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有一位修行者听我说当今之计守静读写为要时，批评我说，你现在是要动的，你不出来哪有出路？

但出门交往，朋友们三句话不离挣钱。

一个在好几个單位做顾问的法律学者说他懒得写文章，写文章至少一个字要一块钱吧，问我一个字是多少钱的稿费。另一个作家则说他的书起印数是多少，问我的书销量如何。一个台湾的学者逼问我需要多少钱可以生活，我嗫嚅地说出一个数字，100万。

“100万？”他大笑起来，“你开玩笑，100万在北京能买一个书房？哎呀，你真是单纯。”

我当时不好意思说的是，100万于我都是多的。多年前，朋友就批评我有“求田问舍”的思想。在我们这个社会，不谈钱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时移世异，对钱的谈论也不太一样了。

十几年前，我曾跟吴思先生谈过钱。我们谈的话题是一个月需要多少钱能够用。吴思说是1000元足够，读过他《血酬定律》等书的人都知道他是明于计算的，他说的1000元应该是实情，那时的吴思兄到哪里聚会都是骑自行车，连交通费都省了。

无论如何，当时我们在谈论钱时，是轻松的。我们守着自己的生活。但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意见，老辈知识人舒芜先生就劝过年轻时的我要找一个稳固的饭碗，他还论证说，有了这个饭碗，读书就不会心慌。

大概有很多人对此是认同的，我就知道不少诗人都挣钱去了，比如炒房子；还有一些人傍大款去了。曾有一个作家痛心地对我说，互联网把文人跟商人联网了，他知道的文人身边都有几个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