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秋宇 唐有财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基于上海市徐汇区社区社会组织“绿主妇”的个案研究

侯秋宇 唐有财

城市社区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社区参与是社区治理的核心，在大量关于社区参与的研究中，性别视角很少得到关注，这与社区中活跃着大量的女性群体的现实不符。基于上海市徐汇区“绿主妇”这一由女性主导、致力于社区生态环保的社会组织的案例研究显示，社区治理方式的转变为女性开辟了充足的参与空间，而女性以其特有的性别角色优势、不可替代的特质以及柔性的工作策略等，也改变着社区治理的格局。在这种双向的促进中，女性成功进入社区、获得权力并对社区治理效果产生积极影响，最终使得女性群体从社区治理的边缘走向中心。

社区治理；社会性别视角；女性

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指出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创新社会治理，意味着党和国家治理理念、机制和方法的重要转变。在学理上，治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是应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而提出的新的治理方式。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1]与传统的统治和管控方式不同，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多种方式、上下互动、相互协作等内容，特别强调公众参与以及各类社会组织的合作。在实际治理中，公众和社会组织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具体的个体构成的，他们由阶层、职业、性别、年龄等各类社会属性构成。将治理纳入社区空间，显然，不同社会身份，其介入社区治理的动力、参与方式、参与意愿均不相同。这提醒我们，在研究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时，必须关注不同社会属性的影响。

围绕社区治理，学术界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在这些研究中，性别几乎是一个被忽视的范畴。关于社会组织，主流的研究视角是社会治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组织的成长等，而志愿者本身的主体性特征，即参与群体的“社会性别化”往往被人遗忘。社会建设和社区治理这一新的战略部署对女性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不同性别在介入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呈现出何种差异？女性介入社区治理的独特机制和效果如何？对这些问题学术界很少回答。与此同时，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则呈现出另一种状况：活跃在社区中的志愿者以女性为主，各类社区社会组织的主导者和参与者中，女性也占据了不同于其他场域的更重要的角色，而且这些女性的参与在社区治理中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上述理论与现实的错位提醒我们，在社区治理研究中必须将性别纳入进来，或者在性别研究中增加社区治理这一新的领域。本文尝试通过一个典型个案，分析社区治理方式的转变是如何为女性的社区参与开辟空间，而女性的介入又是如何改变社区治理的格局，从而揭示以女性为主的社会组织的参与主体、参与内容、参与策略及其参与效果等。简言之，本文将分析社区治理和性别研究是如何互动和相互建构的。

二、女性介入社区治理：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在性别研究中，性别不平等和女性的主体性通常是最为核心的话题。关于性别不平等和女性主体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权力获得）、市场（经济收入）和家庭（家庭地位）三个场域中。较为普遍的研究结论是，中国女性在政治和市场等公共领域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在政治领域中，女性的参与依然停留在外围，参与决策的实际情况在低水平徘徊；[2]而且，女性参政的机会处于一种似有若无的状态，“女性参政受制于社会性别意识和性别制度，这种意识和制度渗透在公共政策过程中，进而导致所产生的公共政策大多处于社会性别盲视的状况，使女性参政机会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女性权益无法得到真正维护”。[3]在市场领域中，尽管女性地位上升，但劳动力市场工资的性别歧视并没有消失。[4]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中，则呈现出与前两个场域不一样的状态，随着女性进入市场，家庭的收入格局和夫妻收入的结构有所改变，这使得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态势十分明显。关于女性在社区领域的研究，学术界的文章相对较少。当然，这与我国目前社区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密切相关。

20世纪80年代起，“社区建设”一词开始进入中国的研究视域。根据田毅鹏教授的区分，我国城市的社区建设，从2000年开始发端，到现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0年前后的社区建设发轫期，这个阶段社区的概念是极其模糊的，“大家并不知道社区是什么，甚至连社区在哪里也不知道”；第二个阶段是2005—2010年，社区建设的进程开始加速，其硬件设施、组织体系、规制体系都在此期间逐步健全；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以后，称为徘徊期，这个时期探讨的是社区的归位和升级以及找回社区社会性的问题。①参见田毅鹏：《城市社区的“行政化”与“去行政化”》，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研讨会发言稿，2016年12月。通过时间的维度可以看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关于社区建设的研究为宏观讨论，对于微观主体的研究还很缺乏。目前，社区建设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已经成为共识，社区治理作为社区建设在新时期的方式和理念受到学者们的认可，这也与田教授所说的社区的“社会性”阶段不谋而合。

表1 女性在各类场域中的参与状态比较

社区治理强调主体的多元性，其主体包括党的组织、政府在社区的派出组织、居民委员会、居民社团或者兴趣团体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志愿者组织以及居民个人等。[5]在众多的主体中，从性别的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女性参与社区治理呈现出独特的景象。在农村社区中，女性参与社区治理依旧处于劣势地位，虽然也有研究以村庄政治为切入点，认为以往国家政治层面的研究对农村女性的实际参与情况做出了低估，女性的参与和治理方式在村民自治中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作用[6]，但是大部分研究还是认为女性的参与严重不足，主要以政府主导推动为主，而且处于非主导层。[7]与农村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社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格局，女性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和介入已经不容小觑。在数量上，城市社区层面的女性参与完全处于优势地位，社区干部也以女性居多，有80%以上的社区工作者为女性。[8]并且有学者通过对武汉百步亭社区的研究指出：社区参与已经出现了性别失衡的问题——女性明显高于男性，性别失衡的原因是女性比男性拥有更多的社区参与资源，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关键在于社区内最高决策者无性别意识。[9]这里的无性别意识指社区最高领导者在策划、举办社区活动时没有考虑到性别的影响因素，从而使得社区内的活动呈现“女性化”的倾向。余坤明通过对武汉市九个不同社区的750名居民的调研，也指出在城市社区参与中女性较男性为多，女性的比例为61%，男性仅为39%。[10]在治理质量上，王小波指出，女性在社区中的精神层面、邻里关系层面、心理保健和社区救助层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社区中，与老年人、孩子相比，妇女不再是弱势群体，而是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的人。[7]蔡巧玉通过对香港和深圳两地的研究指出，两地的社区服务中不仅女性参与比例比男性高，而且女性更受关注、更有作为，两地的居民也一致认为女性在社区服务中有着综合素质高和用心程度高的优势，并且将最想得到的社区服务寄希望于女性。[11]通过这些研究可以发现，女性的参与确实已经成为社区治理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

从女性视角入手，到女性涉足的场域，再到社区场域中的女性参与，上述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1）从时间维度上来看，女性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趋势与社区建设以及社区治理理念的发展呈现同步性，女性在城市社区治理的进程中主体性一步步增强；（2）从研究内容和结果上看，关于女性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结论趋于一致，即女性无论是在参与质量还是在数量上都存在明显优势；（3）从研究路径上看，以上研究路径相对单一，在性别和社区治理之间呈现单向性研究——通常以社区历史、国家政策和文化传统入手推导女性参与社区治理的结果，或者由女性性格、心理、生理特色为切口推导女性介入社区的优势，而缺乏女性和社区治理互构的研究。在女性介入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主体，是一种双向研究，而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本文中的女性参与社区治理，是指城市社区女性居民出于一定的意识和动机，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在现有体制内外参加社区内集体经济管理、治安卫生、关系调解等事务的决策、实施、监督、管理和利益分享的全过程。在我国当前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女性参与社区治理：（1）从参与主体看,城市女性社区参与者一般包括社区有关组织中的女性成员、社区专职女性工作者、社区共建单位的女性领导和女性志愿者；（2）从参与角色看，在社区治理中，女性所扮演的大多为服务者、照料者、协调者和传递者等多种角色，其中当然也有决策者和领导者角色，在这些角色赋予女性价值感以及较高自我效能感的同时，女性也为这些角色增添了特殊的性别色彩；（3）从参与成效看，随着基层妇女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度进一步提高，女性的社区参与对社区建设的作用十分显著。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女性的参与，社区才得以顺利建设与发展。同时，社区参与也成为促进女性成长的重要途径。女性通过社区参与，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参与能力与水平，成为整个社会民主化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从而取得了双重成效。

三、“绿主妇”：社区治理中的女性参与

（一）“绿主妇”基本情况

在上海市自治家园建设过程中，一个主要由家庭主妇组成的社区生态环保组织——凌云“绿主妇”脱颖而出。“绿主妇”诞生于上海市徐汇区凌云街道梅陇三村，此小区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动迁小区，居民以动迁户为主，整体文化水平不高。梅陇三村曾经是凌云街道有名的“垃圾小区”，“脏、乱、差”是小区最明显的标签，而“绿主妇”则是改变这一现象的功臣。“绿主妇”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

兴趣团队阶段：“绿主妇”在形成之初，只是由几名家庭主妇组成的松散的兴趣团队。这几名家庭主妇是居委会的骨干成员，平时主要是按照居委会的相关要求来配合居委会的工作。这时的“绿主妇”对于居委会来说，只是作为客体的存在，是居委会工作的对象；而对于家庭主妇自身来说，身为“绿主妇”成员的意义也仅仅在于个人兴趣的发展和私人关系的构建。

自治家园阶段：“绿主妇”开始从松散团队走向社区社会组织的尝试，意味着“绿主妇”开始走向组织化，而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这些志愿者主体性的发现和培养。这种认识提升了团队成员的自我价值感和认同感，增强了成员间的凝聚力，使她们由被动向主动发展。

社区社会组织阶段：这个阶段的“绿主妇”走向了制度化和规范化，具体表现为：建立了与外部资源（如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广泛的联系；用项目化的方式来组织动员和吸引其他居民；获得了各种荣誉，从社区影响（社区居民的认同）走向社会影响（媒体的报道），并有了政治影响（各种政治荣誉），甚至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和推崇的社区治理新模式。这些变化和发展意味着“绿主妇”从社区走向了更广阔的公共领域。

从社区社会组织走向枢纽型社会组织阶段：目前，“绿主妇”组织已经拓展到凌云街道的各个居民区以及周边其他区县，已完全按照社会组织的模式来运作，并明确提出了“赋权”的理念，家庭主妇们开始向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开发项目内容、拓展工作领域、优化工作方法、创新运作模式等成为“绿主妇”当下工作的重点。

（二）“绿主妇”社区权力的拓展路径

1.传统起步方法：以活动带动宣传。“绿主妇”最初的活动是在小区内设摊，贴出垃圾分类的宣传海报，用牛奶盒、利乐包等可以回收的包装品做成醒目的彩旗，以此吸引居民并进行环保宣传。2011年4月，“绿主妇”接连20多天在小区里进行宣传和讲解，很快就有300余户居民加入“生活垃圾源头减量”的队伍。活动的成功开展，为“绿主妇”的立足打下了良好的舆论基础。

2.拓展活动空间：以环保活动聚人心。为了使更多居民参与小区建设，营造熟人社会，在绿色环保的主题下，小区以绿主妇为主组织开展了“一平方米菜园”活动。“一平方米菜园”不但美化了梅陇三村的环境，而且温暖了居民的内心。一些鸡毛蒜皮的邻里矛盾也在种植的互动交流中不经意间被化解了。伴随着活动影响力的扩大，“绿主妇”逐渐获得了居民的认同。

3.低成本人际打通：女性聊天的征服。就此，“绿主妇”的“手”顺着这些活动从环保延伸到了小区其他事务上。邻里间矛盾是每个小区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梅陇三村也是一样。“绿主妇”对于矛盾调解是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的：她们将有矛盾的双方拉入共同的活动中，唠家常，谈感情，互相帮助，不知不觉中矛盾双方内心的坚冰便慢慢融化了，“绿主妇”作为社区内的调解员身份也渐渐得到了居民的认可。从活动型参与到服务型参与的转变，为“绿主妇”铺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4.趁热打铁：用实干打出名气。随着“爱心编织室”、“创意工作室”等项目的推出，“绿主妇”的活动领域不断扩大，志愿者队伍也日渐壮大。居民喜欢找“绿主妇”商量事情，也逐渐关心起小区的公共事务来。“绿主妇”把居民的问题汇集起来，一起想办法解决，“绿主妇”议事会就这样水到渠成。由“绿主妇”18名骨干组成的议事会每月12日召开一次例会，文化程度并不高的“阿姨”、“妈妈”们每次都带个小本子，认真记录下居民诉求，主妇们集思广益后，将好的点子综合起来上门做工作，而议事会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根据情况转交给业委会或党总支解决。由“绿主妇”议事会出面“管闲事”，小区居民都觉得十分合适。

5.居委会支持：强有力的后盾。居委会对“绿主妇”的支持，为“绿主妇”的发展以及各项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其中最重要的支持当属“绿主妇”的理事长由居委会书记兼任。由于“绿主妇”大部分成员来源于真正的群众主体，当居委会给予“绿主妇”这种认同和带领时，群众更加信任“绿主妇”。

居委会对“绿主妇”议事会全力支持，我们在梅陇三村44号建立了专门的工作室。议事会将通过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放大主妇们当家做主和“管闲事”的影响力，这种团结向上的民间力量正是将居民们的主人翁意识体现到了最大化。（居委会S书记）

目前的“绿主妇”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仅仅进行“垃圾分类”的环保组织，在兼具“环保公益”组织性质的同时，“绿主妇”还成立了“绿主妇人民调解委员会”，承接整个徐汇区所有“刑转民”的案件调解。可以说，“绿主妇”已经成为一个品牌，成为社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女性入场社区治理：机会与价值的探索

“绿主妇”的诞生和发展有其内在的微观因素推动，也受社会宏观背景的影响。这些力量推动着女性在社区治理中彰显个性，充分发挥主体性，一步步从社区的边缘走向中心位置。

（一）机会空间的营造

1.社会历史环境和国家宏观政策的推动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女性开始从边缘位置、隐形位置走出。早在1903年，《女界钟》中就指出，男性精英是想通过创造现代女性而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繁荣的现代文明的社会，为此男性精英们重新界定了妇女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位置[12]，这是几千年来一直受到压迫的女性在中国走向社会中心的第一步。

1954年，当时的国家内务部发布《关于建设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组织的通知》，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居委会，其性质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于居委会成立的部分原因是安置在家妇女，因此政府通过社会政治运动和行政手段，动员城市妇女参与居委会工作，最初是动员比较进步的、没有小孩的、工人出身的知识妇女参与，后来扩大到家庭妇女中去。[13]国家的“照顾性”政策，为女性进入社区工作提供了方便，也在某种程度上为社区工作划定了性别范围，女性进入社区工作成为“理所当然”。这种类似于为社会“弱势群体”下发的通知自然撇清了一直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男性，使得男性在最初的社区治理中没有融入进去。

回顾女性基层参与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女性扮演着特殊的角色。特别是在城市，女性作为基层社区的服务者、执行者时间已久，这种地位至今仍有体现。在政治生活日益民主化、法制化的今天,社区治理的女性参与不仅凸显出女性由家庭走向社区的自发性力量,还在无形中重新诠释了女性的定位。

2.上海环境治理和基层改革的契机

2009年，上海市实施了“迎世博600天行动”大型计划。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以区县为主，充分发挥区县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举全市市民力量共同迎接世博会。在此期间，全市十分重视环保工作，徐汇区是“先行先试”的示范点。整个绿色环保的氛围为“绿主妇”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可以说，“绿主妇”的诞生迎合了政策需求，在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2014年年初，上海市将“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列为“一号课题”，拉开了上海市20年来最大规模的基层社会改革的序幕。当年12月，“一号课题”结出硕果，形成“1+6”文件，进一步推动了基层治理的改革。这次改革以“重心下移、权力下放、资源下沉”为重点，为社区的发展营造了宽松的成长环境，也为“绿主妇”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在社区治理创新上，上海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目前，上海社区治理主要采取项目化的运作方式。对于项目化的运作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莫过于人，也就是居民的参与，而社区中有时间又有兴趣且容易被动员的群体非女性莫属。这可谓是一项“双向需求”的运作：政府提供平台、资金以及政策支持，而社区提供人力资源，这是社区团队可以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基础。

（二）女性个体日常行动中的意义发掘

1.寻找个体可发展的平台

搭建起个体参与和发展的平台是促成女性入场社区治理的微观因素。“绿主妇”的成员大多为家庭主妇，她们每天有较多的空闲时间，许多人会经常性地参与居委会组织的各类活动，因此与居委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从而逐渐成为社区活动中的骨干人员，也成为居委会组织各类活动依靠的重要对象。在各类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居委会和这些家庭主妇形成了双向依赖和互助互惠的关系：一方面，居委会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居民的参与，由于时间等原因，社区中的家庭主妇和老年人是重要的动员对象，这些人不仅自己参与，还可以带动家人参与，为居委会的活动增添了活力和人气；另一方面，家庭主妇不仅在居委会组织的活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还找到了个体参与社区建设的平台，这是“绿主妇”可以持续发展并且扩大影响的保障。

2.寻找价值落脚点

在推进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居委会不断尝试用各种新的活动形式和项目来吸引社区居民参与。最初，有社区环保达人到梅陇三村进行生态环保、垃圾减量回收等宣传，这一新型的主题活动立刻被居委会看中。在居委会的推动下，“绿主妇”的家庭主妇们以“美丽社区”为导向，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制作出一系列环保成品，在活动中获得了不一样的成就感。

2008年开始，上海市进行“自治家园”建设评选。自治家园是社区建设和治理创新的重要形式，是尝试解决居委会去行政化、让更多居民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来的新型工作形式。“绿主妇”的项目活动很好地契合了上述要求，并于2011年评选自治家园成功，又相继获得了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奖，得到了中宣部和上海市领导的肯定。这一系列成就让女性在日常生活和社区活动中的琐碎行为寻找到了价值，与当前中央及各地积极推进的社会治理和社区建设结合起来，提升了行动的意义。至此，“绿主妇”的活动上升到社区治理的层面，女性的角色也从活动的参与者过渡到社区活动的策划者以及社区事务的领导者，得到了居民的尊重与信服。

社会建设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是缓慢的、渐进的、潜移默化的，体现为公众日常性、点滴性的参与。正如“绿主妇”在社区中的参与行动，虽然细微，但意义不可忽视。党和国家关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战略导向，为这些介于私人领域和半公共领域的行动走向更大的公共领域提供了可能，而广大女性也在社区活动中找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

五、女性社区权力的获得：特色与方法的结合

（一）社区治理的性别特色

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摩塞认为，女性在社会中有三重角色：一是再生产者，包括生养孩子、照顾别人等；二是生产者，例如参加工作；三是社区责任者，例如参与社区的活动与管理。而男人通常只有一种角色——生产者，他们较少过问社区事务。[14]270-272这就是传统文化对于男女性别角色的不同定位，男性对于社区事务普遍不感兴趣，或者说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在外打拼。而社区对于女性来说，是家庭生活的延续和拓展，甚至有时是家庭事务的复制，她们可以驾轻就熟，所以在社区治理中女性成为佼佼者。

就我国目前来看，无论是在居委会还是在社区的一些自发组织当中，女性都是主力军。在“绿主妇”这类初衷为社区环保的组织中，男性的身影更为罕见。究其原因，首先，如上文所述，男性对社区的事务并不特别感兴趣；其次，社区事务与家庭事务的区分度不如与外在事业的区分度大，更像是在“男主外，女主内”中“内”的层面，无法给男性更多成就感和满足感；第三，社区事务性质的“女性化”，使得男性不愿意从事这一工作。这些在访谈过程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我觉得居委会啊，“绿主妇”啊，就是女性待的地方。说实话，她们也就织织毛衣、种种菜、跟你聊聊天什么的，这当然是适合女性干的活。男性光粗嗓子就不招人待见，尤其是我，说话声音大，有些人会怕我。但像我们男的干的活（指在外上班），还是要男的干，女的不行。（梅陇三村W先生）

社区里很多男的，他们在单位是领导或者专家学者，有点放不下架子（从事社区事务）。（男性）喜欢一个人（独处），不合群。不像女的那样活跃，喜欢群体，喜欢热闹。相对男性，女性较易沟通，能较快融入集体活动。（梅陇三村G先生）

（二）女性特质的不可替代性

为了客观地了解社区女性的工作优势，我们设置了主观题并就收回的问卷答案进行归总，最后将女性社区参与过程中显现的性别优势列举如下：“善于沟通”、“心理学家”、“情感细腻”、“善解人意”、“善待他人”、“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同情心强”等。

社区本身是一个微型社会，人员类型多，结构复杂，社区工作者如果没有很好的沟通能力，很难安抚民心。女性在为人处事上更注重人性化，考虑问题比较细致，官僚主义作风比较少，同时能够尊重他人，商谈的方式更为柔和，易于沟通和交流。具有以上优势，女性社区参与者就更显得平易近人，能对居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善于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充分调动起小区居民的积极性，从而顺利完成工作。社区的干部和居民普遍认可这种看法。

女同志工作比较细心，服务性工作要比男同志做得好。我个人总结，社区服务、行政工作、卫生等民政项目都应该安排女同志去做。（梅陇三村居民L先生）

（三）柔性说服：女性参与社区工作的策略

在社区治理中，大部分事务是琐碎的，而且往往没有明确的是非边界。处理这种事务，正式的权力局限性很大，而女性特有的“柔性”、“讲道理”具有独特的优势。在梅陇三村，再凶再吵的人，只要听到“绿主妇”S理事长一句带有东北味的上海话——“啥事体啦”，再接过她的一杯热茶，声音不自觉地就小下来了，这就是女性天生的“柔性武器”。

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领导者更多地体现出温柔谦和的气质，更容易创造出友好和谐的氛围。她们具有平易近人的独特魅力，在工作管理以及工作分配中一般较少依靠强制力，而是说服人，感化人，调动人的积极性。另外，女性在情感沟通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对待同一件事情，说着同一个意思的话语，男性跟女性往往有着明显的差别。比如这个“绿主妇”的调解案例：有一次，社区居民老王急匆匆地赶到梅陇三村居委会，原来他家漏水严重，情急之下跑来求助。可一名年轻的男性居委会干部随口说的一句“这不归我们居委会管，要去找物业”，就惹怒了心急如焚的老王，导致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之后S书记和“绿主妇”出面，先安抚居民的情绪，最终圆满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个事件中，“漏水”确实不归居委会管，男性干部只是客观地说出了事实，但却引发了矛盾。当女性出面，其同情心更强，态度更柔和，就非常容易得到居民的认同从而解决问题。

女性这种特有的“柔性说服”可以说是一种“情感劳动”。霍赫希尔将其解释为：商业化处理情感问题，尤其是服务行业、零售行业，更需要管理感觉和表达情感，这就是情感劳动。也就是说，某些职业的工作是靠个人情感的劳动来达成目标的。情感劳动与社会地位是密不可分的。“社会地位越高，越能免于受到羞辱和攻击，越不需要情感角色，付出情感劳动。”[15]女性自古以来较低的社会地位，使得她们在情感劳动方面优于男性，这是历史和社会塑造的结果。

六、小结与讨论

社区治理中的女性参与使得社区对于女性的需求愈发明显，女性的温柔细腻、和缓气质以及和平精神，有利于社区人际聚合力的增强；女性的同理心、责任心，能够成为社区成员参与社群公共生活的巨大动力；女性天生的母爱情结，使其在从事社区工作时更容易让社区居民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女性在照顾子女、赡养老人、收拾家务、维系家庭成员和邻里关系方面的优势，更容易赢得居民对其服务的认同。在梅陇三村，“绿主妇”的成员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她们是社区的信息港，是正能量的传播者，是社区意识的塑造者。她们不仅在社区中获得了话语权，还成为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依靠力量。

女性参与社区治理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女性通过争取在社区的平等参与权，获得了进入社区公共领域的正当性基础，并借由参与公共事务的经验，开辟了女性自我成长、改变主体认知的新途径，是一种松动性别体制的策略性做法。随着我国社区建设与发展以及社会性别关系的改善，女性将突破在公共领域内长期失音的状况，通过行动来表达女性的社区需求，通过参与社区活动来表达她们对社区的关注，通过参与社区治理来体现女性自身的价值以及重要作用。

女性在社区参与和社会建设中的角色和作用之所以被研究者所忽视，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社会自主性的不足。社会作为一个自主的领域在中国尚没有充分地发展，在强国家和强市场的夹缝中处于边缘境地，其主体性长期以来是缺失的。因此，女性与社区治理议题的研究不足，是女性处在公共领域的边缘和社会本身弱小的双重因素导致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社区中的各种日常参与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随着社会建设的不断深入，女性的作用将会得到更大的发挥。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建设是与女性的赋权结合起来的，也就是说，女性的赋权是建立在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变迁基础上的。随着社会的成长，大社会的形成，更多的女性走向公共领域将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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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董力婕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from Gender Perspective——ACase Studyof“Green Housewives”in Xuhui District,Shanghai

HOUQiuyu TANGYoucai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whil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s essential to community governance.In piles of studies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however,gender perspectives are rarelyconsidered,which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reality of a large number of female groups active in the current community.Based on the case study“Shanghai’s Green Housewife”of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committed to community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 has largely promoted women’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Meanwhile,women have also changed the patter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through their unique gender roles,their irreplaceable characteristics and flexible working strategies.In this two-way promotion,females successfully get empowered in communities,make positive impact on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come tothe center ofcommunitygovernance.

communitygovernance;gender perspective;female

10.13277/j.cnki.jcwu.2017.04.006

2017-06-28

C913.68

A

1007-3698（2017）04-0048-08

侯秋宇，女，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区治理、社会工作；唐有财，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区治理、流动人口。200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