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全国各地纷纷开展以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为主要形式的“大跃进”运动，桐树王大队要求各家各户的锅、勺、铲、通条等金属物品全部上交，集中运到郑州市二七区黄岗寺炼钢铁。刘淇沟（桐树王自然村的一个区域）人全部分散到桐树王自然村其他区域居住，腾出房子设立敬老院、托儿站。

同年7月，桐树王、大孟两个大队的9个生产队分别成立了公共食堂，全体村民统一到食堂吃饭。大队印制饭票，按每人28～35斤/月不等的标准向村民发放饭票。老人、幼儿在敬老院、托儿站食堂就餐；桐树王小学二至五年级的学生全部搬到孙庄村集中吃住，不得回村吃饭。公共食堂供应的主食有馒头、红薯，菜是各生产队菜园里种的根达菜、韭菜、茄子、笋瓜等。10月开始吃饭不定量，各人随意吃。每周改善一次生活，“十三花席”包括炒凉粉、拌凉粉、焖子条、焖子块、拔丝红薯、红薯丸子、猫头丸子、炒红薯面条等花样。大队干部、生产队长负责评比饭菜质量，逢上级视察、邻村参观，伙食就更好了，社员都非常满意。然而，由此时开始，公共食堂出现严重的浪费现象。

随后出现“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高征购现象。桐树王大队、大孟大队提出“腿跑断、眼熬烂，七天赶上登封县”等不切实际的口号，两个大队所属各生产队则提出“开飞机、驾火箭，三天赶上登封县”。须水公社开会让各大队报产量，桐树王大队王双喜报小麦亩产500斤，因为嫌少被推下台崴了脚。他回村开会让各生产队报产量，第二生产队先报小麦亩产2000斤，多数生产队跟着报亩产2000斤，甚至标榜“小麦亩产5000斤，红薯亩产2万斤，玉米亩产6000斤，花生亩产2000斤”。虚报产量造成高征购，桐树王大队1955～1957年平均征购公粮4.73%，1958年猛增到7.42%，1959年上升到8.53%，第五生产队最高达到24.04%。

同时，村民的自留地以及家畜家禽、树木、闲置木料等个人财产均收归集体所有，由集体统一使用。集体统一派工参加劳动，劳动图快不图好，上百亩的花生、红薯等庄稼，生产队只派四个老人去收。被派工者必须硬着头皮保证完成任务，谁不服从就会在大会小会上挨批斗。接受任务者只能在地里犁几趟、耙几遭，就算完成了当天的生产任务，如此“收庄稼”，花生、红薯多被埋在了地里。收玉米、麦子时，只收地头的一小部分就算完成了任务，造成了粮食极大浪费。

人民公社实行“一平二调”，公社可以无偿征用生产队的土地、人力和其他生产、生活物资。1958年刚入冬，桐树王大队、大孟大队的100多名青壮劳力被调到柳沟水库参加集体劳动，由于各生产队缺少劳力，很多红薯丢在地里收不回去，已收回的红薯入不了窖，堆在外面被冻坏，晒干的红薯干遇雨发霉；麦子不能及时播种，只好荒一季留作秋地。

持续的严重干旱造成大量减产，公共食堂浪费严重，公粮征购比例大幅提高，加上集体储备粮数量增加，交了公粮、留了储备粮之后，给村民剩下的口粮明显不足。1959年开始，公共食堂的饭菜质量一天比一天差，逐步出现村民吃不饱现象。春节，食堂用萝卜做馅，每人发一点白面让社员各自回家包饺子。夏秋粮减产三成以上，但各生产队仍按老标准交公粮。1960年，公共食堂重新实行定额制，大人18斤/月，小孩5～7斤/月。3月起，大队派代表住食堂进行监管，派民兵看守地里的庄稼。食堂的汤稀得能照见人影，没粮食就加点碱面把玉米皮煮了吃。人们饿得受不了，白天劳动时偷吃生粮食和种子，晚上就到柿树下摸柿蒂磨成粉充当食物。

1961年11月解散公共食堂并按人口分粮，大人18斤/月，小孩4～6斤/月。糧食不够吃，村民就吃豆腐渣、红薯渣、红薯秧、柿蒂、黄浆（制药厂的下脚料），甚至到河里捞水草充饥。1960～1962年，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大人饿得浑身肿，小孩瘦得像麻秆，3年中全村患浮肿病者达百余人。1962年2月，各生产队给每人分了1分3厘自留地，7月又借给每人3分地，各家还在房前屋后开垦小片荒地，自种自收，逐步熬过了饥荒。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