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纯 旭

(大连医科大学 外语教研部，辽宁 大连 116044)

清季教育大辩论本质的再认识

邓 纯 旭

(大连医科大学 外语教研部，辽宁 大连 116044)

京师同文馆；西学；理学；文化危机

一、教育改革引起论争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前,中国政府接到的外国公文，都是由外国人译好的汉文或满文，中国没有感到培养外语人才的必要。英法等国强加给中国的《北京条约》规定，此后各国发给中国的公文只用其本国文字，不再加译文，中国必须培养自己的外语人才。

其实，较李鸿章先行一步的是他的老师曾国藩。曾国藩以二品大员回乡编练湘军时，李鸿章、左宗棠还在做幕僚。曾氏与太平军作战异常艰苦，起初的几年总是太平军的败将，因战败迫使他自杀就有好几次。惨烈的战争实践使得他尝试开办西式军事工业，制造先进武器和轮船。早在“同文馆”开设之前，曾国藩已在安庆办起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军工厂，几年后还制造出中国第一艘火轮船“黄鹄号”。在创办军工厂时，他碰到的最大问题也是缺乏科技人才。“安庆内军械所”于1861年成立时,他四处招揽人才，先后把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家浙江宁海李善兰、江苏金匮(今无锡)华蘅芳、徐寿等请到了安庆。在上海、广州买来洋炮洋枪和火药、炮弹，交给他们研究仿造，同时鼓励他们研制铁甲炮舰。经过半年研究，他们于同治元年七月(1862年8月)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发动机，又过半年“黄鹄号”在安庆下水试航。下水那天，曾国藩欣喜若狂，集合幕僚和留驻官兵参观。然而，这艘他亲为命名的“黄鹄”炮艇只有25吨重，55尺长，顺流时速28 里，逆流16 里，完全是艘模型舰。曾国藩鼓励徐寿等人“以次放大，续造大船”，然而他们绞尽脑汁终未成功。华蘅芳向他推荐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容闳，容闳到了安庆后，向曾国藩分别介绍了办工厂、办教育、派留学的宏远计划，这使得曾国藩深受启发，派容闳去美国购买机器。攻下南京后，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办起了中国当时最大的军事工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局内开办了兵工学校，联衔上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容闳.西学东渐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1：121.。与此同时，因镇压太平军官升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也在福州创办造船厂，办起船政学堂。曾、左、李开办的军事学校，早已突破了同文馆的办学格局，不仅开设外语课程，同时开设数学、物理、化学、气象、天文、机械等一系列“西学”和“西艺”课程，聘用了一大批外国教员、译员和工程技术人员。

总之，当时地方大员已在上海、南京、天津、福州等沿海大埠办起了近代西式学校，中国教育的大幅度改革已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中随之发生。

二、辩论过程和结局

从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倭仁上折，到二十九日倭仁几乎天天被召，折冲、辩驳，时已63岁的倭仁于二十九日从朝堂回府，骑在马上忽然昏迷，经人救回后仍昏厥不语，谕旨允准病假，但病愈仍去总理衙门上班。

从三月到五月，仍不断有言官上疏反对。那个春天华北滴雨未降，五月中旬每日大风刮得天昏地暗。反对派又以“天象示警”为由，上疏反对，以候选直隶知州杨廷熙的奏折较为典型，他举凡十大疑问，全盘否定同文馆和教育改革，以为此举，“逆理违天，必开天下奇邪狂惑之端，为世道人心风俗之害”,乃乱臣贼子之所为。

三、争论的本质

毋庸置辩，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曰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自西汉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后，虽受到释、道等文化挑战，但始终未失统治地位。宋元明再度勃兴称之为“宋明理学”，而其最原始的称呼是“道学”。宋代的道学大师很多，但完成道学体系的是南宋中期的朱熹。朱熹哲学提出“理”是永恒存在的至高无上的客观实体，要求“存天理,灭人欲”，所以道学又称“理学”或“义理之学”。明代把朱熹的理学奉为官学，科举考试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则，理学大显于天下。历史告诉人们，一种学术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后会很快变得形式化、虚伪化。朱熹被称为“朱子”，科举考试以之为圭臬时，也很快成了伪学，仁义道德为富贵利禄所代替，“假道学”成了人们的口头语。所以，中国儒学的危机自明末已经开始。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仍然尊奉宋明理学为统治思想，然而，清初实行的文字狱摧残的正是理学家。口头上尊崇，实际上打击，理学走上不死不活的末路,清朝建立200多年没出现一个著名的理学家,正如章太炎所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章太炎.訄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43.而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军起义也沉重打击了儒家文化，从而激起中国儒学卫道者们起来抗争，如著名理学家唐鉴疾呼中国的典章文物等“儒者之事”皆遭摧毁，号召儒者起而“救时”*唐鉴.国朝学案小识[M].北京：光绪十年重刻本：卷首。太平天国起义组织“拜上帝会”，所到之处捣毁孔庙，焚毁儒家经典，引起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恐惧和反对。唐鉴的学生曾国藩便以“卫道”之名组建湘军，在《讨粤匪檄》中宣布：“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也正如早期维新代表之一王韬所言：“世变至此极矣，中国三千年以来所守之典章制度，至此而几将播荡澌灭，可不惧哉！”*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90.因此，曾国藩呼吁“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他组建的湘军中，聚集了当时一大批有进士、举人功名的知识分子，跟着他起来“卫道”。

倭仁也是唐鉴的学生，但却是曾国藩的老师。倭仁被近代史研究定义为“顽固派”，因此研究他的书文极少。《清史稿》等古籍称：“道咸之间，从宋儒之学，身体力行，必推公为首选。”此论确属不谬。倭仁是蒙古正红旗人，出身河南驻防骑兵之家。25岁考取进士选为翰林，属青年成名者。此后做过京官、叶尔羌副都统，署理盛京将军，出使朝鲜大臣等。同治朝伊始即召入京师升为内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工部尚书、同治皇帝的师傅，成为同治朝官至极品的重要人物。

曾国藩是公认的理学大师，但他的理学却出自倭仁。曾氏28岁中进士，点翰林，也是青年得志，志得意满后荣归故里，用一年时间去拜客收礼跑遍湖南各府州县衙门，还出省去湖北、河南等省府炫耀翰林金字招牌。一年后回京参加散馆考试，试后留馆待皇帝授职。在待分配的一年多时间里，起初的数月不知干什么，竟然染上了纵酒狎妓的恶习，直到把自己弄得“精神亏损”“丧尽先人元气”，甚至有了自杀的念头。

在这关键时刻，是唐鉴、倭仁救了他，他先去拜访湖南老乡唐鉴，在唐鉴那里，他第一次知道“理学”这个名词，且知“程朱亦可学而至”。唐鉴给他介绍《朱子全集》，让他一生“学宗朱子”，以此修身做圣人。唐鉴又给他介绍倭仁，陪他时间最久的是倭仁，他任京官十年，在倭仁那里受益最深。倭仁为他制定读书书目，制定修身的“日课”，让他立定做尧舜周公的大志。同时带他极端刻苦的“修身”，其具体做法是写日记，用日记记出自己心中不好的“微念”，再交给朋友们互阅，互相批评。曾国藩著名的修身“五箴”，包括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就是在倭仁的帮助下写成的*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4:146.。曾国藩任京官十年，成了二品大员，成了影响卓著的理学家，所以有此成就，全在倭仁的帮助。后来，他能编练湘军与太平天国对抗，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洪秀全等人焚圣贤之书，毁儒家纲常名教。他一方面为朝廷而战，要像唐朝郭子仪那样“手提二京还天子”，另一方面是为“卫道而战”，是唐鉴倭仁培养出的“卫道士”。

而曾国藩虽曾诚心拜倭仁为师，苦读经书，严格按照儒家信条修身、齐家，也成为影响很大的理学大师，被世人尊为精神导师，“半个圣人”。但曾国藩和倭仁大不相同，由于他在战争的现实中认识了“船坚炮利”，同时看到未来科学技术发展对“立国之道”的重要性。制造轮船不仅可以“剿发捻”，更重要的是“勤远略”“夺洋人之智巧”“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因此，曾国藩虽然也是传统儒学大师，但他的“内圣”，即自我修炼的功夫没有减少，却增加了“外王”，即向外追索，在当时就是追求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内容。这也是曾国藩作为当时儒学大师的新特点，人们称他“半个圣人”，形象的表示他“一半”是中国传统儒家，而“另一半”却是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的改革派代表家之一。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思想被视为“中西会通”的文化观，也是张之洞指出的，儒学家只要有了“圣人”在心中，不忘“圣人”的教导，“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张之洞著,陈山榜评注.张之洞劝学篇评注[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0:154-160.。

因此，我们弘扬传统文化，还是要遵照毛泽东“批判继承”的原则，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剔除其腐朽落后的糟粕，使传统文化为我们的改革、为祖国的建设大业而服务。

〔责任编辑：徐昭峰〕

Re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about great educational debate in the Qing Dynasty

Deng Chunxu

(Foreign Language Section,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In the early years of Tongzhi era in the Qing Dynasty there rose a great dispute about education, which involved the majority of the officials and clerisies in the top level of Qing’s royal court. Looking back, it wasn’t difficult to figure out the rights and wrongs in the controversy. The motive of the debate originated from Prince Gong’s (Aisin Giorro Yi Xin) decision to counstruct foreign language school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hinese Language’s position. As well as the effort, high-ranking officials led by Zeng Guofan to assert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by engineering a series of westernization events such as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launching novel schools to develop modern scholars. Yet this wave of educational policy reform

desperate resistance from officials headed by Wo Ren, a teacher of the emperor. Ultimately, the repellent party lost out in the long run, but still their resistance left a heavy dent on the pro-reform party. Interestingly, Wo Ren at the time was a famous Confucianism Master. He was the finest embodi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yet he resisted stubbornly when introduced to new ideological concepts. Though a student of Wo Ren, Zeng Guofan on the other hand was a well established Neo-Confucianist and the leader of the revolutionizing reform. In today’s trend of carrying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s of Chinese cultures, we could always obtain some revelations and enlightments on how to approac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s and ideologies from this century old debate.

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 western learning; Neo-Confucianism; cultural crisis

10.16216/j.cnki.lsxbwk.2017050140

2017-03-06

：邓纯旭(1975-)，男，辽宁本溪人，大连医科大学讲师，主要从事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研究。

K251

：A

：1000-1751(2017)05-01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