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亚琴　李凌

2017年6月11—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中国智库报告项目组”赴英国伦敦，实地走访考察了素有全球顶级智库之称的查塔姆学会，以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IDEAS LSE）、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RUSI）、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等多家英国著名智库，就英国智库的运行特点与发展趋势等展开交流研讨，在此基础上形成如下报告。

英国是欧洲智库的发祥地，也是智库研究的先驱。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学者西蒙（Simon）就曾提出，智库是从事力图影响公共政策的多学科研究的独立组织。[1] 布莱克斯通和普罗登（Blackstone and Plowden）认为，智库应当具备国际化视野和超前意识，立足长远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通过对英国著名智库进行系统考察，可以对当前的中国智库建设形成重要启示意义。

英国著名智库的运行特点

英国著名智库自成立以来在运行、研究等方面形成诸多特点[2]。

一是以国际化视野布局全球研究。英国著名智库一般具有国际化视野，关注全球发展问题，极其重视国际合作与交流，延揽全球智库人才，配置全球智力资源，搭建全球研究网络。比如，查塔姆学会针对全球、区域和国家特定的挑战与机遇、焦点与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每年召集全球顶尖研究机构和各国政要、专家，就各类国际性事务召开数百场圆桌会议和闭门会议、论坛和峰会，通过合作推进项目研究的形式，与全球政界、商界、学术界、媒体的上百家机构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的研究项目囊括了欧洲、非洲、美洲、中南亚、中东北非及环太平洋区域，并在比利时、日本和肯尼亚设有分支机构，与来自全球包括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多边机构、军事部队、学术界、私营机构在内的各界组织形成合作关系。

二是前瞻性、战略性研究为主要导向。英国著名智库常常以前瞻性、预判性研究为己任，制定相应的战略任务。英国智库的超前意识不仅体现在军事防务领域，也充分反映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公共政策领域。比如，国际战略研究所分析各国国防安全与冲突，就政府和相关决策者为推动国际和平安全而做的政策展开分析，就重要军事领域的冲突和前景为会员及社会公众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和战略构想。查塔姆学会擅长预测新的国际经济议题，积极组织各领域专家就公共政策问题进行大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供可行的政策方案。

三是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与专业化分工。英国著名智库研究范围广泛，覆盖国际事务、军事安全、能源与环境、科学技术、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人口与老龄化、医疗健康与保健等诸多研究领域。但是，英国智库一般都会从自身优势出发，选择某些细分领域开展交叉学科研究，而不是一哄而起、扎堆研究。这不仅避免了研究资源的浪费，也有助于不断拓宽和深化研究领域，形成专业化优势。比如，查塔姆学会的优势研究领域是国际安全，尤其是网络安全、全球治理与公共健康等领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IDEAS LSE）的项目研究聚焦在冷战、全球战略和国际毒品政策三大方面。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金融犯罪与安全研究，国防、工业与社会关系研究，军事科学研究，国际安全研究，国家安全与复原力研究，核问题研究等。国际战略研究所则根据全球区域和政策主题细分研究项目，涉及武装冲突、未来冲突与网络安全、国防与军事分析、经济与能源安全、地缘经济与战略、核政策、安全与发展等议题。

四是高度重视智库产品的宣传推广。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英国著名智库都重视智库产品的宣传，同媒体保持密切关系。英国智库通过开展项目研究，公开出版杂志刊物，以提升学术影响力；或者频繁地在社交媒体上出镜、发声，在数字网络上宣传推介，形成全方位的宣传推广攻势，以提升社会影响力。查塔姆学会的《今日世界》是面向英国政要和社会精英的重要参考，《国际事务》是国际关系类研究的一流学术期刊。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军事力量对比》《军事平衡》和《战略研究》最为有名，常被推崇为世界军事方面的权威报告和著作。“香格里拉對话”已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亚太区域国防安全讨论平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IDEAS LSE）在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期间，召开各类公开讲座、大型学术会议、小型研讨会和闭门会议57场，主导参与研究六个重点项目，主办两个教育培训项目，出版各类报刊书籍期刊20期，社交媒体互动及点击量超百万。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在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期间，共承担研究项目93个，举办活动140次，参与人数1.1万余人，各类媒体出现次数23104次，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社交媒体被阅览和转发量突破13万次，个人会员注册量1638人，合作伙伴达到102家。

五是具有规范有序的组织构架与运作管理模式。英国著名智库均建有较为完备的组织框架，组织化程度较高，理事会为智库的发展方向掌舵，各委员会各司其职，确保智库内部的高效运行与权力平衡。比如，查塔姆学会设有三位主席，分别来自议会的三大主要政党，以确保学会独立于政府。理事会成员由学会会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任期三年。理事会下设行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与投资委员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IDEAS LSE）拥有学术管理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其中，学术管理委员会由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术人员组成，主要负责监督中心各项业务和研究；咨询委员会则由自身从业人员为中心战略提供富有创见性的指导。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由理事会、顾问委员会和常设机构三部分组成。理事会负责研究所的管理，由所长、副所长、选举产生的委员、前官员、荣誉委员等组成。顾问委员会主要就研究所与会员、研究人员、慈善团体之间关系的形成、维持和推进开展工作。国际战略研究院是一家私人担保有限公司，同时也是一家英国注册慈善机构，受《公司法》和英格兰、威尔士慈善委员会章程管辖。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投资委员会和薪资委员会。英国学术院最高管理机构为理事会，下设管理咨询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投资管理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endprint

六是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和严格的使用限制。英国智库研究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资助、欧盟资助、企业（含慈善机构）和个人捐赠、信贷支持，以及研究委托等五大渠道。此外，也有通过出版专著、收取会费、召开收费论坛或会议、提供有偿培训和咨询服务等方式获取资金。一些具有政府背景或者政治倾向性的智库，政府资助在其资金来源中的占比较高。同时，英国智库对于资金的使用也有严格限制。智库资金主要用于与研究相关的人员的薪资支出；委托方不能指定资金用途，资金使用由智库全权安排；委托方无权修改研究结论，智库发布研究成果和结论也无须报经委托方同意；部分智库设有资助的最高限额，以防止资助者影响智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智库的财务收支、捐赠明细、董事信息等均公开公布，接受公众质疑和监督。比如，查塔姆学会一般不接受匿名赞助，资金由研究项目收入、会员费缴纳收入、捐赠赞助收入、出版投资收入等若干项组成，2016年其用于研究的支出占比高达60%。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收入来源都十分广泛，主要从政府、国际组织、私人获取资金资助，同时通过出版物订阅、会员费收取、会议论坛赞助和研究项目投标等形式获取资金经费。

七是合理的人员结构和有效的人事管理制度。在英国智库中，人员结构配置比较合理，领军人物、资深专家、专业研究人员、行政辅助性工作人员都有一定结构的配比和严密的工作分工。一般讲，领军人物是一个智库的核心和灵魂，具有较大的行业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统领智库发展；资深专家可以是专职人员，也可以聘任兼职或年度访问学者，每位资深专家都领导一个或几个团队进行专业研究，研究人员配有专门的学术秘书和行政秘书，使其能集中精力开展研究，免于杂事的干扰。在英国，智库研究人员是受人尊敬、工作体面、收入充盈、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士，而且英国智库的资深研究人员大部分是通才，往往具有多门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例如，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共有常驻工作人员60人，其中三分之二为专业研究人员，一大批相关领域专家的行业经验和年轻人才的创新思维为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的成长发展提供了丰厚土壤和资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通过吸收优秀学者和研究人员、访问学者扩充研究队伍，现共有46名优秀研究人员在其中就职或兼职。同时，英国智库的人员流动也十分频繁，可进可出且相对灵活的用人管理制度，确保了英国智库“用能人而不用闲人”，也激发了英国智库从业人员特别是年轻从业者的主观能动性。如查塔姆学会在人员选聘和人才招募上，将重点放在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和筹资能力两方面，新进人员必须经过三轮面试方可上岗。学会每年对人员进行两次考核，对其项目能力、沟通能力和创新能力等进行全方面考察评估，根据考核结果进行工资和级别调整。

八是以标榜独立性的“政策营销型”智库为发展方向。与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不同，英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限制了智库人员跻身“决策者”行列，而只能充当政策咨询师。英国智库的资政活动，以服务于其所属的政党赢得选票和坐稳执政交椅为最高目标。英国智库一方面需要把打造和巩固与议会、政府和财团的人脉关系放在首要位置，另一方面又要时刻标榜自身的独立性，掩盖其为政党政治和财团利益服务的实质。比如，查塔姆学会、国际战略研究所都宣称自己是独立于政府的非党派组织和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智库的研究选题先于资助得以确立，政策主张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和约束。但实际上，英国智库的独立性经不起推敲，由政客和财阀们组成的董事会为这些著名智库的研究方向掌舵，研究人员也多有财团和政府背景。智库的骨干成员是能够为其研究项目筹到经费的专家，这决定了其研究必然要反映赞助者（往往是政党和财团）的利益关切。像查塔姆学会这种自我标榜为“独立”的老机构，现在越来越重视专家的筹款能力，“独立性”受到了相应质疑。英国智库呈现“政策营销型”发展的趋向。

英国智库运行特点对推进中国

智库建设的启示意义

第一，增强国际化视野和前瞻性思维是智库发挥作用的立足点。智库应该站在全球最前沿阵地，登高望远、勇立潮头，成为公共决策者的“望远镜”。但目前中国许多智库大多着眼于政府决策中的“眼下事”“手边事”，给政策做注释的多，为政府做预案的少，与英国著名智库相比相对缺乏國际化视野和前瞻性思维。国家高端智库建设不仅要“想政府之所想”，还要“想政府所未想”，应着眼全球人类发展大势，立足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社会实际，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引导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第二，突出专业化研制权威智库产品是智库发展的立身之本。目前，国内智库建设领域存在一哄而起、扎堆研究的不良倾向，有的智库甚至根本没有研究领域，什么题目热就研究什么，哪里研究项目多就研究什么，从而涌现出一批所谓的“万能专家”，陷入智库之间相互抢夺资源的怪圈。这与英国著名智库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和专业化分工存在较大差距。当前是我国智库发展的黄金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智库发展。在此背景下，智库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劣势，深耕拓展专业领域，加强跨领域交叉合作研究，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提高核心竞争力上，研制出具有权威性和重大影响力的智库产品，切不可随波逐流、跟着市场热点走。

第三，加快与媒体合作以推动成果转化是智库提升影响力的重点。在当前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智库发展的外部竞争日益激烈，“酒香不怕巷子深”已经一去不复返，通过媒体塑造公众对公共政策的理解，有助于使决策者对智库研究项目更加重视，因此追求媒体影响力也是间接影响决策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与媒体合作不够紧密，或许是中国智库尤其是体制内智库发展存在的一个短板。中国智库应借鉴英国著名智库与媒体的良性互动经验，要同国内外重要媒体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定期发布智库研究成果，推动智库成果转化。

第四，建立规范有序的运行管理机制是智库发展的制度保障。完备的组织体系和研究团队，是确保英国智库运行紧扣发展宗旨的不二法门。中国智库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一些智库尤其是社会智库运行，靠的是智库创办者或者领军人物个体的卓越能力，缺乏规范有序、行之有效的组织保障，研究团队的稳定性较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健全的组织框架和内部运行规则（比如高层次的理事会制度、开放性的各级委员会、高效的沟通交流机制、有效的全球合作研究项目机制等），才能保证项目的质量水平。endprint

第五，以人为核心的激励机制是提高智库运行效率的关键。智库的核心资产是研究人员。中国智库需要向英国智库借鉴，包括人尽其才、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高级研究人员与辅助人员的人员数量配比机制，效率导向的会议机制，绩效与项目考核机制，资金使用不受委托人干扰的机制等等。英国智库的经费主要用于研究人员的激励，一般项目经费的三分之二多用于研究人员身上。但目前中国智库的项目经费，仍要受到各种财务规定的限制，人员经费一般只占总经费的三分之一左右。在一些国家级研究项目中，研究人员直接费用可能更低。

总的来看，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国外智库更加关注中国的发展问题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也愈发愿意同中国智库开展实质性合作。中国智库在发挥“二轨外交”作用方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不过限于中英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在国际社会宣传推介力度不足、中国智库的国际交流缺乏实质内容等因素，造成英国社会对中国政治制度、决策机制及智库情况了解不够。基于此，中国智库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要鼓励支持中国智库“走出去”。加强向国际社会宣传推介中国智库，耐心细致讲好中国故事，改变英国社会各界对中国智库的误读和误解。同时，提高中国智库设置全球议题的能力，融入全球研究网络，提升中国智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響力，进一步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

二要积极推进中英智库交流合作。从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共同举办论坛走向双方联合研究及人员间的互访交流，着眼于经贸方面的不敏感议题开展合作研究。

三要加强中国智库创新发展。英国智库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和转型变革，有许多值得中国智库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中国智库应以英国智库运行的经验为参照，进一步提高自身建设能力水平，特别要在重大国际议题设置、管理运行体制、人员考核激励等方面创新思路、改革机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智库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张凯）

[1] Simon J. “The Idea Broker： The Impact of Think Tanks on British Government.”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3， Vol.71： 491-506.

[2] Blackstone T. and W. Plowden， “Inside the Think Tank： Advising the Cabinet 1971-1983.”Heinemann， 198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