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娟

(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大理 671000)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云南民族地区的贫困代际传递

刘慧娟

(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大理 671000)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必须彻底解决全国目前尚未脱贫的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其中，农村贫困问题又集中表现在民族地区，云南是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的欠发达省份，是脱贫攻坚难啃的硬骨头。从贫困代际传递的视角，分析了家庭内部包括家庭结构、生育观念、监护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社区范围内的宗教信仰、丧葬习俗方面的致贫因素并呼吁少数民族地区干部群众抓住当前发展的有利时机，凝聚各方力量，发挥内生动力，充分实现自身发展，同时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树立对待宗教的正确态度，进而加速脱贫，共享小康。

“十三五”：云南民族地区：贫困代际传递

贫困代际传递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的一种恶性遗传链,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困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直突出存在，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是我国扶贫攻坚工作的重心。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习主席强调：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云南是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的欠发达省份，是脱贫攻坚难啃的硬骨头。本文从云南民族地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入手进行研究，希望对今后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有所裨益。

一、贫困代际传递的产生及影响

(一)家庭内部因素

云南地处低纬高海拔地区，境内山川河流交织，地貌地形复杂，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致使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耕地面积不足，自然灾害频发，从而造成民族地区发展滞后、贫困面儿大、贫困程度深。民族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农业，农业本身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就很弱，更何况云南民族地区大多位于高寒山区、山区、半山区，素有“无灾不成年”之说，旱灾、低温、冰雹、山体滑坡、泥石流频繁发生。特别对于“直过”民族而言，他们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如傈僳族、佤族、景颇族等，生产方式跨越了历史发展阶段。这些民族在解放前还保留着蓄奴制，延续刀耕火种、广种薄收和游牧迁徙的生活方式[1]。他们对现代经济社会活动不了解，也不愿意参与其中，难以享受现代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1.家庭结构方面：年轻一代人的价值观、态度很大程度上受年长一代人的影响，而年长一代人对传统型社会结构大环境过于依赖，不愿意轻易走出熟悉且封闭的社会形态，从而造成较低的人口流动率。他们在历史传统和心理上，与中西部汉族存在很大差别，人们靠山地农业和狩猎采集维持生存，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状态造就了他们“藏富于公”的思维模式，以酒肉共享为荣，以经商赚钱为耻；

2.生育观念方面：一些贫困家庭仍然奉行多子多福、存钱不如养孩子的观念。他们觉得钱存在银行是死的，不如用来多养孩子，只要有一个孩子成材，就可以帮助整个家庭摆脱贫困。然而，相对于较低的生活水平来说，孩子一出生就面临营养不足、缺乏监管的困境，没有学习的楷模，没有摆脱贫困的外部环境，除了自己的家庭以外，他们没有其他任何社会资源。

3.受教育方面：一种是“为读书而读书”造成的“读书无用论”，在基础差，底子薄的民族地区，不仅教育条件与外界差距很大，而且过去的教育扶贫也只是停留在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有书读、有学上，并没有把读书、就业、创业结合起来，贫困家庭感受不到孩子受教育的好处，过高的求学条件和求学成本让他们缺乏通过教育摆脱贫困的心理预期，孩子们的理想也只是：快点儿长大，出去打工挣钱；另一种坚信通过教育的方式“拔穷根”，但是“拔”的过程十分艰辛。2015年新华每日电讯的一位记者深入民族地区做调查时发现：进村入户，房子最破、最穷的家庭，九成的可能是这家有孩子读高中或大学。另外，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长期滞后，教师流失率居高不下，相对于城市发达地区孩子受教育程度和水平仍在持续提升，这在无形中就拉大了贫困家庭子女与非贫困地区同龄人之间的差距。

4.家庭监护方面：困难群众为改善生活处境而选择外出务工的现象在民族地区越来越普遍，他们的未成年子女由谁来监管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一种是外出务工人员携带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由于自身工作地点不固定，孩子需要经常换学校，影响学习成绩；另一种将未成年孩子留在家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留守儿童)由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或者根本没有成年人监管。这些孩子早早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缺乏是非分辨能力和心理疏导，容易受不良风气误导，沾染恶习走上歧途。

(二)社区因素

云南是多民族省份，我国56个民族皆有分布，其中世居民族26个，云南特有民族15个，沿边跨境民族16个。各民族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存在较大差异，彼此交往不多，生活环境相对封闭。等级观念、家族观念、依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困难群众受民族宗教信仰的禁锢，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强，勤劳致富观念淡薄。

1.南传佛教的教义主张自我解脱，适应了傣族人民的精神需要，但同时对傣族社会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消极影响。“兵帕”(和尚)，被傣族同胞视为有教养、受尊重的人，男子如果不做和尚就会被当作“野人”，没有社会地位而且难以成家立业，所以傣族男子都以当和尚为荣，而且傣族地区基本上每个村寨都有佛寺和佛爷，一旦成为和尚就不再从事生产性社会劳作，这就更加助长了这种消极苟安的处世哲学；从南传佛教的宗教活动看，赕佛不仅次数频繁、活动时间长，而且仪式隆重，耗费巨大，特别是遇上修建佛寺、塑造佛像、祭奠佛爷这些重大事项的时候，其奢靡程度与傣族人民平时简朴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

2.在丧葬习俗上，藏族人信奉灵魂不灭，只有通过祭祀才能求得五神(父神、母神、舅神、家神、自己的生命神)的佑护。在处理亡人遗产时极为豁达，他们把亡人生前积累的财富供献给活佛、布施给穷人，为亡人积累功德，很少为自己的发展需要和家庭财富的累积考虑，因此，存在办完一场丧事，原本富足的家庭变得一无所有的情况，这在客观上加剧了云南民族地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产生与发展。

少数民族群众大多信仰宗教，有些民族甚至全民信教，特别是散杂居在山谷密林中的困难群众。他们对大自然的依赖性强，自身改变环境的能力弱，这就为宗教的生长传播提供了温床，这些宗教氛围影响下形成的社会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是相互隔离的，它是一整套自我维持的特定文化体系，制约着该体系内人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让特殊的生活方式(如赌博、赕佛、吸毒)成为一种常态，形成特定贫困亚文化，进一步加剧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产生与发展。

二、解决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对策

2015年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新形势下，重视民族地区“软环境”建设和人才开发，将解决民族地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运作模式从“输血式”推向“造血式”，是当下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

(一)针对家庭内部致贫因素的解决对策

消除由家庭内部因素带来的贫困传递问题，需要相关部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为贫困户制作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明白卡，将贫困户家庭信息、收入情况详细记录，确保政府认清群众贫困程度以及致贫原因；同时，让老百姓对脱贫攻坚工作有明确的了解和认识。

1.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新常态下，云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仍需齐头并进，逐步引导、改变少数民族地区世代沿袭的非商品性和非经济性价值观念，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从而起到移风易俗、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作用。将所有力量“拧成一股绳”，根据未来资源开发需要，创造条件发展一些中小城镇，以此作为小型经济文化中心向四周辐射，带动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保证民族地区贫困人口不仅有脱贫致富的观念，更有摆脱贫困的门路，确保老人看病方便，小孩上学方便，群众生活水平在原来社会历史基础上有更大进步。

2.抓住少数民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为民族地区困难群众提供农房险、人身意外险等，及时准确将符合条件的民族地区困难群众纳入城乡低保，把改善民生工作落到实处，确保少数民族群众从源头上扭转“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

3.扶贫先扶智，贫困地区发展既要政策扶持，也要靠内生动力。解决民族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问题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努力为贫困地区孩子打好教育基础，寻求公平教育，因此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2016年两会，教师工资是一个热点问题。针对贫困地区师资严重不足的情况，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提出，贫困地区乡村教师工资要提高20%，“教育部门应限时彻查代课老师人数，并向全社会公开调查报告，在教师编制和岗位向农村倾斜的前提下，尽快调整农村的教师编制，让他们有编制有保障，待遇有提升，从而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把编制和待遇的问题解决好，可以让贫困地区任教老师安心工作，把更多精力放在研究教育教学上。同时，可以考虑建立省级重点中学结对帮扶民族地区中学机制，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另外，将民族地区人才培养与实际情况相结合，重视实用性人才的教育工作，将读书与就业、创业、造福家乡结合起来，让职业教育在增产增收上发挥作用，切切实实给贫困地区群众带来好处，从根本上扭转职业教育是高考考不好才去读的错误认识。

4.鼓励干部群众与时俱进，利用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将外出务工人员、大学生、企事业单位人员等聚集起来，让更多群众了解家乡情况，凝聚各方力量共同造福家乡；对立志回报家乡的民族地区困难群众，相关部门应落实有关政策，盘活各方资源予以支持。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政府通过小额信贷和技术支持为其保驾护航，确保困难群众有固定住处和稳定收入，其未成年子女得到更好监护，顺利完成义务教育。

(二)针对社区致贫因素的解决对策

1.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云南省将少数民族地区各具特色的宗教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联系起来，支持宗教界对宗教教义中包含关爱生命、关爱社会、关爱自然的理念做出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阐释，激发其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多做贡献。新形势下，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是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组织和支持信教群众积极发展生产、勤劳致富、改善生活，在资金、项目、技术、信息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注重乡村科技扶贫示范和农村实用技术推广，引导资金重点投入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引导他们积极追寻幸福美好生活，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创造社会财富，不断提高幸福指数。积极协同民政等相关部门做好监督和服务工作：在宗教信仰上，不得强迫儿童做喇叭、尊重群众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在社会保障上，为生活困难的信教群众办理低保或解决困难补助，保证信教群众的生活得到切实改善，真切体会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在培养宗教人才方面，除保证其在经堂接受经学教育外，还应该尽可能提高并完善宗教事务人员的科学文化素养，鼓励宗教文化不断与时俱进，在多元一体、兼容并包的氛围内影响受众。

2.佛教寺院管理办法规定，寺院可以接受信徒自愿的布施(包括佛事收入)，但不得以任何方式和名义向信徒勒捐，寺院应在量力自愿的原则下，支持社会公益事业……信众虔诚向佛，追求内心的清净纯正，这种行为本无可厚非，但是应该充分考虑自身实际情况。僧人潜心修学、弘扬佛法，目的是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两者应该利乐有情，共同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对散杂居少数民族贫困人口而言，他们在经济、文化方面与汉族存在较大差距，相关部门更应该尊重自然规律，保证群众信教自由，顺应民族地区实际状况，树立对待宗教的正确态度，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为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群众创造条件改善自身处境。有发展潜力的区域，集中扶贫资金，运用“农文旅结合”发展思路，就地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比如分布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基诺族和布朗族同胞，因为自然环境适宜，他们历代种植普洱茶，对茶树种类、生长习性、茶叶采集十分熟悉，可以通过云南省“绿色证书”教育培训的方式，帮助他们成为觉悟高、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茶农，做足普洱文章，以文促游，以游促收。达到建立民族乡要求的，及时在条件适宜的地方建立民族乡，确保散杂居困难群众更好地享受国家政策扶持[5]；针对民族地区困难群众居住在生存条件差、人地矛盾突出、生态环境脆弱、限制或不宜开发、村寨人口规模较小、贫困发生率高、扶贫成本大等“一方水土养不成一方人”地方，云南省应该抢抓全国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机遇，借鉴2016年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方案，围绕建房、搬迁、就业、保障、配套、退出6个关键环节，周密组织、精心实施，确保搬迁对象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帮助这些地区的群众真正实现“拔穷根、挪穷窝”。

整体而言，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是“十三五”时期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是扶贫攻坚的一个切入点。目前国内关于民族地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研究仍处于碎片化阶段[6]，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仍然很少，从五年内实现全面小康的国家目标来看，研究民族地区贫困产生的代际传递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意见，能够帮助政府从贫困代际传递的视角关注贫困，制定和调整民族地区扶贫政策，从而加速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精准脱贫，共享小康。

[1] 李若青．云南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 陈国新．云南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道路[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3] 丁忠兰．云南民族地区扶贫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4] 吴仕民．中国民族理论新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5] 穆殿春，林钧昌．民族政策概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6] 袁文平，汪诗萍，宋莎莎，杨瑶伊．农村贫困代际研究进展[J]．农业经济展望，2015(7).

[责任编辑雷润玲]

AStudyOnRelationshipbetweenGenerationsTransmissionofPovertyinMinorityAreasofYunnan

LIUHui-juan

(DaliUniversity,Dali671000,China)

"13th Five-Year"period is the comprehensive stage of setting up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we must solve the country the poverty problem of more than 7000 million rural population, espcially in the minority areas, Yunnan is an ethnic and mountainous areas, where poverty is one of the serious provinc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of the area and analyses the internal factors of poverty families including family structure, fertility conception, old people caring status, education, religious beliefs and funeral customs of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e paper hopes the local cadres can seize the current favorable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to play the internal impetus while learning the party's ethnic policies seriously, and to establish a correct attitude towards religions, in order to get rid of poverty.

"13th Five-Year": Yunnan ethnic are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tions of poverty

2017-05-10;

：2017-05-13

刘慧娟，女，河南南阳人，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D633

： A

： 2095-770X(2017)09-0064-04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7.09.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