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宝川，陈 琳

(1.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68；2.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9)

■历史·民族研究

福柯“权力话语”下的民族神话
——以《西藏王统记》为例

罗宝川1，陈 琳2

(1.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68；2.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9)

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广泛存在于早期文字书写的史籍中。通过梳理各民族造人神话起源类型，发现在藏民族史籍《西藏王统记》中记载的一则“兽妖造人”神话，区别于其他各个民族的叙事模式。通过对文本细致解读，从福柯“权力话语”视角出发，分析“兽妖造人”神话中“人之死”、“话语权力”、“凝视与规训”等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深层表述，揭示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的解读同样适用于“后现代”等经典分析视角。通过个案的呈现，启发对少数民族文学文本解读的另一种可能。

《西藏王统记》；权力话语；神话；福柯

20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发生着话语权力叙事模式翻天覆地的深层次转变，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从“早期的‘语言学转向’和后期的‘生态学转向’”到“学术界出现的较为普遍的知识观与研究范式的‘人类学转向’，或称‘文化转向’”[1]40，哲学、历史学、美学等学科开始对宏大叙事、“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清算，传统的人文学科也纷纷反观自身，努力让长久被人为遮蔽的主体“发声”，以适应学科内部的综合发展。神话的研究，在国内作为民间文学探讨的对象之一，长期以来，主题、人物、叙事情节等是其研究的几种传统手法。受制于现代性的局限，在“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神话研究想要突破传统研究模式不仅需要考据学，考古学，以及人类学等领域的渗透和支撑，更需要“后现代”大背景下各个学科的跨学科方法指引。

在后现代的浪潮中，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以最坚定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立场对深藏在人文科学内部的诸种关系进行了彻底地清算。整理中心与边缘的话语权力关系，揭示了中心如何改变和规训边缘，边缘又是怎样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改变中心。福柯著有《古典时代疯狂史》《疯癫与文明》《词与物》《事物的秩序》《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等，系统地阐释了“话语权力”、“人之死”、“谱系学”、“知识型”、“环形监狱”等概念。尽管福柯本人并不承认自己属于“后现代”应该讨论的范畴，但是他所讨论的话题显然已经溢出“现代性”走向了“后现代”等领域，这一点学界早已承认。运用福柯的“后现代”诗学分析传统文本，对神话文本作区别于传统研究范式的后现代解读，可以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人类起源神话这一传统类型的分析打开新的思路。

一、普遍价值的颠覆：“兽妖造人”

人类的起源神话几乎是各个文明和族群都会讲述的主题。王宪昭在《中国各民族神话传说母题分类型统计》[2]93一书中，详细列举了中国各民族人类起源类型，如人由神造，动物造人，植物造人，感生型，卵生型等等。西方的苏美尔、埃及、希腊，东方的华夏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印度等文明的同类型神话文本中也都有描述。反观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尤其是追踪西南少数民族的造人神话，也基本上能发现诸多相同类型的表述。人类起源神话的丰富性表述构成了各个原始文明对于自身由来的“集体记忆”。通过梳理《中国各民族神话传说母题分类型统计》一书，我们发现一则区别于其他造人神话的文本：“兽妖造人”。其文本的来源是藏族重要典籍——《西藏王统记》，里面记载藏族先民由来的神话，突出表达了人是由“兽”(猕猴)与“妖”(岩魔女)结合的产物。

这则神话收录在《西藏王统记》第七章，副标题系译者添加“讲述藏族人种出自神猴及岩山魔女之情”。神话主要讲述了灵异神猴在观自在菩萨的庇护下前往雪域藏地修行，岩山罗刹女作媚态诱惑神猴，神猴不为所动，岩魔女一番说辞后，猕猴意志摇动，遂向观自在菩萨说明情况，菩萨允诺。而后兽妖结合，产下了藏民族的祖先。对这则材料进行解读可以发现，藏族先民的“人类由来”的神话具有其独特性的一面：首先，岩魔女究竟说了什么话，让神猴的意志动摇？其次，观自在菩萨与岩魔女在文中始终没有见过，但是构成了“神与魔”这样一组二元对立的结构，是值得讨论的一组重要关系。最后，观自在菩萨与神猴的关系也是同样需要思考和探究的。这里，我们将福柯的后现代思想与《西藏王统记》里“造人神话”并置在一起，不难发现，《西藏王统记》中有关人类由来的神话——“猕猴岩魔女”故事，满足福柯“后现代”等经典话语的研究范畴，下面，将从福柯的“人之死”、“话语权力”、“规训与被规训”三个角度展开论述。

二、猕猴主体的消解：“人之死”

公元1388年，索南坚赞撰写《西藏王统记》，继《善逝教法史》《红史》之后，记述古代吐蕃历史的第三本藏文文献。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发现以前，《西藏王统记》也是研究吐蕃历史的重要典籍之一。当然，《西藏王统记》因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宗教氛围，历史的真实性可能部分有所偏差，但不影响基本的事实：

“《西藏王统记》虽然叙述历史中又夹杂了许多宗教宣传，因此使许多历史有失实之处。还有在朗达玛灭佛后许多重要文献散失，所以作者编著历史，除了根据当时已发现的古代历史传述如《遗训首卷录》、《嘛呢全书》、《五部遗教》、《档案文书》、盟誓碑文和《亚隆觉阿王统记》等等，此外大部分历史资料主要根据民间的传说，故而不免有些失实之处。但把它所叙述的基本事实和19世纪末才被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来比较，大体上仍然是相合的，所以过去研究西藏古史时本书一直受到重视，不但国内，在国际上也曾引起注意。如英国人贝尔写西藏历史就多取材于《西藏王统记》；1966年苏联库兹涅佐夫用罗马字拼写本书，并用英文写了导论，曾在荷兰出版”[3]2。

上述文字强调了《西藏王统记》的作为历史研究史料的权力合法性，本文的旨意并不在此，阅读文本内容不难看到其中宗教故事和民间神话传说，受汉传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影响，《西藏王统记》在记述古代吐蕃历史人物时，常常根据民间的传说，故事性很强，这可能与佛教的“说经”有一定的关联。如记录大昭寺门前的柳树，被说成是觉阿释迦佛的头发，因此常绿千年。依历史的眼光来看，显然不符事实，但从文学的角度看，却显示了早期历史写作中“史记笔法”的特点。本文重点分析该书的第七章记载的藏民族祖先由来的神话故事。

前文已经略述了大致情节，下面将部分内容细化，然后加以讨论。猕猴受圣观自在菩萨点化前往雪域藏地修行，“宿缘所定之岩山罗刹魔女”，先以“种种媚态蛊惑引诱”，继而有变为“盛装妇女”，试图引诱猕猴与其结合，均被猕猴以“若作汝夫，破我戒律”严词拒绝，而后魔女说：

……

苟我与汝不成眷，后必随魔作伴侣。

一日即可伤万灵，一夜即可食千生。

若产无量妖魔子，则此雪域境土内。

……[3]30

讲述完毕后，魔女“眼眶流泪”，而猕猴此时心中思量“设拒不取，将造极大罪业”，但是猕猴并没有决断权，“遂于刹那顷，来到圣观自在菩萨面前”，请求给予点化。“圣者赐言‘汝可作岩魔之夫’。”在圣观自在菩萨表明态度之后，又有怒纹佛母和救度佛母也发出“如是甚妙”之语。于是猕猴与岩魔女结成夫妇，“产生六猴婴”。

由上述情节看来，猕猴对待魔女前后对话所反映的态度的转变突出表达了福柯“人之死”的命题。所谓“人之死”就是“作为只具有理性的、独立于客体之外而宰制客体的人是不存在的，人主要地是非理性的；人并没有什么先天的、固定的本质，人的本质是由后天的社会因素构成的。他明确宣称，他‘不相信’‘独立自主’、‘具有普遍形式的’‘主体’”[4]43。表面上，猕猴和魔女的结合是在圣观自在菩萨的指点下才发生的，仔细阅读文本，不难发现，猕猴作为主体是有自主选择的权力的，从它的“设拒不取，将造极大罪业”一句，实际上主体已经发生态度的转变，后面几位菩萨的指点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根据文本所传递的信息，猕猴与魔女的结合避免了雪域遭受可能的魔子危害，却牺牲了主体自身对理性的绝对服从。由此可见，不存在永恒的、普遍的绝对主体。而且，猕猴的主体性的消解是其自身行为的结果，因而更具批判意义。

三、“圣者”与“魔女”：“话语权力”的争夺

“话语——权力”是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里的一组核心概念，意指谁能说话，谁就具有权力，没有话语掌握权，就没有说话的权力。话语成为一种压迫和统治的手段，它代表了一种声音对另一种声音的打压和绝对权力的掌控。所以，疯子之所以是“疯子”，就是被理性驱逐出，抛弃到对立面，失去了话语表述的权力。当然，疯子也会不遗余力地发出声音，发出边缘的声音企图改变中心叙事。

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二元对立”方法解读《西藏王统记》文本，其中很明显存在“圣者”和“魔女”的二元对立关系。但是我们并不满足这种现象的描述，我们必须把自觉引向文本更深层、更幽暗的逻辑深处。读《西藏王统记》第七章会留下一种印象，岩魔女在文本中一直在寻求话语权。可是，除了开头的一段“哭诉”后，接下来的文字再也找不到岩魔女的身影，即便出现“魔女”字样的表述，表述主体要么是“圣者”，要么是“猕猴”，魔女的声音被彻底的掩盖了。凡是与魔女有关的，均被打上了“恶”的标签，“如是此雪域人种，其父为猕猴，母为岩魔二者之所繁衍，故亦分为二类种性：父猴菩萨所成种性，性情驯良，信心坚固，富悲悯心，极能勤奋……母岩魔所成重性，贪欲瞋恚，俱极强烈，从事商贾，贪求营利，仇心极盛，喜於讥笑，强健勇敢，行不坚定……[3]32。从上述内容看，凡是与父猕猴相关的，均是品性善良之类，而与魔女相关，均是“贪嗔痴”之辈。这种被规训的秩序，被以圣者代表的理性牢牢掌握，凡是秩序之外的声音，都是“边缘的”、“疯狂的”，必须被打压和排斥。正如福柯所言“秩序既是作为物的内在规律和确定了的物相互间遭遇的方式的隐蔽的网络而在物中被给定的，秩序又是只存在于由注视、检验和语言所创造的网络中；只是在这一网络的空格，秩序才被深刻地宣明自己，似乎它早已在那里，默默等待着自己被陈述的时刻”[5]8。也就是说，在圣者和魔女这一对立关系呈现在文本中表述出来以前，两者的关系早就在“物的秩序”中确定下来——圣者就是理性，魔女就是疯狂，双方只是在等待着被索南坚赞用文本进行描述。存在于物的秩序的话语权力中，“话语权”完全掌握在“圣者”代表的理性手里。由此引发圣者与魔女的关系是以魔女的“失声”对圣者权力的顺从为基本模式。

四、圣者与猕猴：“规训与被规训”

在第七章里，神猴在听完岩魔女的“哭诉”后，内心的活动：“若作彼夫，坏我律仪。设拒不取，将造极大罪业。”于是，它来到观自在菩萨面前作如下自白：

“盛哉！众主大慈悲。

我护具戒如护命。罗刹女魔怀欲想，

说出诸多伤感辞，纠缠於我思夺戒。

将如何处护戒，请大悲主赐察照”[3]30。

观自在菩萨闻说后，赐言“汝可作岩魔之夫。”并为神猴岩魔进行佛法的加持，等等。

圣者和猕猴二者是除了“圣者”和“魔女”的权力话语深层次意义以外，不可轻易忽略的一组关系。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认为“在规训中，这些对象必须是可见的。他们的可见性确保了权力对他们的统治。正是被规训的人经常被看见和能够被随时看见这一事实，使他们总是处于受支配地位”[6]211。从上面的文本显示出来的圣者与猕猴的关系正是表现了福柯此处的含义。圣者代表了社会建构的约束性的教条教规，猕猴就是社会中的实在个体。猕猴的主体性被无形的规训和约束，以致主体丧失了判断规训的外力，并主动接受规训的力量。从前面分析的猕猴在“岩魔女”的引诱下，以社会的约束约束自己，“若作汝夫，破我戒律”，戒律就是社会给予猕猴的约束。而其主体性的意志被主体遗忘。圣者以不在场的“在场”姿态，凝视着猕猴的一举一动，“凝视本身就是不对等关系的表现，体现的是一种权力话语，一种意识形态压抑，一种权力摄控的象征”[7]89。猕猴是一个经常被圣者看到的被规训之物，规训者可以通过观察猕猴对岩魔女的态度评价猕猴是否能够完成修炼。这种个别的观察以微妙的方式渗透了规训者的权力，使被规训者处于服从的状态。如果说圣者和魔女是叛逆者和顺从者，那么圣者与猕猴这组要素就是规训者与被规训者。

除此之外，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描述了一种“全景敞视主义”的社会。“由此就产生了全景敞视建筑的主要后果：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被囚禁者应该受到的监督者的不断观察既太多了，又太少了。……被囚禁者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6]226。

在文中，体现为猕猴和岩魔女结合后“果实已尽，又无其他食物”。猕猴再一次主动面见圣者，作如下自白：

“呜呼伤哉！慈悲主！我将如何育儿女,

遵圣者嘱致于此，今乃变成饿鬼域，

将堕地狱应无疑，故恳大悲救度我”[3]31。

“遵圣者嘱致于此”一句体现了猕猴作为被监视者，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只能主动的报告圣者。果然，“监视者”圣者告曰：“汝之后裔由我抚育。”由此可以知道，在全景敞视的关系中，猕猴的主体性是不存在的，作为一个被监视的物，它与圣者处于一种真实的被征服与征服的关系。也就可以明白为何没有圣者的指示，猕猴也要“主动”的祈求圣者的指示。

五、结语

综上所述，人类的由来问题在原始先民那里以神话传说形式进行了艺术想象的虚构创造。无论是感应型，卵生型，还是人由动植物所生，人由神造等等表述，在以前看来没有任何“科学”上的价值。但是，在今天“文化转向”的大视野下重新审视被我们忽略的神话文本，尤其是西方学界借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概念来分析文学文本，可以看到文学边际正在被消解，“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定的存在形态，其内部各形态要素的合流与抵牾反过来会对其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系统产生何种影响”[8]120。许多曾经被驱逐出文学范围意义内的词语，如仪式、空间、舞台等术语逐被学界表述和研究，催生出“文学与生态”、“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研究模式。这些新的研究范式使得重新纳入文化视野的神话文本呈现出新的阐释视角。在福柯后现代思想的光芒刺激下，逐渐显现本真面目，让我们看到《西藏王统记》的关于“兽妖造人”神话文本内在的结构。

[1]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 王宪昭.中国各民族神话传说母题分类型统计[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

[3] 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M].刘立千，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4] 张世英.“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J].北京大学学报，2007(1):43.

[5]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6]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7] 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诗性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 龚道臻.民间理念·意识形态·救赎情怀——文化生态视阈中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5(1):120.

[责任编辑雷润玲]

StudyonFoucault’sPost-modernPerspectiveontheMythoftheNationwithTheRecordoftheTibetanKingsandNoblemen

LUOBao-chuan，CHENLin

(1.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610068,China；
2.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ChinaWestNormalUniversity,Nanchong637009,China)

Minority mythology about human origins in southwest China widely existed in written early history stories. By researching of all ethnic groups of mythical human origin types, we found that in the Tibetan history ofTheRecordoftheTibetankingsandNoblemenit recorded a beast demon made human being,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ethnic groups. By carefully studying the artic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east demon my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cault’s perspective, reveals the text background of minority literature, and applies to the Post-modernism and other classic analysis perspective.

TheRecordoftheTibetankingsandNoblemen；authoritative discourse；myth；foucault

2017-04-20;

：2017-04-25

罗宝川，男，四川南充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陈琳，女，四川自贡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I207.9

： A

： 2095-770X(2017)09-0092-04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7.09.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