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忠玄

一、熊彼特创新范畴主要内容

创新（innovation）是熊彼特经济理论的核心概念，他各个时期的著作几乎都是以创新为核心，因此他的理论又被概括为创新理论。创新是指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用创新、新组合、经济发展表达相同含义，它包括五种情况：①引进新产品；②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③开辟新市场；④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⑤实现企业的新组织。

熊彼特把没有创新的经济生活状态称作“循环流转”。当处于一种循环流转状态时，从价值角度来看，货物的价值总是受到其他货物价值的影响。一旦价值被确定，货物的数量也就确定下来，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最终构成一个价值体系，当这个价值体系被确立，就会呈现稳定性。从分配角度来看，熊彼特认为，社会全部收入与要素分配恰好对等，一切经济活动的意义在于满足需求，循环流转状态下需要的满足都是正常的动机，因而不存在创新的动力。他认为创新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存在着某种潜在的超额利益， 为了获得这种利益才导致创新。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的行为和动机是理智的” ，企业家进行创新的直接原因是为了获取垄断利润和创新利润。但推动和促使企业家从事创新还有几类“动机” ，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追求自我实现的需要， 是企业家为了体现自己特殊的权力和地位、展示自己的才华、获得事业成功的欲望。正是这种可贵的企业家精神使得各种创新能够不断出现和发展， 促进社会的进步。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下的创新范畴

1.创新范畴的逻辑起点是思想假设

熊彼特创新范畴的逻辑起点是循环流转，他假定了一个孤立社会，每一个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既是卖家又是买家，生产活动基于人们经验上的销售可能性。在孤立社会的经济活动总体处于“循环流转”状态。熊彼特认为假定孤立社会可以达到简化说明的作用，但恰恰相反，经过了经济学抽象后的社会事实材料已经成为了某种先验结构。在这一点上，熊彼特不如后来的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后者在《正义论》中直接声明了作为理论起点的“无知之幕”是一种思想实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曾有过“简化说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写道：“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2.作为“内因”的创新范畴并没有揭示资本主义的实质

在熊彼特所处的时代，他是少有的试图分析资本主义演进过程的经济学家。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之前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但是，作为经济发展“内因”的创新范畴其根本缺陷就是抹杀了生产关系及其变动，撇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以及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对已有组合和未有组合的划分，创新范畴得以定义。其实，熊彼特的五种创新所产生的是超额利润，他所使用的“企业家利润”等概念，都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关，当然也就掩盖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

3.创新主体本质上体现的是英雄史观

在熊彼特那里，商品被按照与最终消费行为的距离设定位次，最终被还原为劳动和土地两种要素的组合形式。对于后者，熊彼特列举诸多经济学家的不同观点而没有多谈，但就前者而言，劳动被分为领导的劳动和被领导的劳动，领导的劳动被熊彼特称为第三种生产要素。由此，生产者被天然地区分为领导者和普通工人。当处于循环流转状态时，领导者只是进行指挥和监督，也只是获得监督工资，因而创新、新组合和领导的劳动其实是一回事。这样，创新变成了与抽象劳动相对立的特殊群体的特殊能力，与广大劳动者没有交集。马克思曾说过，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主体是人的一般，创新在时代进步中的重要地位并不会增加神秘性，创新归根结底属于实践范疇，因而创新实践的真正主体是人民群众。在创新实践过程中，人民群众把头脑中的想法变成现实，创新活动是否成功也要通过实践进行检验。

4.创新发展的世界观是非决定论

熊彼特的创新范畴从宏观视角来讲就是发展。他认为“经济发展至今只不过是经济史的对象”，提出“不能单用以前的经济的情况去解释经济的变化”。他认为数量的变化始终处在“同一结构中”，而经济生活中那些非连续的并且改变结构的变化才是发展。显然，这种变化就是创新，就是引入生产体系的新组合。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发展是从均衡态到非均衡态再到均衡态的不断调整，它以均衡态为目标而作出的不断调整，因而经济发展有赖于外因。与之相反，熊彼特的创新发展则通过寻求新组合的引入而导致结构变化，原因在内部。

三、哲学批判的现实意义

（1）人民群众是创新的真正主体。熊彼特认为只有企业家才是创新的主体，这种观点歪曲了事实，理论上也必将导向某种英雄史观。实践的主体是人，而非某一类人，创新作为突出时代特征的实践活动，其主体是人民群众。尊重人民首创精神，集中人民群众智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伟大作用，这既是发展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只有牢牢把握唯物史观，坚持群众路线开展创新，不断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活力，才能更好地推动创新驱动战略，促进创新发展。

（2）劳动是价值的最终源泉。在熊彼特那里，创新带有外化形式，具有脱离人独立存在的倾向，创新范畴被实体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生产的秘密、资本家财富的源泉。资本家或企业家绝不像熊彼特所言，具有某种精神特质，某种潜在的社会利润也不是他们的创新动力，这些说法只能掩盖事实。价值最终来自劳动，资本家改进技术和经营方式的动力来自对超额利润的追逐，其本质依然是剩余价值。

（3）创新体现了量变质变规律。熊彼特通过剖析生产中不同质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提出创新范畴，强调质变，忽略量变，这显然是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在马克思看来，创新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主要由人的聚集、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导致，体现的是事物发展的过程论。从过程模式来看， 马克思认为创新首先是科学创新、技术创新的“积累”过程， 然后是相互伴随的制度创新的“积累” ， 创新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而在熊彼特看来， 创新是不断以“新组合”取代“旧组合”的变化的过程， 而且仅仅是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在创新发展过程中要注意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

参考文献：

[1]汪澄清.马克思与熊彼特创新思想之比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3）.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