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曾勋

产妇跳楼后，那些与女权有关的话题

文_曾勋

2017年8月31日，榆林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妇产科里，产妇马女士跳楼身亡。真相随即陷入“罗生门”。

院方声明，医院多次建议行剖宫产终止妊娠，家属均明确拒绝，并在《产妇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确认顺产要求。但孕妇丈夫延先生否认了院方的说法，称家属曾先后两次同意实施剖腹产，但医院回应说“快要生了，不用剖腹产”。

9月8日，榆林市卫计局公布了相关调查结果，榆林市专家调查组经调查讨论，一致认为该产妇入院诊断明确、产前告知手续完善、诊疗措施合理、抢救过程符合诊疗规范要求。

可以预见，孕妇家属与医院方的争议还将继续，而一尸两命的悲剧，也将持续引发舆论关注。有人咒骂产妇丈夫家人道德水准低下，有人指责医院推卸责任，有人发现医院与家属的操作过程都与法律法规背道而驰。道德瑕疵、医患关系、法律悬空……所有话题，都值得深入探讨。真相究竟是怎样，关系到责任认定的问题。

诸多公共话题之外，笔者联想到一个关于分娩的故事，死者不是产妇，而是产妇的丈夫。1924年，海明威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时代》中，有一个故事叫《印第安营地》。

美国男孩尼克跟着他的医生父亲来到印第安人居住的营地，帮助一个印第安妇女分娩。过程并不顺利，尼克的父亲决定给她做剖腹产手术。由于条件不好，只能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用一把大折刀和细肠线进行手术。

产妇的丈夫由于腿部受伤，既不能像营地中其他男子一样，躲到听不到妻子痛苦惨叫的地方，又不能下床帮助他的妻子。手术过程中，他与难产的妻子一起遭受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最终，男人用剃刀在自己脖子上割出一条大口子自杀了。

今天重读这篇小说，有了另外一番体验。不少评论家对于印第安丈夫的自杀，作出了自己的诠释。但笔者更愿意将这个故事，看成是对女性分娩痛苦的感同身受，对女性尊严与权利回归的文学性试探。

回归到我们的语境中，诸如此类的文学表述极其稀有。相反，类似于“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韩非子·六反》）的社会现象和伦理，倒是不鲜见。在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中，常有产妇分娩遇到困难接生婆或医生问家属“保大人还是保小孩”的场景。此刻，女性的身体权被消解，女性的生育被看作一种家族任务。

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女性承受着各种落后观念的重压。比如，剖腹产，意味着一个“破”字，它将对家庭风水和气场带来“破败”；还有更功利但缺少科学依据的考量，剖腹产将对孩子的健康与二胎的生育产生影响。

一名育儿师，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准妈妈的私信，她们更多的是为不能顺产而焦虑，压力多是来源于身边人。生育，本来就是女人作为“第二性”在生理上屈居于男性的性征。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将妊娠称为“是令人疲惫的苦差事”,它不但不会给女人来带任何好处,反而要她作出巨大牺牲。

女人的“腹部是虚弱的”，如果社会不能通过文明的方式来弥补女性性征上的弱点，那么，这样的社会还配得上“文明”吗？

世界日新月异，在人类繁衍这个命题上，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仍旧将女性的子宫工具化，女性与生俱来的生命权，仍旧被他人意志所绑架。如何尊重女性的权利和意志，让法律与观念真正捍卫女性的本体权利，应是全社会共同关注并深入思考的社会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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