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 鹏

茫茫人海，城市也如田野，总是充满了偶遇和惊奇。2016年，笔者在上海调研时结识了汪师傅。他现在在上海嘉定区开“黑车”，在生活的奔波中，与形形色色的人擦肩而过。

“玩”与“混”

33岁的汪师傅来自于安徽省六安市。2001年，他高中未毕业便放弃了学业，供弟弟读书。遗憾的是，弟弟初中没有读完也辍学了。当时，安徽农民外出打工已经成为一股潮流，汪师傅也没有多想，便跟着一个堂兄弟来到了上海。那年，他才19岁，就已经成为了农民工的一员。

刚来上海，一切都是陌生的。那时的浦东新区正处于开发之中。为了赚钱，汪师傅去过工地，当时每天20元的工资抵得上家乡有技术的成年人一天的工资。现在回忆起来，汪师傅也非常有成就感。对于刚踏入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城市生活总是充满了莫名的幻想和期待。“玩”与“混”成为这些年轻人的常态。因此，虽然赚钱多，但花费更多。

脱离了家庭和父母的束缚，来到异乡的青年人也容易越轨。2006年来到嘉定之前，汪师傅几乎去过上海所有的区县，混迹于社会，也摆过老虎机，有一帮青年朋友。不过，混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挣钱。对于一个农村出来的青年人来说，由农村进入城市而产生的震荡无疑非常巨大。在混与玩的过程中，汪师傅在2006年时结婚。妻子是安徽寿县人。与妻子相识之后，汪师傅就不搞老虎机了。而那些一直混下去的青年，在游手好闲的混日子状态中，错过了成家的最好时光。没有家庭的羁绊，青年人的野性也难以及时驯服。

意义与坚守

家庭是中国社会的细胞。有了家庭，生活就有了目标和动力。汪师傅说：“有了老婆孩子，就有了目标了，父母也老了。作为男人，妻儿老小的，生活水平也要提上来。做事情，就有动力了，也没有那么冲动了。心态就好多了。”

成家之后，汪师傅进入了一家台资企业，慢慢成了仓储管理员，当时一个月的工资1100元左右，足以养家。一家人租住在镇郊的房子里。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和地方政策环境的变化，大量企业迁出上海，汪师傅2014年失业后也跑起了黑车生意，生意好时一个月收入可以过万。妻子在附近的工厂上班，一天工作12个小时，周末要加班，每月可拿到5000元左右。

相对于上海本地农村的上班族，外地人加班更为普遍，而不少本地的年轻人都甘于拿基本工资而不愿加班。外地人面临着更为严酷的生存压力，也有着更为明确的目标，即完成人生任务，实现家庭再生产。正是这个目标支撑着外地人能吃苦、愿意吃苦。事实上，普工就是靠时间来挣钱。汪师傅的堂哥现在34岁，在江苏太仓一个皮鞋厂打工，每天工作16小时，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靠着这股拼劲，他现在已经在老家花费30多万元建起了房子。

本地人追求的是稳定而有保障的生活，外地人追求的则是货币收入的最大化。农民工明白，出来打工，主要目的是挣钱。目前，上海对企业购买社保提出了强制性要求，但这一政策并不受到大多数外地人欢迎。不少外地人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将社保中自己所缴纳的部分变现。“跳跃式换工”的不稳定状态虽然无助于建立规范性的劳动关系，但是，因其背后的意义支撑，职业、岗位的变动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灵魂之漂泊无依的“无根”状态。

笔者之前在浙江农村调研时，也接触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一些人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确实在行为方式上具有一定的差异，如偏爱时尚和消费，更加注重生活趣味和人际交往。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的差异，在更大意义上只是其人生早期阶段激荡出的几朵浪花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年轻人及其父辈有着共同的坚守。汪师傅的岳父一家来到上海已经24年，靠着自己的艰辛奋斗为两个儿子完成了人生大事。两个儿子的彩礼以及结婚一共花费70万元。老人的收入，一是依靠在上海农村种田，二是依靠打工。汪师傅不久前刚寄回去了15万元给父母用于在农村建房。这些外地农民工体现出来的活力，是绝对难以在本地农民身上显现的。

进退两难

然而，大城市终究没有为外地人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大部分人终究需要回去。在大城市，过了35岁，就难以找到既轻松又挣钱的好工作，因为大部分普工的招聘要求是18—35岁之间的年轻人。年纪大了，就只能干一些苦活脏活和累活。

农民工依托城市中的机会完成了最初的积累，继之而起的是自己的出路问题。汪师傅的岳父目前正在筹划回村建房的事情。老人现在已经55岁，工作不好找，只能在一个废品站装车，早上五点就要起床，六点到工地，晚上六七点才下班，每天上班，每月3000元，非常辛苦。如果回到家乡种地，就轻松多了。

但是，要不要回去，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决定的问题：“老丈人以前不抽烟不喝酒的，这两年，可能太累了，心理压力大。两个儿子也结婚了。老了，去处也是个问题。是跟着儿子走，还是儿子跟着他走？”

回家种田虽然轻松，但在外面奋斗了大半辈子，也并不十分情愿。问题是，在外面，年龄越大，就业机会越少，儿子也有自己的家庭，“儿子也有儿子”，老人越来越成为子代的负担，这是老人所不情愿的。因此，一条体面的出路就是回到农村。1991年时与汪师傅岳父一起过来的14户中，目前回去建房的已经有5户人，且都是在50多岁的时候带着小孩回去的。

老人的挣扎，或许是现在发展阶段农民工的宿命。汪师傅也许是体会到了老人进退两难的处境，现在也已经在做回家的打算。小孩马上要上初中，自己的能力也无法获得孩子在上海参加高考的机会，回家倒不失为一种稳妥的路径。他的想法是，预计两三年内，让妻子带着小孩先回去，自己再闯荡几年，就回到家乡县城发展：“我们趁年轻，回去找个工厂，还可以养老，交养老保险。一直在外面也是个问题，太大年纪了回去，像老丈人那样，就只能种田了！”

在汪师傅看来，回家是未来他们这些人都要面临的命运。“上海容不下我们这些80后的。70%以上的人，是准备回家的，除非遇到什么奇遇，要不然这地方没有什么空间给你的。企业，即使现在很好，也是私企，合同工，即使从普工做到了管理层，但企业一破产，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你要再找2万元/月的工作，不可能啊，换个企业就不行了，从头再来！有车子，有房子，但这些都是当下的、现在的，但未来怎么办？”

回去，也需要讲究策略。回去的时间节点，回到哪里，回去干什么，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如果错过了回去的最佳时间，回去只能种田。对于年轻一些的农民工，对未来早做打算，也是给自己留下了更大的退路。◀

短评

田园将芜胡不归

无论农民是否愿意，但是绝大部分外来农民终究不得不回去。一些人回到家乡的城市，一些人则回到农村。因为黄河大水而投奔上海的那些农民，虽然老家的房子早已不在，但空在那的宅基地一直是他们可以退守的根据地。有了可以退守的农村，农民工才有了奔头，才有奋斗和努力的意义。城市固然为他们提供了梦想，但却难以支撑他们的意义世界。在城市梦碎之时，因为有家乡，便仍然心怀着希望，将责任和动力传给下一代。

在浙江和上海，我们看到，三四十岁的农民工的奋斗动力往往是在老家建一栋房子，或者再积攒一点资金回家创业。因此，打工最终只是一种手段，如此就可以理解，何以许多农民工能够无视和忍受不规范的劳动关系和恶劣的劳动条件。农民工的权益当然要保障，但也需要城乡融合的视角。既要看到农民工为城市注入的活力和动力，也要看到农村和土地为他们提供的意义支撑和退守之路。既然终究无法在城市立足，田园将芜，何不归去？这是农民工最重要的自由和权利。（杜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