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永江

传统书法创作观念刍议

□ 汪永江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自余从事书法教育以来，几十年如一日地研习古代经典碑帖，解析书史书论，自然而然地沿袭了宗经的传统书法观念。

对古代经典的阐释，先要述而不作，才能深入其中，逐渐摒除积习，养成引经据典的习惯。传统书法强调书如其人，所谓“如其志，如其学，如其才”。孟子曰：“尽心知性。”《黄檗山断际传心法要》曰：“心性不异，即心即性。”程朱理学认为“性”即“天理”，“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了孔子学琴的典故。孔子从习得其曲到习得其数、习得其志，最终得其为人。

学书过程中的宗经意识，主要体现在临帖、读字典、读书史、读书论四个方面，做到落笔必有依据，溯本求源。书体学习之次第，要以五体书发展史为纲，先篆后隶再草再楷再行；每一书体学习之节目，则以该书体发展史为经，从诞生期、规范期到演变期；每一家一帖的学习，同样回归根本，纳入整体系统中加以展开。取法古代经典，透过笔墨，必然追问到审美层面，以先贤品格与古意为楷模，陶冶性灵，变化气质。

《苏轼寒食诗帖》跋 北宋·黄庭坚 纸本 34.3cm×64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黄庭坚作文主张夺胎、换骨，所谓点化。《冷斋夜话》曰：“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从词句和意境的借用到多方融合，不露痕迹。效仿古人虽不是所谓创新，但是能做到活学活用，乃是取法高古与历练自我的有效途径。

字书今称字典。学书离不开字书。通过长期解读各体书法的字书，就会发现历代名家用字皆有所本，依字书以正字。从文字学概念而言，传统书法创作基本上属于对字书中范字的点化而已。作为文字之学的书法，其学术不仅局限于古文字学，隶书、草书乃至楷书、行书，皆有文字学层面的正字规范与学理。相对而言，字帖主要阐释的是语用层面的各色修辞方法，而字书则重在正字、字法源流及体势之博变。无论是正字类字书还是博变类字书，都是书法创作所须遵循之法度。

《周易·乾卦》曰:“修辞立其诚。”《孔颖达疏》曰:“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功业可居。”从艺术创作的功用而言，文辞依附于思想内容。在主观意识的修养中，审美的境界高于知识的境界。人们之所以对于以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乐之好之，无疑是审美愉悦所产生的效应。《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扬子法言》曰:“玉不琢，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两句话，阐明了文辞的润饰对于深刻表达思想的重要意义。传统书法中各种修辞手段的产生，同样是为表达文辞内容与书法审美思想的，不同的文辞内容匹配不同的书体。各种书仪范本不仅重视文辞内容雅正及文笔的修辞，更注重笔墨的润饰。尤其是文人书法，于日常实用尺牍及诗文中言情状物，更是极笔墨修辞之能事，篇章之承转、行列之收放、字间之疏密、笔势之顺逆、墨色之浓淡，凡此种种，皆出于文人艺术文质彬彬之心性。就书法形式语言之修辞手法而言，历代经典法帖浩如烟海，可谓一帖一式，千变万化。读帖广博，则笔墨变化手段随之增长。

艺术创作活动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其教化人伦的功用，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审美的认知过程，又是情感的自我抒发。从上述学书取法经典、化用字书到笔墨润饰，皆属于传统书法创作的构思阶段，即立意的过程；具体到创作状态，使作品物化成形，则是使用艺术手段表现的过程。

蔡邕《笔论》曰：“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豪，不能佳也。先默坐静思，随意取拟，言不出口，心不再思，沉密若对人君，则不善矣。”书法创作本为无用之用，散怀而已。若受促迫，精种状态必然不自在。舒和的身心是超越功利的。苏轼以庄子“瓦注胜于黄金”的典故，阐明了书法创作任自然、心手两忘的价值观。苏轼《颜真卿争座位帖》曰：“颜鲁公《与定襄郡王书》，草数纸，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乎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虽公犹未免也。”精神的紧张、恐惧，是书法创作的大忌，只有处于超然的状态，才能做到解衣般礴，舒展自如。

《熹平石经》(局部）拓片 东汉·蔡 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