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海洋

9月8日，人民币对美元一度涨至6.4471，一个20个月来从未有过的高价位。不过，相对于美元指数的回落，人民币的涨幅并不“出格”。把人民币的逆转放在一个撇开了国际间资本流动和投资者风险喜好转移之外更大的实体经济的背景，就会相信人民币长期涨势远没有结束。

年初接着特朗普上任的“三把火”预期，美元指数曾摸高到103.82点，9月8日，该指数已经跌至91.00点，9个月时间跌去了12.35%。而相对，人民币对美元最低位是6.96，如今的6.44意味着人民币升值了7.47%。美元指数是美元相对一揽子西方币种汇率变动的综合，其中欧元占了一大半，当欧元兑美元从1.04美元的几乎平价一下子蹿升至1.20美元兑换1欧元，美元指数一下子被“跳水”了。但除了欧元，美元对日元、英镑、加拿大元等西方货币均下跌，只不过幅度没有欧元剧烈。全球范围内，美元对亚洲新兴市场货币也同样跌，只不过新兴市场早前曾遭遇了一轮紧急撤资，资金回流也比西方国家来得早，故而巴西雷亚尔、泰铢、印度卢比等货币在这一轮对美元的升势中表现不明显。

在美元展开本轮升势前，其对欧元的汇率在1.30美元换1欧元左右，这或许意味着美元下跌的空间已经不多了。再看人民币的上升空间，需要把它放在更广泛的国际贸易背景上。當人民币加入了西方国家货币的“合唱”，其意义或超过了升值本身。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是欧洲而非美国，此前人民币却一直事实上“盯住”美元，这就造成了它曾经的被动升值及贸易恶化，如今它随着一揽子货币而动，至少平衡了与有贸易来往国家的利益，不至于被“挟持”。这次人民币短暂地加入到欧元的阵营，而非美国也非新兴市场货币阵营，说明市场对人民币的认知进入了新阶段，中国经济的体量使它不容易受到资本热钱的冲击，对人民币的认识更多地来自于投资者的预期。

一国货币的币值，远看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就是货币的含金量;近看国内的货币政策，也就是利率及其背后隐含的货币供给状况。今年5月广义货币量首次降入个位数，此后一直在9%至10%之间徘徊，与近7%的经济增长率和2%的通胀率之和已相差无几。银行虽未加息，市场实际利率却一直居高不下，市场资金一直偏紧，这显示了政府控制货币发行，使之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决心。

当中国超发货币、资本外流以及经济减速的预期反转，人民币也就有了重拾强势的基础。而人民币强势的来源，主要基于经济高速发展，劳动生产率迅速提升。一件商品，如果需要一个人一天完成对应的币值是一元，当效率提升一倍，一人一天完成两件后，其对应的货币含金量就提升了一倍。去年统计局曾做出报告，1996年到2015年的20年间，我国单位劳动产出（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速为8.6%，大大高于1.3%的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美国1.6%的增速。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5年到2007年间，分别比上年增长10.3%、12%和13.1%，均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不过，该统计报告因认为中国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7.4%而广受质疑，如果以人均GDP判断，中国人均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七分之一。

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打开了中国提升效率的大门，这既包括科技与管理对产业效率的直接改善，也包括人员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带来的结构性调整。尽管面临经济增速下滑的“新常态”，去年劳动生产率增速为6.4%，仍远快于发达国家。而在长程的追赶过程中，后发国家通常以低汇率刺激出口开始，随后在贸易摩擦中不得不放弃干预，币值也往往经历漫长的上涨周期，如日本起飞40年，其货币从放开时的360日元兑1美元涨至120日元。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在上世纪80年代币值也均有一次逆转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