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岁时，她打算做一个形容文雅的女人。去上学，七点钟早操，五年级小学生列队成为灰白色的军团听国旗下的演讲。她在困倦里飘到空中，俯视看到自己，渺小的不可见的一个点，身边其他小学生睡眼惺忪，校服总是太松，同学站在操场上提裤腰。

我不要做当众提裤子的人，她决定。

到三十五岁，她的工作是记录各种让她无法文雅的事，她不能忍耐的残忍。纵火烧死了小孩子，倒是有人去救，但每个环节都出了错。车祸背后的原因——那么一点微小的恶意，让人怀疑人世。一群在超市工作的年轻人一起去河边散步，一个人掉下去了，另一个人救了他，自己溺水而死，而起初的那个没有报警，回家了。她写，警察传讯时他说，“跟我没关系，他自己下河去玩。” 而晚报这个行业也正在死去。

她纳闷自己十年后会在做什么。什么都成，她相信自己能吃苦——心里不愿意受折磨，而身上能吃苦。她吃过多少苦啊，舞蹈老师在练功房里总拿把扇子，打开时扇风，合上时敲她们的脚腕或后背，有时也戳。小女孩子成一排在把杆上受刑，“五十次，一个人做少了，全体重来！” 激励人的——令人不得不忍耐的，不是集体感，是利他主义。

她继续写为救落水者而死的报道，死者父母把落水者告上法庭，说要还儿子一个公道，见义勇为的死该有个红本本。她对同事说，起初想写成个有关忘恩负义的故事，写着写着，判决下来了，22万，但那对父母再也联系不到落水者。判决没有执行——按说该强制执行，但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