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晓军

摘 要： 张爱玲小说中这些不一样的父亲形象的出现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和个人生活成长经历的影响。在张爱玲的笔下，不管这些父亲形象是多余的、自私的还是残疾的，她以独特的心理感受写出了与世人不同的父亲形象，并在诸如金钱的诱惑、时代的所迫等因素中，构成了张爱玲笔下有悖人伦常理的父亲形象。

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 父亲形象 定义

张爱玲于1920年出生在上海具有贵族血统的家庭里。这个家庭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张爱玲的祖母是李鸿章最疼爱的女儿，她的祖父也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可是，这样显赫的家族背景并未给张爱玲带来过多的幸福，她的母亲是南京一个望族的后代，但是因为和她父亲的不和，在张爱玲很小的时候便离家远走海外，更在张爱玲十几岁时与她父亲离婚。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具有遗少作风，染沾恶习，靠着祖上积累的家产享受生活。张爱玲便是在这样贵族与冷漠的环境中长大，并且由此形成了孤傲、冷漠、偏执的性格。正因如此，童年的张爱玲并没有得到父爱的温暖，这使她重新定义了男人和父亲的形象。本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探究她对父亲形象的定义。

一、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这一说法来自于俄国，郁达夫酷爱屠格涅夫，特别是他的《多余人的日记》：“读杜葛涅夫的The Dairy of superfluous Man，这是第三次了，大作家的作品，象嚼橄榄，愈嚼愈有味。”[1]屠格涅夫将多余人的形象在文学的作品中呈现，这些被塑造的人物往往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多余、与社会格格不入，成了零余者。

一翻开张爱玲的小说，就会发现她作品中的父亲形象也会有这样的零余者。他们出生在清朝，家庭条件有的富庶，有的显赫。另外，他们接受了不少传统教育的熏陶，并不是一无所知的莽汉。但是，时代的变迁，清朝的覆灭，使他们失去赖以仰仗的社会环境。并且深受清朝传统文化影响和恩惠的他们，早已习惯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可是，由于身处社会变革的环境和深受多重思想的影响，使张爱玲对于这种封建遗俗有着不一般的厌恶。因此，当两种相互冲突的观念碰撞在一起的时候，矛盾不可避免。所以，我们会在她的作品中看到，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却很少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家庭往往由母亲或者其他女性实际维系着运转着。对于作品中的父亲，大多数是有着多余人的身份，通常被轻描淡写或者作为反面人物出场。

我们看到的这类多余人形象，在张爱玲的很多小说中出现，例如《花凋》中的郑先生，他是一个整日泡在酒精里的人，身为清朝遗少，他的祖上应该有着显赫的历史。在作品中，张爱玲曾这样描述郑先生：“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2]通過张爱玲这段话的描写，我们发现郑先生身为清朝的遗少，并且即使清朝已经覆灭，民国已经成立，但他依然转换不了观念。这足以看出他的腐朽和呆板，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多余人。除此之外，他还保留着清朝留下的恶习，醇酒妇人和吸食鸦片，处处为自己的享乐而牺牲儿女，不顾家庭。在这个家庭中似乎他就是可有可无的。这样的父亲形象我们从《创世纪》中的匡霆行和匡仰彝的身上也会看到，潆珠的祖母紫薇，她的父亲是有名的戚文靖公的女儿。因此，匡家在清朝是一个显赫的家族，紫薇的父亲高居相府。但是，我们在《创世纪》中看到，潆珠的祖父匡霆行却只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多余人而已，正如张爱玲在作品的开头时便说：“祖父不肯出来做官，就肯也未见得有的做。大小十来口子，全靠祖母拿出钱来维持着，祖母万分不情愿，然而已是维持了这些年了。”[3]作为一家之主的祖父，并不愿意融入这个早已改朝换代的社会，更何况那个社会也没有让他立足的地方，张爱玲在此道出了一个多余人的彻底无用性。

二、残疾的形象

父爱本应是一座厚重的大山，伟岸而高大。父爱更是有着与母爱一样的传奇。但是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很少会发现有着这样形象的父亲，《茉莉香片》中的言子夜是其中一个极少健全的父亲形象，也许在言子夜身上，寄托了张爱玲对于父爱的渴求。除此之外，在张爱玲的一些作品中，我们会看到在她笔下残疾的父亲形象。

这类残疾的父亲形象，大多是由于身体上的残缺，他们肢体残缺，缺少活动能力。于是，相应的在家庭中就缺少了应有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到的这类残疾的父亲形象，他们往往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活而无用，无论对妻子还是孩子都不能尽自己做父亲的责任。然而，在他们的世界中，依旧有着比女性更高的社会地位，这类父亲常常自私、无能，对子女毫不关心，对妻子的处境也无能为力，如《金锁记》中的姜二爷，他一出生就得了软骨病，终生躺在床上，他的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三岁的孩子高”[4]。这样身体残疾的“父亲”和“丈夫”根本无法满足妻子和子女需要的爱。另外，在张爱玲的另一部作品《怨女》中的姚二爷，“则是前鸡胸，后驼背，张着嘴，像有气喘病……人缩成一团”。

这类肢体残缺的父亲，往往给不了女人生理和情欲上的需要，造成了她们在情感上的缺憾和精神上的失落。这些女人往往在长期的生活中备受心理和生理上的煎熬，她们需要释放和发泄自己的情欲和苦闷。正如《金锁记》中的姜二爷的太太曹七巧，出身卑微，在大宅中得不到尊重，并且无依无靠，连那些低贱的佣人都瞧不起她。她那种泼辣无所畏惧的性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曹七巧对人也说：“连我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越想越想不明白。”姜二爷身体上的残疾造成了曹七巧生理上的渴求和心理上的畸形，因此才会有她对身体健康的姜季泽的迷恋，才会有破坏她儿女幸福生活的变态行为。从曹七巧的行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身体残疾的父亲对于妻子和儿女造成的伤害，这种伤害是无法补偿的，然而却依旧在那个社会不断上演。不管是姜二爷，还是《怨女》中的姚二爷，身体残疾的“父亲”形象仅仅只是一个符号的象征，他们以“遗照”的形式存在于无形中。这类父亲总是以潜在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们或多或少地戕害那些生活在他们身边的人。endprint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了在张爱玲小说中另类的父亲形象。他们以不完整的形象出现，有的作为多余人的代表，并充斥着封建礼教的腐朽酸味；有的自私、虚伪，只图自己的生活享受而不顾家庭；还有的身体残疾，对家庭和妻子儿女毫无责任可言。因此，男性主导家庭的传统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彻底瓦解，然而“男人是女人世界的另一半，男人的爱与不爱几乎是女人生命的全部内容”[5]。因而男性成为女性悲剧命运的直接导演者和施虐者[6]。他们以局外人的态度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完全遗弃了自己的使命和应尽的责任。张爱玲希望由这些残缺的父亲形象表达出自己对于父权主导制度的不满。

三、另类与异化的成因探究

张爱玲小说中另类与异化的父亲形象的出现，和她的家庭环境及成长经历有关。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些作品是根据她身边熟悉的人或事改编而写下的。正如在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她的成长是缺少父爱的，缺少家人的关爱。由于父母早年离异，面对父亲的再娶，继母的欺凌，张爱玲从小就受到了父亲的责骂和冷漠对待，而母亲长年在海外，对于她更是几乎谈不上有关爱。在她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恨意。但是恨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太爱，张爱玲太渴望得到父亲的关爱，哪怕是那么一点点，可是她的父亲也未曾给过她。所以，张爱玲从心灵深处排斥父亲，对父亲形象的丑化和批判就自然而然地流露于文本之中。那么，与仇父情节相对的，张爱玲也陷入了终生未摆脱的恋父情结。张爱玲对父亲可谓是爱恨交织，不管是在小说还是在现实中都不曾消失。许峰仪尽管是不负责任的，可是许小寒依旧爱他。张爱玲童年时，每当父亲寂寞的时候，也会教张爱玲写写字，和她说说话。这样的记忆对张爱玲太过珍贵，母亲在她四岁时便离家去了欧洲，后来回国后又与遗少做派的父亲离了婚，从此张爱玲的生活中便少了父母的爱。当张爱玲这些残缺的父亲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时，除了童年时不幸的经历外，也深受她母亲的影响。张爱玲的母亲有着与传统母亲不同的性格和作风，她不甘心居于封建夫权之下，她不满张爱玲父亲的种种恶习，选择出国游历并最后与张爱玲的父亲离婚。母亲的做法或多或少影响了张爱玲的性格，张爱玲长大后，舍弃了父权为尊的思想，提倡女权思想的她对象征封建腐朽的父亲形象展开讽刺。在她的许多作品中，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大多是懦弱无能、自私虚伪的形象，他们生活在女性的庇护下并怡然自得。

張爱玲另类和异化的父亲形象的塑造，还有另一种不一样的阐释。张爱玲所处的是激荡起伏的社会，殖民文化和封建思想有太多冲撞，她接受着新旧两种不同的思想影响，这些新旧思想观念直接影响着她的创作。张爱玲所创作的畸形的父亲形象的作品大多是她在上海和香港沦陷时创作的，在这两个殖民地文化浓厚的大都市，面对思想激烈碰撞的冲突和传统伦理道德的瓦解热潮。张爱玲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对父权主导的社会产生不满，她替那些在父权思想影响下的女性同胞呐喊。因此，我们在作品中会看到很多这样不合时宜的父亲形象。例如《第一炉香》中的葛豫坤，《多少恨》中的虞老太爷，《创世纪》中的匡霆谷。他们作为旧时代的产物，在社会革新的时代，却牢牢固守着封建传统的思想和礼数，不为寻求新的出路而努力。在张爱玲的一些作品中，女性往往成了一个家族的实际领导者，例如《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金锁记》中的老太太、曹七巧，《创世纪》中的紫薇……这些女性实际上已经代替了男性，维系着一个家族。对于家族中的男性，张爱玲给他们贴上了懦弱无能的标签。在新旧交替的社会，张爱玲不愿意看到父权至尊的腐朽思想继续疯狂着。在作品中，张爱玲用笔墨讽刺着这些至上无尊的父亲们，用多与人、自私的形象来表达对这种父权制度的不满。由此，我们会发现，顶着显赫家族荣耀的张爱玲和缺乏父母关爱的张爱玲，以及冷漠自恋的张爱玲，在繁华的上海，在创作时不可避免地将自身情感折射到了所塑造出的父亲人物身上。

四、结语

张爱玲对于父亲形象不是简简单单的丑化，而是把笔深入人物灵魂最深处进行刻画。她从现代女性的角度出发，把自己接触的病态家庭、病态人物一一描写出来[7]。从这些父亲形象中，我们知道了张爱玲自身有着深刻的体会，一个有着凄凉童年的女子，一个缺乏父爱的女人，她更多的是将自己的体会融入细微的观察中。张爱玲用敏感而富有深度的笔将父亲形象显露出来，丑化的不仅仅是父亲形象，还有支撑另类与异化父亲形象的男权制度。张爱玲正是将自身的体验融入对病态家庭和病态人物的描写上，从而展现出一个个形象生动的人物形象的同时，还让人深有感触地思考。

参考文献：

[1]郁达夫.水明楼日记[A].《郁达夫卷》第九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193.

[2][3][4]张爱玲全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17，172，225.

[5]张毅.从五四到抗战：中国女性小说中的男性形象[D].济南：山东大学，2007.

[6]孙红震.遮蔽：张爱玲小说父亲形象解读[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6）.

[7]陈飞.张爱玲小说中的父辈形象解析[J].运城学院学报，2012（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