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珍妮

诗人郭金牛写了一首《纸上还乡》，357个汉字被翻译成捷克语、德语、英语、荷兰语，传至海外。但他不说，没人知道他是个诗人。大多时候，他是社区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综管所的临时工，居住在龙华新区城中村30平方米的出租房里。他将25年打工经历写成诗，结集出书，称“打工者不能被遗忘”；他仍为临时工，不冀望“文学改变命运”。

5年前，在网吧里敲下那首小诗时，郭金牛没想到后来的事——诗歌获奖，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主席巴斯给他颁奖，诗人杨炼在捷克国际书展上朗读他的诗。他由此声名大噪，把以往的作品结集成册，印成了铅字。

如同20年前，他血气方刚，帮女工友讨要工资，揍了霸道的领导，如今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不过把拳头换成了诗。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

“临时工”

“在外省干活，得把乡音改成湖北普通话，多数时，别人说话，我沉默，只需使出吃奶的力气……这是我们的江湖，一间工棚，犹似瘦西篱，住着七个省。”——《在外省干活》

7月31日早上8点45分，离上班打卡还差15分钟，郭金牛抬腿骑上一辆粗轮山地车。周一是每星期上班最忙的一天，有一堆流动人口登记的报表等着他汇总。

他那身淡蓝上衣、藏蓝裤子的工作服和警察的衣服很像，胸前也有一串号码，袖子上“网格管理”的字样让人好奇。在外面吃午饭，被人问是不是公务员，他扒拉了一口饭回应：“临时工。”

郭金牛最风光的是2012年获奖之后那两年，他出国参加诗歌节，出席媒体、作协、文联、大学里的各种活动。

“刚开始被请来请去，见的都是文学圈子里的名人，当然高兴，人嘛，谁还没点小虚荣。”可一回到单位的办公桌前，现实就朝他涌来。

参加活动，总得和单位请假。去年到天津领奖，一来一回花了一星期。郭金牛那個月工资卡上，因此少了1000块钱。3000多块的月工资少了1/3，这意味着房租的一半没了。

“我这个诗人也没那么了不起。”他心想，单位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走了，别人就得顶上。临时工郭金牛担心，请假多了挨同事埋怨，惹领导讨厌。人家“君子之腹”不表现在脸上，但他的“小人之心”得心里有数，“写诗是爱好，上班是饭碗”。

再说，成名后的郭金牛在一些场面上也不自在。他不擅长记官职头衔，作协、文联的领导他认不全，不知道该和谁打招呼；赶上饭局，和这个人碰杯，和那个人没碰，他怕人家说他“出名了瞧不起人”，为此苦恼了好久，“干脆不参加，谁也不得罪”。

还是万众生活村让郭金牛感到最自在，这条1公里的小街是他住了10多年的城中村。小街上散布着卖菜摊、电扇嗡嗡的小饭馆和挂着霓虹灯的网吧，尘土飞扬。

出名

“少年，某个凌晨，从一楼数到十三楼，数完就到了楼顶……这是半年之中的第十三跳，之前，那十二个名字，微尘。”——《纸上还乡》

2012年8月，在液晶屏上，郭金牛敲下了那357个字。那年深圳的天气和今年一样燥，太阳烤得地面发烫。大约是个午后，郭金牛花了10分钟把字敲完，诗的开头是一个从13楼跳下的少年。

他承认，他写的是富士康跳楼事件。那时距离“富士康的第十三跳”早就过去两年。他想不起来是什么触动了他，写的时候，只记得以前从网上看到的一张抓拍照片：两个正对的高楼，同时有两个人落下来，两个黑点定格在空中。

“好像不是人命，就是一个个数字。”后来，郭金牛也不以为奇了，该吃吃该喝喝，只是那两个小黑点沉在心里，直到两年后突然爆发。

他在诗里写下：“纸上还乡的好兄弟，除了米，你的未婚妻，很少有人提及你在这栋楼的701，占过一个床位，吃过东莞米粉。”

2012年，郭金牛的作品被著名诗人杨炼注意。当年7月，北京文艺网正举办一个国际华文诗歌奖征投，郭金牛注册了账号，开始在论坛里写诗，给自己取名“冲动的钻石”。

首次发的诗组名为《虚构中的许》。“月亮离开了蒹葭，月亮离开了白露，月亮离开了湖北省，它走了一千多公里。唉，镜中的许白露，画中的许蒹葭，没有生下湖北人的后代。”

“有我最喜欢的颓废忧伤之美。”当看到杨炼评论的从消息通知里蹦出来时，郭金牛吃了一惊，这位旅居英国的诗人在他心里绝对算得上“顶级大师”。

剧情扶摇直上，在杨炼和诗评家秦晓宇的推荐下，《纸上还乡》参加了2013年第四十四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

“冲动的钻石”成了媒体报道中的打工诗人郭金牛，像一种符号被人们讨论。他不在乎这种标签，“你要写就写，我本来就是农民工，别人怎么定义，与我无关”。

“他的诗，读着疼”

“张。一个四川女子，与我一起，一手拿着米粉，一手拿着工卡，在春天的减法中，奔跑。”——《秋天的加法，春天的减法》

郭金牛的诗里有近乎白描的图景，书写时爱用数字。工地上的气温“比我的体温高3℃”；一碗素食东莞米粉刚够填饱一个湖北人的胃，“保持404大卡能量”。

他的诗里有在外省打工的“堂哥、伯父”和望断汉水的“母亲”，还有深圳打工仔们一读就知道的地方，宝安区、石岩镇、罗租村和通往工业区的662大巴车。

这些意象读起来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真实。杨炼说，读郭金牛的诗时，会看见一部纪录片的开头，例外，《庞大的单数》就有一幅图像：“昏暗中，黑压压的人群，每个有个人形，却模模糊糊辨认不出面孔，就那么无边无际地站着（或活着）。”

郭金牛解释，诗里内容不见得全是他本人，“那是我的工友，我的农民工兄弟，是一代人”。这些都真实地存在于他过往25年的深圳打工岁月中。

诗意的流浪

“南宋以南，经罗租村，经街道，经卡点，经迷彩服，经查暂住证，经捉人。”——《罗租村往事》endprint

如果把打工的25年分成两段，郭金牛更愿意把前六年称作“流浪”。1992年，他自信地揣着绿色的中专证和红色的退伍证，从湖北辗转至广东。

一到广州站，迎接他的是一场驱赶。夜里没有通往深圳的大巴车，大批打工的男女滞留在车站，他们被赶到一处像广场一样的露天场所，“一个人收10块，随便找地方窝一晚，队伍排得老长”。

他摆过地摊，在建筑工地打过黑工，也进过工厂当过普工、仓管，“但所有的工作都不超过三个月”。

这和他的性格有关。他总看不惯那些打骂工人的拉长（一条工作线上的负责人）、工头，“随便找个茬就能炒掉一个工人，进工厂要押三个月的工资，期间要是被开除，一分钱拿不着”。

他为此和那些“掌权者”打了不少架。一次是为了一个被骂的女工，女孩20多岁，是他的老乡，拉长指着鼻子责骂她的零件装得不好。

整个车间里安静地只有流水线上的机器轰鸣声和拉长的叫骂声，没一个人敢吱声。他站起来朝拉长挥了一拳，得到的结果是拿铺盖卷走人。

郭海鸿和现在的“90后”打工者讲这些往事，年轻人的脸上常常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现在一个厂长招人，得求工人，一个工人能拉来人干活，每个人还奖励500。” 郭海鸿感慨着，时代真是进步了。

所幸，流浪的生活里還有文学。在部队当兵时读书的习惯，郭金牛保留了下来。没工作时，他读海子，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他那时就开始写诗，在工厂的宿舍里写，借住在工友的工棚里也写。只是随手写在纸上的小诗，读完就不知所踪了。

文学的存在，让郭金牛觉得，“那6年的流浪过得很诗意”。

“命运是个什么鬼”

“City、Urban，我有多久没有走马饮江湖，环境缺木，资源缺水，生态缺兽，但，为什么我依然获得了，赞美。”——《杀湖曲》

出名后，有文化公司找上门，郭金牛拒绝了，“都50多岁的人了，和年轻人拼饭吃？太累”。他不冀望“文学改变命运”，甚至觉得这句话就是个伪命题。

“命运是个什么鬼？”有人和他提起余秀华，他从不认为那个残疾诗人的命运被改变了，“出书赚钱就能改变命运？不过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的意外，砸在了一个人的头上，被人们解读出‘命运二字”。他的获奖、他的诗集，在他眼里都是被馅饼砸中的意外。他靠诗歌得奖，先后获得了10多万的奖金，通通花在了生活的琐碎中。

两年内写的49首诗歌后来被结集成《纸上还乡》的诗集时，合同上并没有版税、稿费的条约。就算书卖得脱销了，也和他没关系。

郭金牛接受了这种意外，出书圆了他年轻时的文学梦，给了那些他流浪时随意写在纸上、后来丢弃的小诗们一个交代。

他也看淡这种意外。他的诗集从不送人，谁向他索要，他都怼回去：“自己买。”参赛需要寄送作品，他才买了百十本放在家，剩下的至今还堆在床下，“烂了也不送，觉得书好，有价值，就去买，我不送”。他在国外的书展上懂得了这个关于“尊严”的道理。

遇见杨炼后，他把写诗这个从年轻时用来把玩的爱好变成了一种书写和表达的责任。

杨炼给郭金牛的诗集作序时提到，郭金牛的农民工经历，很容易让他靠题材讨巧，仅仅“底层”一词，已经有了足够卖点。但什么是“底层”？谁代表“底层”？“对于他，‘底层不是商标，而是思想。谁能钻透自身的处境，触及存在之根，谁就能构建一个‘底层。”

如今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开始思考“构建这个底层”，诗歌成了他记录的方式，“我经历了90年代在深圳的打工生活，如果我作为经历者都不写，谁来写？打工者不能被遗忘，他们不是工业的数字，是埋在城市底下的血肉啊”。

最近，郭金牛开始写一部小说，已经完成了10万字，写的还是城市里打工的人，“距离写完还很远，可能写到死”。他不肯透露更多的进展，也不在意是否能发表。

在他经常逛的一个文学论坛里，他在个人主页上留着这样一句签名：“人类，可以在文学那高贵地出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