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荣均

天凉好个秋

农历九月，老家盆周山区开始了入秋来一小段的闲时。玉米和稻子已收回，离小麦和胡豆下种还有些早。过了九月，就是小阳春了。趁闲暇找些事，比如在白露前后播些小白菜、萝卜啥的，不到月底，就长成菜秧子了，送到乡场卖给饭馆，或自己留着吃，也是不错的打算。忙碌了一日，到了傍晚，一家人终于可以开心地拧开电视，摆龙门阵了。父亲似乎有了倦意，喜欢靠着木枕聊，很享受的样子，聊着聊着，眼就眯过去了。木枕有些凉，我们几个小的就给母亲建议，不给爹盖个被子啥的？母亲说，别扰着，他颈椎有毛病，喜欢枕硬邦邦东西躺，正舒服哩，眯一会就会醒的，由着他吧。一家人又继续闲聊，任由父亲的鼾声，响彻老屋。可惜这些都是多年前的画面了，现在山里已退耕，母亲的絮叨不再，父亲的鼾声不再，就连学种庄稼也成为奢侈的记忆。

农历九月，我在南国的城市里读宋词，转移怀想。因为爱失眠，夫人给我买了个菊花药枕，据说有治疗效果，软是软，味浓，更睡不着了。睡不着，就读李清照，读辛弃疾，读南宋的文人情怀。读到半夜，忽有发现，这黑夜里一个人的宋词世界，伤感会加重。“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清照《醉花阴》）菊花开盛的重阳，本是女子最养心神的季节。可是，夫已没，家只剩下半片灰影，就连国也飘摇不定。菊花的美色，有些不合时宜，它的出现平添了李清照最深切的哀伤。玉枕呢，更凉了。李清照笔下的玉枕，大约是瓷做的，比我父亲的木枕头更硬，夏天枕着睡，消暑，一入秋，没法对付半夜的透凉了。好在，还有宋词，有了可以抒发的寄托。而玉枕，则为表现秋凉不可替代的道具。辛词属豪放派。在豪放派的意境里，家国是一样的家国，伤感是一样的伤感，秋凉是一样的秋凉。“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相比李词的婉约，辛词的愁绪比較直接。豪放派的文人，心思直率难掩饰，藏不住，就想表达，越想表达，越词穷，陷入“欲说还休”的尴尬。文人的情怀是很难琢磨的，甚至有些表里不一。李清照的婉约词，回避女儿的怯弱，是不得已。辛弃疾的豪放词，英雄侠义的背后，是文人的隐忍。作为宋词最流行的两个门派的代表，李词和辛词在表现秋天的意境上出现交集，甚至息息相通，是因为九月的秋凉，最接近文人寂寥时的内心，很坚硬，也很柔软。

真要感谢宋词，感谢李清照、辛弃疾们，婉约或者豪放地抒写。宋代文人的秋词，加上瓷枕这玩意，就等于某种情绪。如 ，“春深花簇小楼台，风飘锦绣开。新睡觉，步香阶，山枕印红唇。”（魏承班《诉衷情》）又如，“玉炉沉水袅残烟，梦回山枕隐花钿。”（李清照《浣溪沙》）有人研究，山枕是一种“如意形”或“荷叶形”的瓷枕，两缘高，中间凹，形似山峦。据说，宋人特别喜欢这种枕头，因为有着特别的功效。“不如华堂伴玉屏，宝钿欹斜云髻倾。”此诗说的是，那时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蓄一头浓发，一入夏，就会热得不行，睡在瓷山枕上，可任头发披拂，好不惬意。有一件金代磁州窑白地黑花篆书文字圆枕上，专门就瓷枕的功效记载有一首诗：“绣顶聚金不胜情，夏使瓷枕自凉生。清魂内入游仙梦，有象纱橱枕水晶。” 枕瓷如枕水晶，拿上一册书翻，再难熬的酷暑，也能对付。司马光就喜欢这样读书的姿势，避暑之外，睡硬朗的山枕，还能提醒自己少睡。可见，瓷枕还是读书人表现警示刻苦的道具。

不仅书生喜好，民间百姓也喜好。睡瓷枕，避暑，还不得颈椎病。关键是睡得平和，入梦安然。能枕着山枕读书也好，读得书，挣点功名，是普通人家子弟的梦想。读不得，做不了书生，挣不了功名，也没关系，可以把书生意气，留在身边，可以把保家卫国的功名追求，留在梦里。

所以，农历九月，磁州窑的工匠们开始了最繁忙的生产季节。窑厂拿回来很多瓷枕订单。客户都是些像李、辛一样多愁善感的读书人。他们在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与宋兵的拉锯战中，习惯了隐忍的劳作和生活。他们读李、辛的婉约、豪放词，为了还记着自己的宋朝，记着自己的家园。读书，劳作，安稳地生活，闲暇了，喝喝酒，聊聊天，找心上人叙叙衷肠。没有人说话也没关系，就一个人独自表达吧，哪怕它只是短暂的遐思，哪怕它埋藏很深，有一点不可以缺少的，它是普通人家的精神支柱。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在战争的空隙里，如何艰难地保持平和的心态，把日常生活继续下去。

磁州窑是民窑，表现形式主要有黑白彩绘，这与当时的青瓷窑口形成鲜明对比。读书人的朝廷，重程式礼仪、心性修养，比较含蓄，对这种直白的表达并不重视，但也放任其发展，所以，北国的城市乡下，普通人家都用磁州窑，磁州窑盛极一时。那时候，朝廷和百姓，心思都是一样的，抵御外敌，结束战乱，过上平安生活。皇帝和官员，作画，作诗词，表达情绪。民间的工匠，也学着作画，作诗词，文采不行，就写点自个喜欢的，写眼里所见，心里所想，或者索性摘抄几句文人诗词也好，聊表情绪。

现在保存下来的宋金磁州窑枕，有大量表达普通人家书生意绪的作品。最直接的是在枕头上书写格言警句的。比如，存世就有很多的“忍”字枕。那时人家，喜欢买个镌一“忍”字的枕头，夜夜枕着睡，一笔一画，紧贴后脑勺，铭心刻骨吧。不像今人，请个书法名家，写个大大的“忍”，大张旗鼓挂在办公室，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想法，不就是给人看自己的脸色么，脸色还不太好看。宋人枕“忍”，“忍”给自个看。宋室忍，是朝廷里一帮文官的既定战略，忍辽，忍金，以时间换空间。当然，百姓也不想打仗，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忍”成为最普世的日常哲学。邯郸博物馆有一件磁州窑枕，写了首打油诗：“常忆离家日，双亲拂背言：遇桥需下马，有路莫行船，未晚先投宿，鸡鸣再看天。古来冤枉者，尽在路途边。”表面是在告诉你出行经验，实在劝世，劝啥，劝人注意安全。宋人没有安全感。丢了安全感，不能丢了忧患和责任。于是，就枕着“怀着日月，秀毓山河”入睡，梦里梦外都萦绕家国情怀。大英博物馆有件书有“家国永安”的枕头，枕头一侧还书工匠题记，“元本冶底赵家枕永”，“熙宁四年三月十九日书”。 熙宁四年，北宋周边并无大的战事，朝廷正在着手军事、科举、农税等一应改革。一切正在向好。今天，我们目睹它，往往会忽略掉赵家工匠名字，也难以记住具体的纪年。记不住没关系，记住“家国永安”四个字就行了。同赵家工匠一样，我们都是小人物。小人物谈不上崇高，只有此刻最真实的想法。“高枕无忧”是小人物在夜里的真实想法。黑夜，充满了诡异和变数，高枕，可以警示自己别睡过头了。白天也莫生事，“众中少语，无事早归”。 不能老想着要别人怎么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埋头多做事，做小事，做好事善事，“家和生贵子，门善出高人”。都是些小人物的真性情。或许，真性情就是小人物的哲学吧——真实即崇高。endprint

宋金磁州窑还有大量的书写诗词的枕头。磁县文管所藏白地黑花书“落梅风”枕，书小令：“愁如醉，闷似痴，闷和愁养成春睡。珠帘任谁休卷起，怕莺花笑人憔悴。落梅风。” 日本松岗美术馆藏瓷枕上书词：“梨花雨，杨柳烟，寂寞了小庭深院。桃花掩（嫣）然三月天，不见了去年人面。”频繁的战乱中，还有闲情抒写“闺怨”和相思，实在是文人的真性情做派，很难得。上海博物馆藏瓷枕上题：“光阴未老身先老，馋待开，早白头。”岁月是锋利的刃，一日日划，除了感怀，我们拿什么去消解切肤之疼？读书人对抗人世悲欢离合，有读书人的风格，隐忍，含蓄，向内心深处用力，兀自咀嚼和承受。想来，写这些诗词的，多是混迹于磁地民间窑场的落魄文人了。

更多的咏怀心情的诗词之作，被磁州窑的工匠们书写于枕面。河北磁县博物馆藏白地黑花如意头形枕，枕面开光内墨书：“一架青黄瓜，满园白黑豆。”河北省博物馆藏绿釉黑花八角形枕，墨书：“北风轻频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河南林县文化馆藏白地黑花八角形枕，墨书五言诗：“皤然一老翁，凡百事皆慵。旧物不尽记，故人难得逢。”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绿釉划花如意头枕，划书《咏菊》诗：“金钿小小贴秋丛，开向渊明醉梦中，不似南园桃与李，荣华一一待春风。”峰峰矿区文保所藏白地黑绘椭圆形枕，墨书《如梦令》词：“如梦令，曾醉桃源西宴，花落水晶宫殿，一枕梦初惊，人世光阴如电。双燕、双燕，不见当年人面。”磁县博物馆还有件白地黑花如意头形枕，墨书《如梦令》词一首：“如梦令，为向东波（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词是苏轼为怀念黄州东坡而作，这件瓷枕作品算是宋金时期的民间普及版。磁州窑的诗文作品，大多有高古书法遗风，有学“二王”的，有学颜柳的，有学“宋四家”的，更多的是信手而作的民间书风。由此看来，主流文人诗词书画所附带的价值观教化，在民間已得到普遍的推广，融于家家户户的日常生活。做官的文人也好，市井乡野草民也好，心都是肉长的，有哀怨和忧伤，也需要释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唯有三曹、七贤和李杜，唯有苏辛的豪放、易安居士的婉约。这一点，在崇文的宋金元时，更是深入人心。

有一件磁州窑诗文作品，我特别喜欢。“夏日景偏长，遥天转暑光，如人会消遣，何处不清凉。”夏天是天下人的夏天。江南江北，城里乡下，酷暑难耐。皇帝老儿热，我们小民也热。都热。身份在这个时候，失去光环。没有谁能顾及你，自个将息吧。七月，天热了，找个凉枕。九月，秋凉了，加件衣衫。还要学会自己找乐子，对付各种烦。找不着乐子，就什么也别想，一个人呆想，把孤独进行到底。或如，赵佶画笔下的那只寂寥的鸟雀，冷对腊梅开了又谢，萱草谢了又开，这些都不过是情绪。情绪有些低落，也有些小心翼翼，但它不破坏，只对抗，对抗寂寥和纷纭。或如，磁州窑枕面的白地褐花鱼纹，水自湍流，藻草逐流，这一切，都不能动摇那鱼定力十足的自静。

有一种盛开叫锋利

有一种盛开叫锋利。

但它不是玫瑰。玫瑰含刺，阴谋藏于爱情的后面。我们往往被玫瑰的艳丽迷住双眼，采弄花朵时不小心，手被扎得出血，扎出血还是抵挡不住花朵的诱惑。玫瑰花下，幸福和疼纠缠不清。这就是人性。我们拒绝锋利，但不会拒绝爱情。当锋利与爱情摆在面前时，我们一定要做个选择的。要么，毅然赴刺，作花下鬼。要么，退而求其主流，发一些天涯何处无芳草，或弄香花满衣的酸楚慨叹。

有一种锋利叫耀州窑。

与长沙窑和磁州窑彩绘不一样，耀州的工匠们不是用笔来完成对花朵的理解，而是用刀。一刀见泥，再一刀，见花叶。无论是刻花，还是划花，刀在瓷坯上，都表现得果断，毅然决然，绝对不会拖泥带水，甚至片刻的迟疑和犹豫，也不能容忍。今天的人们模仿耀州刀工，最好的，也不过按图索骥。因为造假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赚钱。钱这个东西往往把内心搞得不大干净，慌慌张张的，一慌张败笔也藏不住了。最顶级的瓷器高手，往往从耀州窑刻划花的速度感，就能一眼判断真假。今天的工匠，包括一些美术高手，不大愿意去采风，都喜欢搞个工作室，成天待在屋子里躲起来搞，或为担心别人识破他创新的玄机，或欲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如此“创作”场景，你或许未曾亲见，也能猜得三分，不过从作品到作品，一临二摹三拼凑而已。我是极力主张灵感来自生活的。没有了鲜活的生活之美，再艺术的“花朵”，也仅开于纸上，与内心无关。

我相信耀州窑锋利的盛开，与北方工匠们的日常生活有关，与内心有关。北宋时，耀州窑的刻划花工艺达到巅峰，尤其是大朵大朵的牡丹和菊花图案，看一眼，你就会喜欢得不得了。故宫有件嘟噜瓶，上海博物馆有件梅瓶，是耀州窑的经典。两件作品都把牡丹作为表现的中心，刻划工艺可谓挥洒自如。第一次目睹这样的鬼斧神工，转来转去地看，怎么也感觉整个瓶子都是在画一朵开得特别盛大的花朵。后来才整明白，原来那是缠枝的牡丹和菊，不过工匠们把最夸张最艳丽之处，放在了画面的审美中央。耀州窑的工艺，强调的是刀工的犀利力道，斜着入刀，刀刀可见泥。见过北方人做刀削面，一刀一刀飞快，不见面条，唯见刀影飞出一条条优美的弧线。今人很难体会宋时耀州工匠的刀工，但品尝过刀削面的，一定有深刻体会——下刀的果断，与北方人洒脱的性格有关。

耀州窑的神工，还不仅在刻划工艺的表面。陕西博物馆藏了件看家宝贝——耀州窑刻花提梁倒流壶。壶很特别，茶水从底下灌入，正过壶身来，下面的孔竟然不洒水，掺茶的时候，水又从壶嘴出，够奇吧。纽约苏富比曾经拍卖过一件类似作品，卖得很贵，估计老外买家把宝贝拿回家后，一定花了很多心思研究，还不得要领。我也曾为此着迷，此壶如此含蓄，想来耀州窑的美，并不止于牡丹和菊花的大开大合和锋利，北方工匠们的性格也并不全是荡气回肠和大大咧咧。他们应该深谙审美的玄机——细节决定最后的成败，大美蕴于内心深处。

饶 玉

国人对玉的崇拜，与生俱来。出自天然，纯净无瑕，便是好玉，人见人爱。好玉配好人。好人，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对人格的要求，又叫君子，内心质朴，善良，不掺杂任何杂念，待人赤诚。这话有些抽象。玉正好可以拿来类比。于是，我们捧出一块玉说，看见没，这便是君子之心。贾宝玉和林黛玉，名字里都一玉字，两人之间，你看得见我，我看得见你，完全透明。从情感的角度，这是极难做到的。所以，玉成了我们共同追求的人生理想和态度。endprint

宋代知识分子追捧玉，源于对“道”的崇拜。天青色，青玉的最佳呈色。宋人以青玉之色作为标准，烧造青瓷，汝、官、哥、钧，兼模仿青玉之心，达到很高的水平。今天我们判断宋代青瓷，有一个依据，就是釉面有无青玉的温婉手感。

然最好的玉不是青玉，是白玉，美若凝脂。世人公认白玉中最好的，出自和田，可惜那个僻壤之处，产玉太少。物以稀为贵。白玉以和田羊脂为贵。读书人，以君子为贵。所以，宋代定州的工匠们就寻思模仿烧造白瓷，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定窑白瓷。陶瓷史上，瓷器颜色遵循了由深而浅，由青而白的顺序。从技术的角度，烧造白瓷之路，就是一段釉色不断提纯的历史。定窑的工匠们，使出浑身解数，烧成著名的“定白”。因为瓷土的限制，“定白”离羊脂白玉的纯洁和温润，还是有距离，半透明，还微闪点黄，质感极类象牙。即便这样，也是了不起的发明。

到了公元一〇〇四年，终于有了转机。这一天，真宗皇帝赵恒，收到了下面送来的一套青白瓷器。东西是一个叫“饶州”的地方进贡的。宋朝皇帝乃真书生，个个读得书，真宗也不例外，鉴赏能力非凡。真宗捧着那玩意，爱不释手——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好的白瓷，几乎就跟真正的玉没有分别！于是，赵恒把自己天下独一无二的恩宠，赏赐予饶州的一个小镇“昌南”——以自己的年号“景德”，为其命名。南方小镇“昌南”，从此以作瓷闻名，且有了显赫的名字——“景德”。景德镇的陶瓷艺人，都记得这一个年份：一〇〇四年，景德元年。

准确地说，宋真宗看到的不是标准的白瓷，是白中闪天青的青白瓷。宋代的青白瓷，烧得最好的是“湖田窑”。湖田窑并非一座窑，是北宋到元，处于景德镇陶瓷烧造核心的湖田一带，众多星星一样的大小窑口。青白瓷，又叫“影青”。我第一次在四川遂宁宋瓷博物馆看到景德镇窑梅瓶、斗笠盏，还有很多叫不出名的文房时，就被它的魅力给吓住了。薄，不是一般的薄，它甚至超过了我对瓷器厚度的想象！釉色，前所未有的好，怎么个好，词也显穷，只能拿其他东西类比。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有个说法：“素肌玉骨”。“素肌”，是说感官上的柔软，“玉骨”指内心的质地。一温柔，一硬朗，看上去有些矛盾。影青，就是把矛盾之美，统一到了最佳程度。民间传说柴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柴窑，有谁见过？反正我也没见过，很多人也没见过。但我们见过影青。这四句话，用来描述影青，其实更为贴切。

景德镇成功烧造青白瓷，因为发现了得天独厚的宝贝：高岭土。高岭，山丘名，位于景德镇附近，出产的瓷土，被世界上公认为颜色和强度都达到最优的瓷器原料。我去过高岭，印象里全是大大小小的矿坑，非常洁白，像刚下了场小雪一样。当初，欧洲人见到景德镇瓷器后，十分惊讶，就模仿烧，穷尽了手段未成功。康熙年间，一个叫佩里·昂特雷科莱（殷弘绪）的传教士，受罗马教皇委派，到景德镇卧底，花了七年时间，终于搞明白了景德镇瓷器的烧造秘决。一七一二年，殷弘绪给教皇写了一封万言信，信中说：“制瓷原料是由叫做白不子（ ‘不读音‘dǔn）和高岭的两种土合成的……精瓷之所以密实，完全是因为含有高岭土。高岭土可比作瓷器的神经。”

因为高岭土，景德镇的工匠们，把关乎玉的理解发挥到了极致。 “景德镇陶，昔三百余座。蜒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元·蒋祈《陶记》）。“饶玉”，既表达了宋元工匠们对陶瓷审美的理想，也是今人看到影青器皿后的强烈感受。虽说，玉不琢，不成器，然玉的天然本色，一直被读书人推崇。青瓷，讲究璞玉的朴素。定窑，又在朴素的内在审美之上，引入形式的美感。如刻划模印花卉纹。盛开是生命最灿烂的形式。从刻划模印工艺的角度，景德镇影青师出定窑，却并未超过定窑多少。但是，把釉色和纹饰两者结合，景德镇窑做到了最好：天然的玉质，外加人的巧夺天工。一块未加琢磨的玉，再美，终究还是冰冷顽固的石头，与我们还是有些隔膜。若是附加了工匠们的想象力，就会盛开为花朵，绽放于心地，投射君子的品质。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景德镇白瓷系名瓷，还有元代的枢府、永乐的甜白、清三代的白釉等。它们都是湖田窑影青的换代产品，工艺更先进，只是在模拟白玉的质感和投射工匠的内心上，与湖田窑仍有距离。见过一件馆藏宋代湖田窑人物造像，塑的书生头像，有些残损，可算是湖田窑的杰出产品。据说，是湖田窑工匠们照着宋朝皇帝的画像烧造的，道士的素色头斤，清秀的面，弯弯的眉，眼眯成一条缝，半梦半醒的模样，怎么看怎么像一等书生，了无帝王的气象。当时，就特别兴奋，感觉他太像我心目中的一个人了，谁呵，宋徽宗呵！这件作品在工艺上高度地模拟玉，人物的内心表现手法何其了得！就对湖田窑的工匠佩服得不行。表面的纯洁观感，加上内在的宁静，便是世间真玉。要实现两者最佳融合，不仅挑战湖田窑工匠们的手工艺，更挑战他们对于书生品质的理解。我相信在他们的眼里，宋徽宗不算一个好皇帝，但绝对是一介真书生。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做皇帝。赵佶不愿意。湖田窑的工匠们不愿意。书生，大体是自由的，附加了条件，如当皇帝、做窑工，便不大自由了。不自由是身的不自由，心仍可以做主的。即便内心也随身体摆动，没了多大自由，但你还得给自己的心房留一室，什么东西也不用放进去。这是书生的底线，因为心房——专属于你的精神領地和人生归宿。就那么闲着。也没人给你占，不用老想着。有时候，想起了，感觉少点了啥，实在要放，就放点宁静吧，譬如宁静的玉，或者影青。

梅子初青

青，宋瓷最具代表性的釉色。今天，我们说到宋瓷，首先想到的就是素。青就朴素，来源于自然。青，还是一种自由的表达，与心灵回归有关。宋人创造青瓷，态度和心境，既自由，无障碍，又专注于一件事情；情怀和体验，既着眼淡远，又细致入微。这一点可以看出，宋人的人生如何游离于出世入世之间。苏东坡是个典型，“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一边想摆脱世俗，最大限度清理心理垃圾，一边又不断地提醒和约束自己。左手一笔行云流水，右手一笔低调内敛。如此高难度舞蹈动作，估计只有苏东坡这样的大师才可实践的。从审美的角度看，我们欣赏宋代青瓷，其实就是在欣赏宋人的人生思考，且与他们的情感产生共鸣。endprint

宋朝，既是精英社会，也是市民社会。总体上划为读书人和市民两个圈子，精神层面各自独立，生活层面相互杂糅。这个特点在青瓷釉色上，体现最明显。“雨过天青云破处，梅子流酸泛青时”。“雨过天青”“梅子初青”，为典型的宋代青瓷釉色，分别代表了官窑和民窑两大系统审美标准。“雨过天青”，汝、官、哥、钧的釉色，属于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官窑系统，有虚有实，有理又节，不温不火，不乏意境，特别受到读书人重视。与“雨过天青”不一样，龙泉窑的“梅子初青”，打破了知识分子对于内心情感的节制，釉色本身更偏重日常生活本身——感性。读书人要世俗生活，市民也要精神审美。所以，宋朝皇帝一发“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感叹，就受世人追捧。

“梅子初青”，最直接的感受——“看上去很美”。当然，这话听起来还是很抽象，这个“梅子青”究竟为怎样一种美丽，我们只能动以想象。入夏，梅花前脚谢，梅子后脚就已挂在枝头了，青中带绿，皮上还爬一层细致的绒，长相并不那么出众，这个状态一直保持到梅熟时。到了五月，是江南采梅季节。梅要下树的前几日，细心的会发现，梅的颜色开始通透发亮，特别娇嫩，嫩得能看到里面的肉。可惜这么靓的果子，只能保持几天，因为它成熟了，再不采摘就要掉果。只有最有心最敏感的读书人，才会去为这不经意的美丽细节，赋诗感叹。“五月青梅煮酒，六月栀子花头。岁月廊上泪不休，檐下芳香难守。芒种时节谁扣，绿窗听雨凝眸。不想绿柳成红榴，薄酒一壶轻嗅。”（佚名《西江月》）这首词，极尽文人的意境营造手段，在描写青梅诗歌中排名靠前，簪栀子花，摘青梅煮酒，色香味都有了。“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李白《长干行》），排名自是第一，讲了个流行了千年的初恋故事，小男孩骑着竹马，到邻居女孩家，邀女孩一起绕井上的围栏，乐呵呵地转，转着转着，小女孩想摘青梅尝，男孩子个子又够不着，就举竹马打得青梅，两人一尝，好酸！这首诗妙就妙在，文人在古典诗歌最妙的意境里，又添加了象征手段，东方式的才子佳人爱情就这样萌芽了。也因为与流行的情感有关，这种酸酸的果子，特别讨女孩们喜欢，价格也贵得离谱，刚上市就要价好几元哩。

龙泉窑的工匠们，虽然没有在手上再现“五月，爱情开始萌芽”这样抽象的意境，但把青梅的观感表现到了极致。“青瓷雪花漂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釉色青翠，光润纯洁”。“酷似美玉，宛如翡翠”。“日之天，远山晚翠；湛碧平湖之水，浅草初春”。“夺得千峰翠”。“色本自然，有天地之大美”。“清澈如秋空，宁静似深海”……反复状摩美色的辞藻，是文人们对龙泉窑梅子青釉的美誉，也许有些芜杂，但你不得不佩服其画面的缤纷和惊艳。但是，当我们真正目睹龙泉窑釉色，你会发现，所有的辞藻都是苍白的——它无力准确地表达出你内心的感受。十六世纪晚期，龙泉窑到了欧洲。这么漂亮的青瓷，法国人还是第一次看到，所有的人都为她的美色倾倒！但没有人能描绘出那种美丽。贵族们想到了正流行的一出舞剧，叫《牧羊女亚司泰来》，剧里的男主角叫“雪拉同”，穿了一件漂亮的青衣，大家就想起了龙泉窑的颜色，自此“雪拉同”也就成了龙泉青瓷的洋名。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最美龙泉青瓷，四川遂宁宋瓷博物馆、两岸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浙江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及日本、英国的博物馆等都有大量的馆藏。经典的作品有荷叶盖罐、凤耳瓶、簋式炉、鬲式炉、琮式瓶、贯耳瓶、莲瓣碗、点彩玉壶春瓶、刻花鼓丁水指、蟠龙盖罐等。名气最大的为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一只打了补丁的龙泉青瓷茶盏，叫“蚂蝗绊”。“蚂蝗绊”讲的是一个真实龙泉青瓷文物流传故事。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有个儒学家，叫伊藤东涯，他在一七二七年写了篇文章《蚂蝗绊茶瓯记》。文章说，南宋龙泉窑出产的一只青瓷茶瓯（茶盏），传到了日本，由平安时代末期武将平重盛家族当国宝珍藏。到日本室町时代（1392-1573），此碗被掌权大将军足利义政所得，可惜碗已在数百年的岁月间，因保管不慎出了道裂痕。主人就派使者攜碗来到中国，请大明皇帝依原样再赏赐一只。陶瓷官员遍访景德镇和龙泉各窑，都说仿烧不出那釉色了。没有办法，就找了顶极的锔艺匠人，给裂痕打了几个锔子，又让使者把碗带回了日本，一直当国家文物财富保存到现存。因为那茶碗锔纹酷似蚂蝗，日本人就叫它“蚂蝗绊”。“蚂蝗绊”不算一个好听的文物艺术品名字，但绝对是一个能让世人牢记的名字。用一件民间并不雅致的物象，来描述高贵的艺术品，其对比之强烈，给所有看过那件茶碗的人，留下了一辈子都难以磨灭的印象——那是一件破损的龙泉青瓷，它曾经被宋人用来日常里喝茶品用，现在被当作国宝珍藏，名 “蚂蝗绊”，它美丽的釉色叫“梅子初青”。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