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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郁达夫和张贤亮笔下的女性形象转变

2017-09-20田德芳黄萍萍肖晓珍

青年文学家 2017年26期
关键词:张贤亮郁达夫男权

田德芳+黄萍萍+肖晓珍

摘 要:郁达夫和张贤亮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鲜明士大夫特征的现代作家,其作品都书写知识者在苦难(旅程)中苦闷的精神与沉重的肉身,在灵肉挣扎中寻求自我拯救的过程。在男性自我拯救的过程中既有对女性的崇高赞美,也有欲望化书写,体现着男性视角下女性形象类型化书写特征。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经历了欲望化邪念的代表走向人性升华的提升,而张贤亮笔下的女性地位不断下滑,由女神退化为女奴。这种不同既根源于生活时代的差异带来的知识分子处境不同,同时也与作家创作追求和价值观念密切相关。

关键词:郁达夫;张贤亮;女性;男权

作者简介:田德芳(1982-),女,山东济宁人,汉族,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讲师;黄萍萍(1976-),女,河南商丘人,汉族,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讲师;肖晓珍(1979-),女,陕西合阳人,汉族,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现代汉语讲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6-0-02

郁达夫和张贤亮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鲜明士大夫特征的现代作家,其作品都书写知识者在苦难(旅程)中苦闷的精神与沉重的肉身,在灵肉挣扎中寻求自我拯救的过程。这些作品在当时及当下读者中反响强烈,主要因为作家的坦率书写,把自己的内心告白于读者。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多取材于自身经历,以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人生际遇为底蕴,借助女性形象塑造书写个人之情、时代和家国情怀。张贤亮小说中主人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在政治运动中陷入灵肉双重的苦难中,而苦难中美好女性给予他们物质及精神上的慰藉。这些女人以母性的光辉拯救了苦难的知识分子之后,却遭到批判和蔑视,甚至抛弃,于是由女神退化成女奴。纵观郁达夫和张贤亮笔下的女性形象,既有对女性的崇高赞美,也有欲望化书写,体现着男性视角下女性形象类型化特征。

一、郁达夫:邪念到信念的升华

郁达夫小说创作以《春风沉醉的晚上》为标志形成鲜明的阶段性,小说中女性形象也有明显的变化。以《沉沦》为代表的早期小说中女性多为“邪念”的代表,成为男性主人公在灵与肉的冲突中肉体沉沦的诱因;而后期小说中女性多具有善良、率真、单纯的美好人性,成为解决知识分子精神苦痛的药方。

(一)邪念的代表

郁达夫早期小说中有大量代表“邪念”的女性形象,表现为情欲、变态和物质化等特征。如《沉沦》中有着详尽的身体描写,他第一次偷窥房主的女儿洗澡, 眼中女人的胴体瞬间唤起了他的情欲,每日清晨的自渎不能排解他的欲火,最终他走进了东岸的酒馆,他用嗅觉感受侍女“日本女人特有的一种肉的香味,和头发上的香油气息”,[1]他用视觉爱抚着酒馆侍女的红色围裙下包裹着的肥白腿肉。女性成为男性沉沦的欲望代表。

《迷羊》中谢月英代表物质化的女性形象。谢月英与王介成相爱,二人因厌倦了周围人的眼光束缚而出走南京,谢月英逐渐对沉闷的二人世界心生厌倦,王介成只好带她到上海体验纸醉金迷的大都会生活,他给谢月英购买了衣服鞋帽和首饰化妆品,还带谢月英去戏楼看戏,谢月英每天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在人前人后彰显她的魅力,注视她的目光越多,她愈要装出那一种媚笑斜视和挑拨的举动来,增进她的得意。然而好景不长,王介成越来越无法满足她那膨胀的欲望。最终谢月英再次出走,表现出她的物质化生活追求。

《沉沦》《迷羊》等代表性的作品中主人公渴望爱情,不满现实,当理想幻灭后就酗酒、纵情,乃至走上绝路。他们意识到社会的黑暗与丑恶,但不能奋起反抗,而只会消极的抵抗,把对现实的不满发泄在自己身上:要么想用死来解脱;要么沉溺酒色,放浪形骸来麻痹自己,甚至自残;要么行尸走肉般苟活于世,等待着最终毁灭的结局。郁达夫以自叙传的方式大胆暴露隐私,无情拷问灵魂,剖析主人公的内心奥秘,勾勒出“性的苦闷与生的苦闷”,将人性中最邪恶的一面撕开给人看。

(二)信念的象征

郁达夫后期的小說中有大量代表真善美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有的是人格美与人生感悟的叙说,有的展现出人性的健康自然美好。而这些女性成为男性自我拯救的信念象征。

《春风沉醉的晚上》中陈二妹是一个烟厂女工,有着敏感的自尊和个性,对剥削和妄图侮辱她的资本家及其走狗恨之入骨,表现出自发的反抗意识和朦胧的阶级观念。陈二妹善良正直,富有道义感和同情心,对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深切同情和关心,体现出底层女性的美好品质。面对陈二妹的纯洁和善良,“我”忍不住心动而且情动,但这个知识分子最终理性战胜了瞬间的感情冲动,克制了身体欲求,而获得了心灵的净化和灵魂的提升。小说《迟桂花》表现出对美好自然和淳朴人性的向往,堪称郁达夫小说创作中思想和艺术上最成熟的一篇。“我”受翁则生的邀请来到杭州,陶然于翁家山的美景,对新寡的翁莲产生了复杂的情感。二人同游山水的旅途中,“我”欲念纷纭,翁莲的纯洁和善良最终平息了“我”心中的欲望,心灵得到净化,情感得以升华。

《春风沉醉的晚上》表现社会时代问题,郁达夫赋予其中人道主义精神和一种自省的意识;《过去》虽然没有早期自我暴露的峻急,也写到了情欲的升华;到《迟桂花》这部小说时,郁达夫已经在突破情的临界点上,凭借自然情怀和纯净性情获得心灵救赎,走出情欲深渊,用最后的优雅与锋利为我们敞开了一个沉溺而又超脱的世界,展现出“信念”的美好。

二、张贤亮:从地母到荡妇的倾斜

新时期小说家张贤亮擅长描写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苦难,这些处于饥饿苦难中的知识者往往遇到美好的劳动妇女,她们美丽纯洁善良,像地母一样无私奉献。但是随着苦难逝去,知识者与劳动女性间的隔膜愈加凸显,精神上无法交流和沟通。知识者离开这些女性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因而只有女性的被丑化才能让离开变得理所当然,所以曾经的地母蜕变为荡妇。这终归是男权思想在作祟,也可以看到在历史与时代的碰撞中,男性的优势地位。endprint

(一)圣洁的地母形象

张贤亮早期小说中塑造了不少温柔、善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地母型女性,如《灵与肉》中的李秀芝,《绿化树》中的马缨花,体现出女性的圣潔光辉。她们朴实、粗矿、甚至粗俗,但却刚毅、坚忍,散发着人性美的光辉。

李秀芝在艰难的生活中坚强、乐观,她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画出了“十八平方米土地归自己使用”。她在院子里栽了两棵杨树之后养鸡、养鹅、养兔子、养鸽子,成了“海陆空军总司令”,给了许灵钧一个温暖的家。在困顿时期的李秀芝“恨不得把一分钱币瓣成两半花”,但是在得知许灵钧的父亲是“外国资本家”时没有提一个钱字,只是叫许灵钧多带些五香茶叶蛋去给他父亲吃。

马缨花善良、温柔、真诚,又泼辣、刚强、热情。虽然她住在破旧土坯房,但她依然无私地帮助张永璘这位痛苦、苟且偷生、自惭形秽的知识分子,在章永璘苦难的日子里给予无尽的关怀。而当章永璘跟她求婚时,她却怕拖累章永璘毅然拒绝。她对于章永璘而言就像落难中遇到的天使,使之身体和精神都得到救赎。

正如张贤亮曾说的:“这些艺术形象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具体模特,但她们的心灵里却凝聚了我观察过的百十位老老少少劳动妇女身上折射出来的圣洁的光辉……”[2]这些女性的身上散发出来的人情美、人性美,反映了男性确认自我、慰藉自我的需求。

(二)不贞的荡妇形象

如果说《灵与肉》里的秀芝代表传统女性,是作家所赞美的地母,那么《绿化树》中马缨花形象已经模糊、暧昧不清;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黄香久则是背叛家庭的荡妇形象。在这一转变中女性地位越来越低,而这成为男性对女性“始乱终弃”的理由。

马缨花“贫穷而整洁的炕”让章永璘产生了对家的向往,她坚强乐观的心态让章永璘赞美。可是他一面吃着马缨花用姿色换来的白面馍馍,一面又在心里谴责她是个不可救药的风尘女子。当马缨花用食物滋养了他的身体,用爱情滋润了他的心灵之后,他开始思考了,“我在她的施恩下生活,我却不能忍受了,我开始觉得这是我的耻辱,我甚至隐隐的觉得,她的施舍玷污了我为了一个光辉的愿望而受的苦行”。他甚至觉得“他过去的经历和知识不使他感到与劳动者有差距,他在精神境界上要比他(她)优越,属于一个较高的层次”。[3]虽然章永璘感到了与马缨花的巨大差距,但出于感恩,他决定同马缨花结婚。在章永璘反反复复的思考、衡量、审问自己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痛苦与挣扎,也可以看到男性视角之下,女性总是男人受难时的避风港,在物质和精神上帮助男人渡过难关,重拾自信。而男人享受着女性的奉献,却在心底里因为不能和她们进行精神上的交流而困惑。这正是传统知识分子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作祟。

黄香久再次遇到章永璘,已经历了两次婚姻。两人的结合不是出于爱情,而是一种残酷环境中的相互取暖与安慰,更是一种对性的追求与渴望,缺少心灵的相互交流与感应。结婚当天章永璘就后悔了,而黄香久在婚后的出轨更让章永璘痛苦不堪。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他激怒黄香久去告发他。“我知道她不会那样做,但我却希望她那样做。我需要她反常的行为来安抚我的良心,坚定我的决心。在想离开一个人的时候,最好是先让那个人作出伤害你的事情。”[4]男性更多地把女性关爱作为落难时的庇护所,是落难时自我拯救的精神力量。一旦境遇转变,女性必然会遭到“始乱终弃”的悲惨结局,这一悲惨结局源于女性的不贞和背叛。女性的被丑化也就成了情节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女性形象转变的原因

郁达夫和张贤亮小说中女性形象体现为鲜明的天使与魔鬼的划分,这是男权思想在中国现代作家写作中的无意识流露。作为男性欲望客体的女性要么以天使的面貌出现,无我、善良、美好,为男性所喜爱;要么以魔鬼的面目给男性带来耻辱、压力,被男性厌弃。女性形象是男性作家自我欲求的投射,更是男性确认自我、寻找尊严的来源。苦难中的知识者因为美好女性的青睐找到人生低谷中的希望和尊重,女性形象随着男性成长的需要而不断变化:从天使走向魔鬼,或从魔鬼变为天使。

郁达夫和张贤亮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变化截然不同,源于作家所处时代环境的差异。郁达夫生活在民国动荡的时期,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知识分子身陷生活困境的同时又陷入精神的痛苦思考,在灵肉冲突中寻求自我拯救。女性则成为知识者自我拯救的重要因素,因而郁达夫小说中女性形象从早期的欲望化书写,最终成为从欲望困境中挣扎出来的信念象征。通过对美好女性形象塑造,知识分子达到心灵的解脱。

20世纪 80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后辉煌时期,知识分子一直承担社会责任,以精神导师的身份引导大众前行。因而在男性作家笔下不自觉地体现出知识分子心理的优越感和自恋,使其在任何时期都能得到来自美好女性的崇拜和关爱。张贤亮小说中女性随着知识者处境的改善,男女的心灵隔膜造成知识分子心灵的巨大痛苦,因而作家不自觉地把女性恶俗化,从而成为知识分子不受道德谴责离开寻找必要的理由。

郁达夫和张贤亮小说写作是中国传统仕优模式的延续,也是男权思想在现代作家身上不自觉的流露。因而女性形象不管是由邪念升华为信念,还是由地母堕落为荡妇,都是知识分子寻求自我拯救的客体,体现着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类型化塑造。女性形象难逃天使与魔鬼的两极划分,难见女性自我的真实心声。

参考文献:

[1]郁达夫.郁达夫小说精选[M].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2]张贤亮.满纸荒唐言[J].飞天.1995(6).

[3]张贤亮.张贤亮自选集[M].作家出版社,1995.

[4]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M].作家出版社,1995.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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