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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曾国藩对桐城文论的继承与发展

2017-09-20曾梦娇

青年文学家 2017年26期
关键词:桐城派文论曾国藩

摘 要:晚清名臣曾国藩推崇方苞、姚鼎等桐城文人为“文学正宗”,其文论思想直接受到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在桐城文派陷入两难之时,曾国藩出而振之,维护桐城派正统的同时又不拘于此,于原来的基础上增添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博采经史百家之长,提倡阳刚雄肆之风,使得桐城派文学作为中国古典散文的最后辉煌一直延续至五四前夕,曾国藩本人也因此被看作是“桐城中兴”的代表。

关键词:曾国藩;桐城派;文论;经世致用;博采众长;阳刚雄肆

作者简介:曾梦娇(1996-),女,汉族,湖南娄底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大四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6-0-01

曾国藩不仅是一代名将,在文学上也有所建树,他推崇方苞、姚鼐等桐城文人为“文学正宗”,其中最为推崇姚鼐,在《圣哲画像记》中更是直接将自己归入姚鼐门下:“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1]

“桐城派”是清代中期的一个散文流派,尚程朱理学,因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为安徽桐城人,故以此而命名。其中,方苞提倡为文应当雅正朴质,并提出了“义法”说,强调义法统一;刘大櫆在其基础上补充了 “义法”说,重视文章艺术的体现;随后的姚鼐更进一步提出了“义理、考据、词章”三位一体,并创见性的确立了“阴阳刚柔”文论风格,使得桐城派文论体系更加周密而体备。

19世纪中叶,清政府陷入内忧外患之境地,巨大的社会变革要求文人积极关注现实,多作雄直豪壮之文,但以“义法”为准的桐城派擅作雅正朴质之文,格调不高,与此时的社会环境极不适应,由此无法得到大的发展。到了乾嘉时期,汉学兴起,汉学家纷纷责难桐城派以程朱为宗的道统和文统,桐城先贤也相继离世,桐城派文学开始有了衰敝之势。陷入困境的桐城派迫切需要改造,这时曾国藩适时地“出而振之”,他改造并发展了姚鼐的学术理论,在维护桐城派正统的同时又不拘于此,为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为了顺应动荡不安的社会变革,作为晚清名将的曾国藩出于其政治、军事上的目的,希望能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于是在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位一体理论基础上,又增添了“经济”一说,在他的《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有直接表述:“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2]其中特别突出“义理之学”的重要性,这无疑是对桐城文学的坚定维护。同时,他又从崭新的一面阐述了“义理”,将“义理”与“经济”相融合,这与他为清王朝服务的政治思想和他特殊的阶级立场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在感受到西方列强军事之强大的时候,曾氏更主张经世致用,这使得以往空泛浅疏的桐城文论在伦理的本质上加上了实用的色彩,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进一步丰富了“义理”说的内涵。

同时由于汉学兴起,宋学衰敝,许多汉学家纷纷责难桐城文论的“义理之学(宋学)”“空疏不足道”,但桐城文人仍一味固守门户,排斥汉学。曾国藩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于是他摒弃封闭的观念,客观理性地看待汉宋文论之争,认为 “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3],经史百家各有所长,都是为文学创作服务,汉宋两家不能仅仅拘泥于一家之说,而应当博采众长。他在《书学案小识后》说:“惠定宇(栋)、戴东原(震)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4]表面上看仿佛是曾氏对汉学的批评,实质上也起到了协调汉宋矛盾的作用,由此可以窥见他在汉宋问题上的调和态度。总的来说,曾氏在巩固桐城文学地位的基础上,又博采经史百家,大大的解放并丰富了桐城文,不失为一大创举。

曾国藩还继承了姚鼐的“阳刚阴柔”理论,“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二种。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5]姚鼐認为文章有“阳刚”“阴柔”不同的审美特征,并提倡刚柔并济,强调二者的和谐统一。曾国藩在此基础上将其进行了改造:

“余昔年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映宕顿挫,扪之有芒。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若龙,转换无迹。怪:奇粗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茹: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蚊;痞寐周孔,落落寡群。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艾;慎尔褒贬,神人共监。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6]

在姚鼐的基础上对阳刚阴柔两种风格进行了更加细致详尽的阐释,使“阳刚阴柔”理论更加成熟。但与姚鼐倾向阴柔之美不同,身为晚清名将的曾国藩怀有一腔豪情,希冀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建功立业,故而“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认为阳刚雄肆之文才是文之极品,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桐城文派一度空泛浅疏的文风,也是他在理论上的一个突破。

由此可见,曾氏并不是单纯以文人身份来完成桐城中兴的,而是以一个政治家和改革家的姿态再度振兴了桐城派,他无疑是桐城派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以他为代表的文人们能够自觉地维护传统文论并使之顺应时代变革,其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在今天也仍有一定借鉴意义,我们更应该以一种审视的眼光去看待。

参考文献:

[1]《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P250.

[2]《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P422.

[3]《致刘蓉》,《曾国藩全集·书信》,P8.

[4]《书学案小识后》,《曾国藩全集·诗文》,P165.

[5]《曾国藩全集·日记》,P475.

[6]《曾国藩全集·日记》,Pll05.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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