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木风

倘 若将历史上被诬陷者做一个大排名，清朝中叶的御史谢济世必列三甲。其被诬陷的数量之多可谓史无前例。他一生曾被多次诬告，所导致的九年流放、一次陪斩、三年牢狱之灾，让我们感叹苍天以万物为刍狗的现实。

谢济世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举人，后进入翰林院。在翰林院任编修时，因为与政事接触不深，所以他的日子还算风平浪静，但自雍正四年（1726年）十一月担任御史后，他的厄运就来了。

因言获罪，阿尔泰陪斩面不改色

身为御史，必须要尽到责任，对官员的违规有必要做激烈的弹劾。谢济世上任还不到十天，就疏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这位田文镜为了政绩，不顾老百姓死活，大灾荒照样征粮。但是，他却得到雍正的厚爱，被其誉为“天下第一巡抚”。

见到这封弹劾书后，雍正大怒，将奏章扔回了谢济世，下令将他革职并严刑讯问是谁指使他弹劾自己亲封的“天下第一巡抚”。

负责审讯谢济世的是刑部尚书励杜讷。励问谢济世背后的指使者是谁。谢济世回答：“孔、孟。”问何故。答：“读孔孟书，当忠谏。见奸弗击，非忠也。”雍正最后把谢济世发配到阿尔泰。

谢济世在军中因为才气而受到优待，更因诲人不倦颇得当地人的敬重。但三年后，他再一次被朝廷审讯。其所犯的罪行证据是由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揭发的。

因为锡保在当地认为谢济世所讲解的课程有问题，与朝廷的主流思想背道而驰。所以，他去搜查谢济世的居所，搜到了其所注古本《大学注》一书，锡保看了书后，立即就断定谢济世“诽谤程（程颐）朱（朱熹）”。

雍正接到举报后，令交刑部议罪。刑部看了谢济世的《大学注》，发现谢济世的确在诽谤大清政府规定的程朱学说，就将谢济世打入大牢。

这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谢济世被拉到了阿尔泰刑场。和他一同跪在地上的是他的一位朋友，当他的那个朋友被砍掉脑袋后，谢济世面不改色。刑官问他：“汝见否？”谢从容答道：“吾见矣！”此刻，锡保宣读了雍正圣旨：“谢济世从宽免死，交与顺承王锡保，令当苦差效力赎罪。”

倘若了解谢济世的《大学注》，就可知道这是一次臣子与皇帝的联合诬告。谢济世的学问倾向于古典，对后来经过满人篡改过的儒家经典在心上很不舒服，其所著述大都以原始材料为根据，然后借题发挥。清代的文字狱是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自由学者存在的，所以，他才被陪斩。

为民揭知县劣迹，反被诬告下狱

雍正去世后，乾隆即位，其政治思路由严厉变宽大，并向天下人诏开言路。在诸多上疏中，乾隆看到了一篇题为《论开言路疏》的文章，署名是西北边疆的一等伯钦拜，乾隆认为钦拜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

不久后，西北的平郡王到京觐见乾隆。乾隆问他那篇文章的来历，王以实相告，说是谢济世代写的。乾隆皇帝笑对左右说：“果不出朕所料也。”谢济世由此得以被召回京，任为江南道御史。

谢济世并非顽固的知识分子，只是在做学问时坚持己见。回京后，他又将所撰《大学注》《中庸疏》向乾隆进上，并表白：他注释《大学》，“遵古本不遵程朱”，希望能够得以在全国发行。乾隆看了他的作品，觉得与朝廷的意识形态有所抵触，立即责以“谬妄无稽，甚为学术人心之害”，将书发还，但并没有治他的罪。

对朝廷政策和官场歪风看不惯，还不能提意见，这让谢济世比较郁闷，便以照顾年迈老母为由，申请做了个湖南粮储道。

乾隆七年（1742年）秋天，谢济世在长沙查知衡阳知县李澎、善化（今属长沙）知县樊德贻违反朝廷规定向当地加重征粮。于是，他给湖南巡抚许容写信揭发两知县的劣迹。这两名知县，正是许容的心腹，许容自然不甩谢济世这位新来的。

谢济世见许容那边没动静，便去拜会。交谈之中，许容表面安静，内心却波涛汹涌，这谢济世不给自己面子也就罢了，还这么较真。于是，他先发制人，向朝廷诬告谢济世。诬告信的内容是：谢济世本是先朝罪臣，被贬官戍边，今上登基后，被重新起用，他却不思尽忠报效皇帝，整天酗酒游荡，狂妄放縱，目无上司，行为很不检点，缺乏大臣之体；而且贪婪成性，索贿受贿，强迫市民以高价购米，浮收价银，差额归己等等。仔细看诬告内容，纯粹是官样文章，把这些内容随便加到任何一名粮储道的身上，都能成立。

山高皇帝远，乾隆皇帝看罢许容的奏稿，勃然大怒，下令先将谢济世罢官下狱。

有奸妄之人扰乱朝纲，便有贤良之人与之抗衡。谢济世被关押后，首先是湘籍在京人士议论许容是个妒贤嫉能的人，其次是谢济世被参之日，长沙街头出现小字报，说谢济世是“民之父母”、“正大君子”。加上忠良进言，乾隆觉得这其中有蹊跷，便派出户部侍郎阿里衮去查，终于查出许容诬陷谢济世的证据。

乾隆下令将许容解任，被谢济世揭发的那两名知县也被革职。谢济世无罪释放，又被补授湖南驿盐长宝道。

身为平民，仍难逃诬告“诅咒”

许容虽被革职，可他在湖南多年，其门生故吏非常多，处处伺机报复谢济世。在这段时间，谢济世又遭到了两次诬告，即使退休后，那些诬告者都不消停。

新任湖南巡抚的蒋溥是许容的故旧，他向乾隆诬告谢济世，说：地方绅士等很多人与谢济世往来，并有拜为门生者；而且谢济世捏造私书，谬附舆论，种种诞幻，任意褒讥。

乾隆皇帝虽然知道这是诬告，但谢济世似乎在湖南官场引起了“公愤”，遂要求谢济世退休。

谢济世回到老家后，按照规则，大凡在外为官者退职还乡，都要有礼品赠送地方官，可谢济世两袖清风，无以为送。

地方官没拿到谢济世的好处，又怕这人回来后抓住自己贪赃枉法的把柄，便想找人捏词诬告谢济世，可无人响应；此官又在上司之间探询，依旧没有人理他。这次诬告虽然没有付诸实践，却让我们看到了谢济世的倒霉样，即使是平民后，仍旧不能摆脱诬告这一“诅咒”。被罢官之后，他闭门谢客，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逝世，享年68岁，他所著经书全被烧毁。

谢济世恭上以赤诚之心，御下以身作则。他坚持独立思考，不愿意同流合污，才是他屡被诬陷的原因。这也反映出封建社会的官僚体制无法孕育出清正廉洁的官场生态。如果缺失保护清官的制度，那么，抱着英雄主义去做清官的人便如履薄冰，甚至可能丢掉性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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