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张莉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无论莫言到哪里，遭遇的共同问题是总有人问他电影《红高粱》对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什么影响吗？是的，这可能是所有人关心的共同问题。为什么偏偏是莫言获奖呢？莫言在西方到底有多大影响？到底是什么样的传播方式才导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关于这一点，莫言的回答始终如一，他说，一定会有影响，电影使我在欧洲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文学院教授张清华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电影使文学传播得更远，电影《红高粱》《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分别使莫言、余华、苏童在海外传播得更远，三人在中国作家海外影响力的排行榜中也排在前三。

关于这一点，中国的作家们很多已经认可，并频频触电。如刘震云、杨争光、刘恒、邹静之、周晓枫等。而70后和80后作家不仅仅是触电这么简单，大多数已经在考虑如何拍电影、纪录片。如70后作家万玛才旦、盛可以、李文举、张海龙、柴春芽等。他们一边操持着旧的行当，一边兴致勃勃地玩起视听艺术来。到了80后这里，曾经作家们对触电的“矜持”已然不存在了，他们似乎渴望自己的作品被拍成电影，并且渴望能成为电影界的宠儿。如曾经是80后文学的代言人的韩寒、郭敬明已经有成熟的作品频频面世。2016年备受触目的电影《驴得水》的导演周申、刘露不仅仅是导演，还是剧作家。《驴得水》本是话剧剧本，被这两个80后导演搬上了荧幕。虽然此电影在业界褒贬不一，但他们触及社会底层的那种现实主义野心还是令人动容。85后导演程耳还是一位作家，在他的文艺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搬上荧幕的同时，也出版了同名小说集作品。此外，80后诗人、作家默默地写作和拍电影的还有一大批，这里不一一赘述。

总之，随着电影在人们生活中的“复活”和热效应，使得新成长起来的作家非常重视电影对其作品的传播。这就导致我们不得不去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电影的传播更容易？为什么文学需要电影来传播？

正如安德烈·巴赞所述的“木乃伊情结”，将电影看作“与完整无缺的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以及克拉考尔的“物质现实复原论”，认为电影与“我们的周围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近亲性”，电影在其诞生之初并非是为了图解文学、弥补文学叙事不足，然而，随着有声电影的出现，电影的叙事性不断加强，使之与文学有了丰富的意蕴与元素的共通性。当电影越被当成一种艺术时，它的故事性和叙事性就越被重视，且成为电影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而这一点恰恰又是文学的要素。故而电影与文学的关系甚密。我们听说过文学被改编成电影的，很少听说过其他艺术被改编为电影的，因为其他艺术虽是电影的组成部分，但不是核心内容。文学给电影提供形象、故事情节、意义和内涵，这是电影的核心内容。随着技术的进步，视听手段在生活中的普遍运用，电影也逐渐占据了人们的业余生活。过去，小说、诗歌甚至音乐在占据人们的业余生活，可是，现在，越来越让位于视听生活了，电影也就成了最为重要的休闲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便不得不让位于影视，尤其是电影，同时，文学也一直在找寻新的传播方式，而可以将文学改编的电影便自然成为选择之一。故而，讨论电影对文学的传播便成为一件颇有意义的话题。

一、电影拓宽了文学的生存维度

在谈及文学时，我们更多想到的是以纸媒为媒介，以文字为符号的艺术形式。而当电影迈进文学的门槛，大量改编文学作品，使得文学由初始的时间艺术走向时空同构的艺术范畴。在电影传播的巨大影响下，文学的生存进入了更广阔的维度，开始迈入跨越时空传播的新时代。

从1895年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将《火车到站》搬上大银幕，迎面驶来的火车在那个年代为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再到1927年阿兰·克罗斯兰第一部添加对白的有声电影《爵士歌王》问世，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作用让电影更加贴近生活，成为最具逼真性的艺术生活。电影以逼真再现生活以及其视图的易读性，成为更容易使大众所接受的艺术形式。当电影日益发展，需要文学来扩充填补时，文学改编电影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让大众更多的接触到了文学知识，以视图的形式传播文学。也许你并未读过余华的小说《活着》，但看过张艺谋改编的同名电影或许会勾起你读书的欲望，然后你就能静心品味“活着”便是最大的快慰，感悟在悲剧命运中人该如何面对生活的意义。这就是电影通过其独特的艺术形式让我们看到了文学。

文学的“触电”，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文学的影响力，提高了作者的知名度，甚至还推动了小说的大量发行。纵观中外，我们可以看到的例子比比皆是。乔治·布鲁斯东做过分析：“《大卫·科波菲尔》在克利夫兰的影院公映时，借阅小说的人数陡增，当地公共图书馆不得不添购了132册；《大地》的首映使小说销量突然提高到每周3000册；《呼啸山庄》拍成电影后，小说销量超过了它出版以来92年内的销量。杰里·华德用更精确的数字证实了这种情况，他指出，《呼啸山庄》公映后，小说的普及本售出了70万册；各种版本的《傲慢与偏见》达到33万余册；《桃源艳迹》售出了140万册。1956年，在映出《莫比·狄克》和《战争与和平》的同时配合出售原著，也是这种趋势的继续。”茂莱也曾在书中写道：“查尔斯·韦布的《毕业生》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影片问世之前，它只售出精装本500册和平装本不到20万册；改编影片大获成功后，平装本的销售突破了150万册。当1962年拍摄的影片《杀死知更鸟》于1968年在电视上播出时，平装本的出版商立即又印制15万册以满足进一步的需要。”《毕业生》作为“新好莱坞电影”的代表作，是1967年迈克尼科尔斯根据查尔斯·韦伯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作品以其新锐的拍摄手法斩获第四十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而《杀死知更鸟》是罗伯特·马利根在1962年根据哈珀·李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两部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作品的成功问世带动了原著文学的出版，使得文学作品穿越时间的长河影响至今，引起很多人的阅读兴趣。

再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播。莫言、苏童、余华，作为当代作家，他们的作品传播范围广泛，延伸至海外，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先驱。对于三位作家我们可以寻找到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作品皆被导演张艺谋改编并获得国际大奖。其中，最为受众瞩目的当属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莫言作品改编为电影最为观众熟悉的要数张艺谋导演的改编自《红高粱家族》的《红高粱》。莫言曾说，如果没有《红高粱》的成功，他的作品不会有今天的知名度。1986年莫言创作了《红高粱家族》，1987年即被张艺谋搬上大荧幕，并在第38届柏林电影节斩获最佳影片金熊奖，为中国电影打开了世界之窗，同时也给中国的当代文学传播带来新的视野。2009年日本学者古川毅在一次被采访中讲到，是电影把莫言带进了日本，“根据莫言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在日本很受欢迎，他的小说也随之开始引起注意，所以，他进入日本比较早。”莫言也曾在2002年与大江健三郎、张艺谋的一次谈话中说，“电影的影响的确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以后，除了文学圈也没有太多的人知道，但当电影公演过后，我从高密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声大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我才感到电影确实是不得了。”电影把莫言带入日本，带向世界，使得中国山东高密所产的魔幻现实主义为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再比如作家苏童，与莫言完全不同，文学性格沉稳、内敛，张艺谋拍摄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将苏童与《妻妾成群》搬入大众视野，之后人们开始深入对苏童的文学作品了解探析。苏童的小说作品走俏，随之而來的是更多作品的改编，1995年黄建新将《米》改编为电影《大鸿米店》，《娴的故事》也由侯咏在2004改编为《茉莉花开》，2007年李少红将《红粉》搬上银幕，2012年短篇小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被青年导演李睿珺改编成电影，苏童作品电影改编一直备受青睐，使得文学有了更大的影响力。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当代文学迈向世界的过程中，电影成为重要的开路先锋。endprint

从以上列举的电影与文学作品的发展渊源，我们不难看到电影以其巨大的影响力，扩大了文学的传播，对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不仅使两千年多年来文学传播的空间障碍消失了，也使得文学在时间的长河中历久弥新。我们看到文学以电影为中介走得更宽更广，看到文学通过视图的形式获得更多的认知，看到文学穿越时空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获得新的话语权。我们不得不承认，电影通过更为直接的图像形式，为文学的传播拓展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二、电影转变了受众的审美习性

“艺术的极点是作者的本文，审美的极点则通过读者的阅读而实现”，图像时代的文学阅读，作为文学审美的方式，从以往简单封闭的作者——作品——读者关系中，加入了传播环节。读者不但不作为一个被动对文学做出反应的部分存在，而且是以传播产品的消费者身份走向自主。文学审美，不再是单一的文字品读，而呈现为形象生动的影视图像，消费主体的期待视野随之发生变化。从创作者到文本再到读者都在悄然改变，潜移默化地转变了受众的审美文化，这是我们所不容忽视的。

在传统的文学接受中，读者与文本是在思维加工中形成再创造，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阅读所创造的形象与意义呈现多样性。而在电影的接受中表现为图视化，文学改编电影之后，导演与演员塑造的文学形象是被规定化的，受众难以进行更多的想象，声音和画面直观地进入了受众的思想中，这样的接受方式更受大众欢迎。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从20世纪初开始，“文字阅读（确切地说，包括文字创作）已经不再是一种主要的方式了。电子文化异军突起，颠覆了文字的霸权，使文字沦为影像的附庸。人与现实的关系，也从语言转向了图像。”再如乔治·布鲁斯东所说：“语言符号把四维性的生活图像变成了一维性的语言符号，再在想象中把它还原为生动的形象，不但费力而且会丢三落四。何况，文学语言还有‘实指与‘能指、‘表意性与‘表情性等多种层次，这就更增加了难度。而电子文化却直来直去，甚至不惜把自己的速度强加给观众，当然更能迎合人也更能吸引人。”在“2012年受众接受中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途径”问卷调查中，选取100部曾经被改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调查数据显示，19.1%的人会在看完电影后再去阅读原著，这个比例高于直接阅读小说的17.2%（10%的人只看小说，7.2%的人看完小说后再看电影）；同时，有58.8%的人只看电影，不看小说。如此来看，图像时代将表达变得更为直观，比起语言更容易让人接受，向我们传递出影视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图像艺术，颠覆了大众的审美情趣，并将这种影响延伸到了文学。

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即使从看似不起眼的书籍设计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今天的文学对受众审美转变的重视。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德国莱比锡举办的“全世界最美丽的书”，我国二十一世纪初举办的“中国最美的书”以及台湾2010年开始举办的“金蝶奖”等等，这些评选活动让我们看到文学在为自己穿新衣，为迎合读者图视审美情趣竭力“装饰”着自己，来适应图像艺术下的视觉文学。

直观的视图取代文字的阅读思维，与日俱增的读图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字审美能力，人们更乐意从消费、娱乐的角度去观看影视，从而接受文学。在电影的影像中通过两到三个小时去观看一部文学作品。再或者，当一部影视作品有巨大的影响力，为了有更深的了解、对比，从而重返文学。影视成了文学的媒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在资本逻辑渗透下不断借影视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带来了直观化、娱乐化的文学审美诉求，正如作家严歌苓所说，“你在小说中描写了一大堆眼神怎么样怎么样，你在电影里只要一个镜头，就马上让你感到一种震动”。

三、电影衍生了新的文學样式

文学与影视的结合，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文学样式——影视文学。电影发明伊始，列夫·托尔斯泰曾经向人们说道：“你们将会看到，这个带摇把的嗒嗒响的小玩艺儿将给我们的生活——作家的生活带来一场革命。这是对旧的文艺方法的一次直接攻击。我们将不得不去适应这影影绰绰的幕布和冰冷的机器。将需要一种新的写作方式。我已想到这一点，我能感到将要来临的是什么。”电影为文学带来了新的写作方式，刺激了图视文学的创作，出现了大量的影像文本。这些文本从创作开始，就接受影像叙事的影响，自觉地注入电影化的写作手法，小说中含有大量的影视元素，直接带来了小说文体的变革。譬如，最初为建筑术语的蒙太奇，引入电影后作为银幕形象的构成法则，指剪辑、组合电影的修辞语法。普多夫金在《论蒙太奇》中提出：“蒙太奇的本性是各种艺术所同有的东西。”这又说明了，蒙太奇不是电影所独有的思维。小说家们以电影为媒介，充分挖掘着小说的“蒙太奇”特性，如同爱德华·茂莱在剖析了十多位欧美现代作家与电影的关系后，说道：“《尤里西斯》问世后的小说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电影化的想象在小说家头脑里发展的历史。”蒙太奇思维的运用，是影视文学将语言搭成的文学之山消化掉，在保持文学精华元素的基础上，按照影视思维重新构建，为文学艺术增添了新的形式。

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新兴文学形式，作为沟通文学与电影的桥梁，兼具传播电影与文学的双重重任。在这样的历史使命之下，如何对待这种在电影影响下传播的文学作品，成为关乎当下影视与文学发展的时代之急。如同作家严歌苓在与学者庄园的一次关于文学与影视关系的对话中谈到的：“现在中国很多小说家，包括我自己，都是靠影视做广告，这是可悲的，但是媒体时代的必然现象。如今又似乎是‘有欲则刚的时代，影视财大气粗，文学向影视靠拢，也是经济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达尔文法则的又一次证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商业化的刺激下，很多作家为了自己的文学梦，为了文学的新发展，选择了与影视结盟。创作者如何摆脱电影影响下无序的文化产业化？如何以文学的姿态来重新审视我们应该创作什么样的作品？传播什么样的意念？类似的诸多问题是当代作者创作影视文本时应该考虑的，也是责任和使命所在。如铁凝所言，作家的小说发表后，就属于大众的了，影视可以帮助小说再次扩大读者，同时也是对作家的一种激励。但要注意的是，小说家应该时刻明白自己的创作心态，如何把小说写好，表达到位，不留遗憾，这些才是最重要的。新的写作方式，文学样式的革新并不是彻底的改革与颠覆，而是一种再创造的独特话语，是文学在继承中萌生的更具生命力的新芽。endprint

可以说，电影为文学带来的这场革新，介入到了文学文本的本源。在这样的一个造型艺术的生态环境里发展，我们的影视文学，从诞生到发展，由发展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在探索性的发展道路上，为自己确立了基于电影的新文学的独立传播方向，奠定了在当代文学大家庭中的地位。

四、电影解构了文学的独立性

布鲁斯东说：“小说拍成电影以后，将必然会变成一个和它所根据的小说完全不同的完整的艺术品。”这样一来，在文学创作中为改编而创作、在文学改编中为搬上银幕而改编等等现象应运而生，消解了文学的独立品格。以1981年改编的鲁迅中篇小说《阿Q正传》为例，鲁迅对试图改编《阿Q正传》的电影人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意见认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台，将也剩下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和哀怜为目的，其中的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再者，在外国文学作品中高尔基的《母亲》曾五次被改编成电影，《汤姆叔叔的小屋》曾九次被搬上银幕，而《茶花女》和《悲惨世界》的改编则达二十三次之多，每一次改编都对原著进行了一定的拆解。虽然小说与电影都在讲故事，但是一个用语言，一个用画面，两种不同的手段，使得影视对小说的复制更多的是小说韵味的消失，这样看来文学以电影为媒介的传播与文本本身的意义而言有一定程度的牺牲。

再如《白鹿原》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大多数读者看过电影后都摇头，认为改编并不成功。有观众说，还不如叫《田小娥与她的男人们》。笔者曾在陈忠实生前拜访过他，也问及此事。陈老说，原来的电影是四个多小时，还基本能反映一些原著的思想，可是后来剪辑后放映时，就与原著相距甚远了。他的遗憾被评论家雷达先生说得很中肯：“我很早就评论过《白鹿原》，所以看电影《白鹿原》不能不时时联想到小说原著。今天我给电影打6分，并非出于苛刻，而是认为，电影虽有史诗追求，写意风格，然而力有未逮，失之外在化了。像老戏台、麦浪、秦腔、打麦场呀这类形式因素运用得是不错，没看过小说的人会感到很新异，甚至陶醉于某种民俗奇观的展现，但不幸的是，这些形式因素和风格因素压倒了它的内在的灵魂诉求，也就是说，电影对小说根本精神的把握不够准确，不夠深刻，甚至是严重地偏离了。”

在电影的影响下，文学被重塑，我们看到更为商业化、大众化的影像文学在不断传播。文学做出了“适媒性”的退让，生产新的文学语言，电影对文学的创造性改编，以新的形式传播文学。在这样的建构与改造中，文学的锋利棱角在被磨退，由纯文学走向通俗文学，在权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之下，走向了遵循资本逻辑规律而忽视文学内在蕴含的道路。文化产业链已然形成，文学商业化成为当下文学的常态。在电影商业化的过程中，文学在“被影响的焦虑中”也追求商业化。这是文学的倒退。但这种书面似乎不能得到有效遏制，许多作家创作的视野开始迎合大众情趣，文学创作中的功利心理使得原本应该高雅的文学为利益而异化、屈从，“成为商业资本的一种，以物质性、消费性裹挟着可怜兮兮的精神性、鉴赏性成为大众狂欢的俗世写真。”

这样一来，文学的意蕴在电影的传播中而消解，然而，当我们面对文学与影视的未来时，必须承认，我们需要更高品质的文学作品，来满足人们日益改变的期待视野与精神追求。正如雷达先生所言那样：“文学在今天不是没有价值，而是大有可为，它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影视平庸化、浅俗化的弊端。可见，影视和文学如何共存共荣是一个大问题，而简单地将二者关系对立，肯定是没有出路，也不符合当前文化发展的事实。”因此，作家的使命感不仅不能退让，还需要更多的坚守，优秀的文学创作才能提高影视的人文内涵，改变充斥着物欲、快感的影视现状，以更有深度的人文情感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追求。

电影也一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