量。因而许多村干部故意隐瞒实际土地数字，各村普遍存在着“瞒黑地”的现象。商水一区章华台乡杨庄村地主杨化中指使干部李俊峰到区里开会“不能报实地亩”，李即少报96 亩（被当场被揭穿）。[3]而在各村之间开会评定产量时，来自不同乡、村的基层干部之间斗争极其激烈，他们在尽量压低本村土地等级的同时努力提高别村的土地等级。商水一区赵庄户村与另一村相同之坡地，结果却是“一个评二十斤，一个却评了五十斤”[4]，企图达到本村少承担公粮而把负担转嫁到他村的目的，这种现象在各区相当普遍。县委还发现在评产量时，“往往高地低地人各一伙，都把自己的产量定得很低，结果任务分不下去，有的即使分下去，负担面又狭了”。这被上级认为是各乡村“本位主义”的体现。[5]

（二）采取强硬措施征粮

无论在上级分配任务时各村如何想方设法减轻征粮数额，但最终负担数目还是会分配到各个村庄。在具体征收时，各村首先把大部分负担集中在地富身上，商水县九区钟振昌村，村长将全村公粮 24000 斤中的 15000 斤派给原有土地 280 亩（ 现有土地 58亩） 的地主身上；一区赵庄户村，把该村公粮任务直接提出 3000 斤放在该村三家地主的身上；六区有些乡由村向户分配任务时，直接向地主分派 40% 的负担。[5]

而有些农户实在拿不出公粮或不愿出公粮时，一些干部便采取强硬措施，商水县五区一武装干事因征粮殴打群众 10余人；九区组织委员李某手持手铐催粮，声称“谁不出就给他代（ 戴） 上”，更有甚者（ 如二区某些干部） 干脆扛着枪上门催粮，而五区某庄因征粮而逼死人命一条。[6]

三、农民：一面拥护政府一面抵触征粮

经过诉苦运动、反霸减租、减租清算等一系列的运动，广大农民逐渐认同新政权，对新政权布置下来的任务一般来说除征粮外都能得到积极的响应，如支援前线等工作。但一旦涉及到切身利益——征粮时，其态度迅速发生转变。endprint

（一）千方百计抵制征粮

对广大农民来讲，缴纳公粮的意义和重要性他们都是理解的。但在人均口粮远远不足糊口的情况下，部分农民产生了较强的抵触情绪，表现为：（1）挥霍粮食，得过且过。认为反正交完公粮后无粮可吃，与其交公，倒不如与政府抢吃，“大吃大喝，浪费粮食的人家各区都有”。（2） “论堆”（ 方言： 指自己毫不作为随对方处置） 。主要表现在地主、富农家庭。九区一户地主实收小麦 3000 余斤，而要缴公粮 5000 斤，另一现有 70 多亩土地的地主（原有土地 300 多亩） 被强令承担全村公粮 20000 多斤粮中的 17000 斤。[6]绝望之余，这些地主公开表示“要公粮没有，要人命五口”，“要粮没有，要骨头有一堆”。[5] （3） 逃荒。逃荒本是当地对付灾荒的传统习惯，但在这个时候，相当多农民的逃荒则是企图逃避公粮[6]。

（二）重压之下，变卖家产交粮

当然，面对压力，大多数农民还是选择了交粮。全县各区均出现变卖牲口、家具等以应付公粮的现象，六区“杨河乡黄楼 20 多户，18 头牛已卖 12 头；前史庄一早上去周口就 6 头；张庄一天牵出11 头”，甚至还有人出卖“青苗地”。这些行为对农业生产以及农户的生活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但干部为了完成任务只好“放其自流”。[7]

结 语

新政权充分体谅到征粮过程中广大农民的抵触和基层干部的无奈，一方面制定较为科学的征粮办法：在人均土地面积差别不大的土改试点区采取按比例征收，即人均粮食以80斤为起点，超过80斤即按照一定比例征收；而在非土改区则采取累进式征粮法，土地越多负担也就越多，这样一来相对较为公平，农民的抵触情绪相对也会小一些。同时，对一些受灾严重的区域采取减免公粮，甚至是免除公粮并发放赈济粮的政策，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在新政权、干部和农民三者之间的互动和博弈中， 1950年商水全县实际完成征粮数额的 90. 4%，县委对此表示满意。县委在总结报告中提到：“在水灾严重的商水说来，能完成90%以上的任务就说明人民群众对交公粮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了。”[5]而且，通过征粮运动，新政权对如何在新区开展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也是征粮运动带来的重要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河南省统计学会等编：《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上），1986年版。

[2] 《夏征會议总结报告》（ 1950 年 6 月 29 日） ，商水县档案馆藏（以下简称“商档”）： 县委全宗永久卷 28。

[3] 《第一区1950年夏征代表会总结》（ 1950 年 7 月 5 日） ，商档： 商水县委全宗永久卷 26。

[4] 《商水县各区夏征布置概况》（ 1950 年 7 月） ，商档： 商水县委全宗永久卷 28。

[5] 《商水县夏征工作总结》（ 1950 年 8 月 25 日） ，商档： 县委全宗永久卷 28。

[6] 《区书联席会议记录》（ 1950 年 8 月 5 号） ，商档： 县委全宗永久卷 9。

[7] 《淮阳地委代党会（ 应为党代会） 贺凤山、吴宗和两位同志对九区领导上的检讨》（ 1950 年 8 月 25 日） ，商档： 县委全宗永久卷 27。

作者简介：靳素芳（1973—），女，河南商水人。周口师范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档案管理及地方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