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设计与工业互动区域比较研究
2017-09-12王汉友
王汉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6)
工业设计与工业互动区域比较研究
王汉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6)
工业设计与工业的区域互动比较，既涉及Porter产业用户需求拉动和最终消费者用户需求拉动区域工业设计创新机制异同，又包括Grossman设计驱动区域工业内生增长效应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用户(工业)需求拉动工业设计创新在江门(制造业相对发达，工业设计相对较弱)和顺德(制造业和工业设计都相对发达)获得支持，最终消费者用户需求拉动工业设计创新，工业设计驱动工业内生增长都仅在顺德获得证实。工业质量而非数量决定了工业设计水平，质量高的地区工业设计能够驱动工业内生增长，长期粗放增长的多数地区则不能。
工业设计； 工业； 工业增长； 需求拉动； 设计驱动； 内生增长
一、引 言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y Forum)于2013年9月4日发布《2013—2014全球竞争力报告》，公布了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发现排名前15位的国家或地区，除了极个别如卡塔尔，其设计能力对比国家人口和经济规模也是世界公认名列前茅，因此区域工业设计的发展，与地区生产力水平和产业竞争优势可能存在某种互动关系。实际上，国外诸学者已利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数据，开展工业设计与区域或行业增长互动机制研究。
按照空间经济学新发展的NEG模型，中国依靠经济活动的强度(总量)而非密度(人均)挤进全球和区域经济核心，地位极不稳定，经济总规模的任何相对消减，都可能失去刚刚获得的核心地位。那么，中国能否在不发生衰退甚至不太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前提下实现要素生产率和产业价值链提升，能否从不可续的要素投入型转型为内生的可持续的创新驱动型经济体？经典创新驱动理论从“创新价值链”的视角提出了供给(技术)推动和市场(需求)拉动或其组合作为基本创新驱动力量，2008年意大利学者Roberto Verganti提出设计语言是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之外的第三维创新驱动力量，提出了设计驱动创新理论。工业设计驱动创新受到中国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但由于政府缺乏设计统计口径，个人或组织较难获取制造企业设计部门数据，设计产业规模和企业设计从业人员数量有限，设计主要停留于浅层造型设计和片段式创新，工业设计能否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所需数量和质量的服务，尚待验证。尽管国外验证了工业设计对工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但绩效水平受区域设计能力的调节，而中国各区域设计发展水准和能力相差悬殊，对工业增长贡献必然差异极大，比较验证不同典型区域工业设计与工业互动机制，可以科学评估工业设计在区域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现实和潜在效用，有效规划设计驱动的经济增长政策。
本文通过精选有较大相似性，又存在显著设计能力差异的典型地区，首次开展工业设计与工业互动区域比较研究，验证需求拉动和设计驱动增长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逻辑架构安排如下：首先是相关研究评述，包括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以及现有研究局限及本研究突破方向；其次是明确相关指标的概念和算法，完成研究假设设计；再次是整理相关数据，包括数据可比性处理与各种累计投入算法；然后是假设检验和模型分析，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完成假设检验和趋势预测；最后是结论和建议。
二、相关研究评述
首先界定工业设计的内涵和外延。创意产业之父Howkins强调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和财富共性，他列举的15类创意产业中包括设计产业，设计是将创意转化为有价值的商业产品的活动，设计产业与其他创意产业的根本区别是它们均属于生产性服务业，包括工业设计、建筑设计、时装设计、软件设计以及研发中的设计。Florida则提出包括设计的创意经济的概念，但他没有正面阐释设计是什么，而主要说明设计作为职业应该做什么——将创意视为职业而非产业。2015年国际权威设计组织——“世界设计组织”(World Design Organization，前身是国际工业设计学会(ICSID))更新了工业设计的定义，新定义强调设计旨在“引导创新，促进商业成功及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外延涉及“产品、系统、服务及体验”的设计活动，方法是“进行创造性活动，将解决问题和解决方案可视化，重新解构问题”。本研究考虑到我国除了设计产业，工业企业还可能存在设计部门，或至少存在专职或兼职人员履行设计师职能，因此将设计视为职能或者职业而非产业，符合工业设计最新定义，而将非视觉的软件设计和其他技术性研发设计，以及与工业不太相关的建筑设计排除。
工业设计与工业增长的互动影响，首先包括工业用户对工业设计需求的拉动机制，该拉动机制与Porter钻石模型理论有关。1990年Porter提出了钻石模型理论：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产业和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4项因素及机会和政府作用2种外部力量是某国或某产业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微观条件，特别对于新兴生产性服务活动，最为关键的是国内需求的数量和质量，例如国内市场规模、消费者行为特点、用户是否挑剔和内行等。工业设计作为生产性服务活动，服务的直接需求用户不是最终消费者，而是工业产业；工业设计作为广义功能创新活动，功能直接需求用户是最终消费者，而不是工业产业。所以按照Porter理论——尽管他本人没有明确区分，用户产业和最终消费者的设计需求都可能拉动工业设计创新。
工业设计与工业增长的互动影响，包括工业设计对工业增长的驱动效应，该驱动效应与Grossman等人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有关。Grossman和Aghion等构造了基于消费品品种增加和质量提升的不完全竞争的两部门经济增长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将研发和设计外生化。Grossman等假定经济中存在研发和设计新型消费品的研发部门和购买并实施设计方案的消费品生产者，研发部门通过研究和创新获得新的技术，将其申请专利，然后将专利卖给消费品生产者，消费品生产者则通过产品定价高于其边际生产成本向研发部门支付购买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费用。消费品品种的增加和质量提升带来两种外部性：研发设计导致的知识积累和溢出使研发部门的研究成本降低以及消费品多样化使消费者效用提高，当知识积累同时产生两种外部性时，经济可以实现内生增长。该理论模型假设平衡增长路径上每种消费品的产量不变，增长完全来源于消费品品种的增加和总效用的提升，实际暗示从事多样化产品开发的设计创新活动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
近年我国关于工业设计与工业互动机制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研究视角比较单一。陈圻等通过检索独立设计机构的专利数据，获得了设计产业专利与工业增加值的时间序列数据，验证了工业与设计产业的交互影响，结论是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能够拉动设计产业增长，但设计驱动的内生增长机制并没有在中国获得证实。但我国设计产业属于规模很小的幼稚产业，产业呈现高度区域集聚特征，诸多缺乏制造业基础的地区甚至缺乏产业雏形。另外，没有考虑制造企业驻厂设计对工业增长的影响，很可能低估了工业设计的驱动效应；刘小静等考虑了企业工业设计投入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贡献，数据来源于区域部分先进企业，样本选择性过强，可能高估了工业设计的影响，同时，并未分析其对工业增加值的作用，更未考虑两者的交互影响。本研究尝试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并验证相关需求拉动创新和设计驱动增长理论在中国不同区域的适用性。
三、概念和研究设计
(一)研究区域选择
江门和顺德是珠三角西岸两个毗邻的城市，同祖同宗，文化和语言相近，两地工业企业都缺少核心技术优势，以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制造为主，具备较强生产制造能力，但工艺、仓储、运输和品牌相对薄弱，产业纵向链条不完整，都面临转型升级的问题。
两地工业设计发展水平存在极大差异：顺德是中国最大的空调、电冰箱、热水器、消毒碗柜生产基地之一，工业企业很早就关注和实施工业设计创新，例如区域内美的、格兰仕等知名企业除了设置内部设计部门，还将其高端设计需求长期外包给海内外设计机构。2008年，顺德成为首个国家工业设计与创意产业企业集群知识产权战略试点城市，“国家工业设计与创意产业(顺德)基地”(广东工业设计城的前身)也于当年落户顺德北滘。目前，广东工业设计城入驻国内外工业设计及周边配套企业超过100家，入园设计师超过800人，形成了集群化工业设计产业。尽管江门与顺德仅一河之隔，但专业工业设计企业较少，高端设计人才相对匮乏，工业企业工业设计投入力度和设计产业发展水平远不如顺德。江门是我国制造业相对发达，地方政府将工业设计作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重要引擎，但工业设计总体水平不高，缺乏领军设计人才，设计产业发展稚嫩地区的典型代表。选择顺德和江门两地进行工业设计与工业互动比较研究，可以基本把握制造业相对发达，但工业设计创新规模和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工业用户和消费者用户的设计需求与工业设计的互动机制，验证此类地区设计驱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可行性。
(二)指标的概念
国内外研究工业设计创新绩效一般采用专利数量作为部门设计创新能力指标，但专利数量只宜作为产出指标而不宜作为投入指标——国外相关实证研究多采用设计从业人员数量以及机构数量作为投入指标，但正如前文提到的，工业设计服务创新不仅由设计产业提供，工业企业本身也在从事工业设计创新(与是否存在内部设计部门无关)，即使可以获得设计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以及机构的数据，也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工业设计双重需求与工业的互动机制。
科技活动统计中将R&D分成三类性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基础研究指深入揭示分析客观事物现象的基本原理和运动规律，获得新知识、新发现、新学说，是不以产品开发为目的的研发活动，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科学论文或学术著作；应用研究是创造性地探索将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于可能领域而采用的新方法和新途径，属于科学技术范畴的研究，研究成果表现为科学论文、专著、原理性模型或发明专利；实验发展指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转换为可以实施的商业化产品的过程，研究成果多表现为新产品原型和功能样机。
根据前文工业设计作为职能或职业的界定，企业设计创新活动包括设计调研、产品设计、测试研究、模型试制、品牌形象策划等可视化系列产品开发与推广活动。工业设计与R&D活动存在部分交叉：首先，工业设计与基础研究没有交集，工业企业通过工业设计创造具有商业化价值的产品，而不是进行原理性研究；其次，工业设计与应用研究的交集很小，应用研究探索应用的新方法和新路径，尚未直接指向具体新产品开发；最后，工业设计与实验发展交叉较大，但不包括实验发展中技术改良和工艺改良部分。
(三)指标的算法
由于工业设计与R&D活动存在部分交叉，可以考虑充分利用现行统计口径中已有的统计指标获取工业设计投入费用数据。区域R&D活动统计中包括新产品开发费用，新产品开发费用涵盖各种设计相关的综合投入，包括了工业企业所属设计部门维持发展费用以及用于购买设计产业知识产权的费用，技术开发和改良以及模型研制、测试实验等费用，上述除了技术开发和改良及其测试实验(实际费用相对很少)外，都属于工业设计相关投入，所以工业设计相关投入与新产品开发费用支出较为接近，只要用新产品开发费用减去企业技术开发与改良支出即可。统计年鉴中科技活动以项目为基本单位，两地制造企业根据项目成果形式和技术经济目标确定科技费用性质时，按照统计口径原则上只有全新技术开发属于应用研究，实地走访江门、顺德两地制造企业发现：具备全新技术开发能力的企业不多，或频率很低(若干年出现一次)，绝大部分技术创新属于技术改良，企业则按惯例将技术改良纳入应用研究进行上报，后续用该技术改良进行新产品开发时，又将技术改良费用纳入新产品开发费用支出，造成事实上的重复统计,所以区域新产品开发费用与区域应用研究支出之差，即区域工业企业工业设计综合投入。
工业设计的产出指标，可以计量的一类是论文著作、专利，另一类是直接表示经济效益的指标，例如主营业务收入、销售利润率、总产值等。由于中国专利制度存在诸多缺陷，例如外观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门槛低，采用形式审查存在重复授权现象，专利质量、社会许可、采用实施率和收益率不高等，所以使用专利数据误差较大。工业设计价值体现于实施设计创新的新产品，选取新产品相关指标，比反映企业整体进步的指标更能客观揭示工业设计产出绩效。两地统计年鉴R&D活动统计栏目中，有新产品销售收入，可以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工业设计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设计驱动工业增长主要体现在促进区域工业增加值增长，可用工业增加值增长数据代表工业增长。
区域统计年鉴中，存在新产品开发费用、新产品销售收入以及工业增加值分类汇总数据，根据文献综述中对工业设计外延的界定，汇总数据事实上包括了不涉及工业设计创新的农副产品、地矿产品开发采集与冶炼加工、能源与燃料供应等产业的贡献，需要予以剔除。实际计算发现顺德需要剔除相关产业贡献比重很小，故数据未加处理，而江门则剔除了上述产业的贡献。
(四)研究假设设计
Grossman的理论表明研究设计部门相对消费品生产者的外部性可以导致后者内生的经济增长，内生增长完全来自于消费品品种的增加以及总效用的提高，即来自于消费品多样化设计与广义功能创新；Porter的理论主要强调国内需求对服务性活动的重要作用，国内用户需求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服务性活动的规模和水平。综合两种互补性理论的研究主体与本研究对象(工业设计与工业)之间的对应关系：工业设计是典型的生产性服务活动，向其提出需求的消费品生产者对应工业。研究设计部门对应设计产业和企业内部设计组织或者设计职能。设计是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具有广义功能价值的人造商品的关键环节，设计师起到守门员的作用，直接淘汰那些没有用户功能价值的研究成果。即使是内部设计部门或者设计职能，工业企业仍然需要支付相当于购买其设计成果的部门维持发展和人头费。另外，较少涉及研究而将设计作为主营业务的独立设计机构的出现，也说明设计对于内生增长具有与研究开发同等的外部性。
(1)工业设计的产业用户需求拉动机制。按照Porter的服务需求理论可以推断，工业用户是拉动工业设计创新活动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对创新驱动力的研究一直是创新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1966年斯穆克勒创造性地提出，市场增长和市场潜力决定了发明创新的速度和方向，这是需求拉动创新的理论基础。经典创新驱动力理论从“创新价值链”视角解释供给(技术)和需求(市场)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市场(需求)拉动和技术推动各自或组合作为基本创新驱动力量。2008年Verganti提出设计语言是第三维创新驱动力量，三维驱动模式中，市场除了拉动技术创新，还拉动语言创新，这里语言创新属于工业设计创新。2014年陈圻认为Verganti混淆了创新和创新驱动力两种概念，提出新的三维创新驱动力网络路径，包括市场拉动的技术创新(技术的合理利用)和市场拉动的功能创新(技术的市场实现)，两种创新都与工业设计有关。以上需求拉动包括最终消费者用户需求拉动和中间消费者用户需求拉动，后者属于产业用户。
工业设计创新活动的成果主要表现为设计方案、设计文本、模型或样机，以及围绕新产品推广相关的发布、包装、终端活动、官网设计等视觉创意方案，这些视觉创意成果的直接投入方和采用者都是工业，所以工业产业就是工业设计创新活动的受益者和用户。我国沿海地区制造业普遍较为发达，但各地工业设计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尽管当前区域内工业企业多向区域外甚至海外购买工业设计专利，区域工业增长很难与该地工业设计水平同步，但必然与当地工业设计投入有关，这就是双重需求中的直接需求——产业用户需求拉动机制，故提出如下假设：
H：江门工业增长能提高当地制造企业工业设计投入。
H：顺德工业增长能提高当地制造企业工业设计投入。
(2)工业设计的最终消费者需求拉动机制。按照Porter的服务需求理论可以推断，最终消费者用户也是拉动工业设计创新活动重要的驱动力之一。此外，前文经典创新动力理论和三维创新驱动力理论市场拉动说，市场需求都可以来自最终消费者，所以上述理论也可以作为工业设计最终消费者需求拉动机制的理论基础。另外根据用户创新理论，用户需求未获得满足，或者仅为追求创新过程中的乐趣，亦可成为用户参与创新的驱动力，这种创新行为不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因此该需求拉动只能来自最终消费者——产业用户需求拉动创新则是为了经济利益。Von Hippel认为用户信息存在黏性(stickness)，黏性指特定情境中单位可用信息在不同主体间传递壁垒，传递成本越高，信息黏性越强。Di Stefano等也强调由于用户信息存在黏性，创新者需要研究市场，创新研究有必要从关注制造商转移到关注用户。相对产业用户，最终消费者用户的创新信息粘度更高，用户信息黏性说中“用户”主要针对最终消费者。因此，最终消费者的需求拉动创新日益受到研究关注。
企业为了满足多样和多变的用户需求，创新过程中向用户咨询和完善创新意见并不罕见，最终消费者已经广泛参与到新产品创意产生、设计开发、测试实验等产品创新环节。日本学者证实了最终用户需求对该国消费品创新的影响，验证了掌握最终用户需求信息是产品创新的决定要因(需求诱发机制)。张超发现中国新产品市场需求可以对新产品开发投入产生显著的拉动作用。江门、顺德两地截至目前以最终消费品生产为主，其新产品市场需求都是最终消费者需求，工业设计是新产品创新投入的一部分，这就是双重需求中的最终需求——最终消费者需求拉动机制，故提出如下假设：
H：江门新产品市场需求能拉动当地工业企业增加工业设计投入。
H：顺德新产品市场需求能拉动当地工业企业增加工业设计投入。
(3)工业设计与工业增长机制。按照Porter的理论，即使区域内通过增加工业设计投入实现了产品族广义功能创新，完成了有价值的消费品品种增加，但如果创新活动来自区域外，则区域内研究设计部门研发成本降低和生产率的提高不可能发生，区域经济也不可能获得增长。上述观点没有体现在Grossman和Helpman等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按照内生增长理论，一方面在消费者“种类偏好(Love of variety)”假设前提下，设计创新投入能够增加消费品品类，实现情感刺激，增加消费者的选择和需求，提高了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另一方面生产最终消费品的生产部门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换句话说，创新投入前提下无论开发什么新产品都能实现经济增长，创新投入是区域内生经济增长的决定要因。该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各国持续加大R&D投入推动研发设计的动机和目的，但与各国实证研究结论、经济发展现实并不完全相符，例如不符合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驱动为主，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有限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发展轨迹，也与最近40年R&D资金投入和从业人员成倍增加、人均产出增长率基本不变的美国现实相悖。
顺德是中国工业设计高度发达的地区，美的等知名工业企业设置了庞大的研发设计部门，是中国工业设计优秀园区广东工业设计城所在城市，其工业设计创新活动多在本地完成；江门工业设计发展相对滞后，现场调研广东工业设计城江门基地只有14家规模不大的设计公司，工业产品的设计大量来自深圳、顺德乃至国外设计机构，区域内工业企业主要通过购买设计方案(设计专利)进行工业设计创新，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江门工业设计投入不能有效促进当地工业增长。
H：顺德工业设计投入能有效促进当地工业增长。
四、相关数据整理
(一)数据可比性处理
两地统计年鉴可以获得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情况以及主要经济指标数据。自1998年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主营业务为500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工业法人企业和全部国有企业，2007年则排除了主营业务为500万元以下的国有企业，但两地只有少量大中型国有企业，实际没有影响。根据刘小静、邵继民对顺德60家制造企业工业设计投入调查，发现2012年只有2家企业工业设计年投入低于5万元。西部甘肃省有近三成企业工业设计投入对比销售收入超过2%，东部顺德、江门应该高于此比率，所以可以推断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几乎不可能持续有效投入工业设计，可以用两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计算。但2011年以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统计门槛调整到2 000万元，造成2011年前后数据不可比性，为了解决此问题，同时也考虑样本数据不多，可应用擅长解决小样本、贫信息的灰色系统模型较准确预测1997年以前，2011年以后几年内的数据，预测时坚持两个原则：(1)控制预测年份跨度，跨度越长，精度越差；(2)通过反复比较，选择最合适的模型预测。
可获得数据为行为序列数据，即只有输出序列，而无输入序列，灰色预测模型即区别于一般输入输出建模(黑箱建模)，可以尝试用灰色预测模型进行预测。以江门市2011年以后的工业增加值预测为例，试用灰色GM(1,1)模型计算发展系数-a
=0.175，灰色作用量b
=3 821 567.786，刘思峰教授证明：当发展系数小于0.3时，1步预测精度在98%以上，2～5步预测精度在97%以上，为了保持较高预测精度，仅选择3步预测，即预测2012年至2014年江门按照原统计口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综合平均相对误差和发展系数，比较发现GM(1,1)预测精度优于其他灰色预测模型(例如DGM(1,1)等)，故选用该模型进行预测。同样两地统计口径变化后的2011—2014年、1995—1997年工业设计投入、新产品销售收入等数据也可以采用上述方法进行短期预测。两地统计年鉴数据都是按照当年价格计算，必须考虑通货膨胀下数据可比性，故均以1995年为基期，根据两地历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数据进行平减，分别获得不变价格数据。
(二)控制变量选择处理
为保证研究的稳健性，考虑在工业设计与工业绩效的回归模型中添加控制变量。国外研究表明：市场占有率、市场推广能力或销售能力对企业研发设计投入绩效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所以假设区域新产品销售能力影响工业经济绩效，构建工业设计投入影响新产品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的回归模式型时，可选择销售能力作为控制变量。区域统计年鉴数据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中，有销售费用数据，可选择销售费用代表区域销售能力。对于2011—2014年、1995—1997年统计年鉴中缺失的数据，仍构建灰色预测模型进行短期预测补齐数据，最后以1995年为基期进行数据平减。
工业设计人员与工业设计资金共同作为工业设计投入指标颇为常见，尽管统计体系中工业设计人员未作为指标单列，但统计年鉴中存在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数据，其中区域“基础研究人员”数据为零，企业应用研究人员成果必然服务于本企业实验发展，研究人员多数也会跟进至实验发展阶段，负责其中的技术或工艺改良，可将实验发展人员数减应用研究人员数近似获得工业设计人员数，作为工业设计投入与工业增加值或新产品销售收入回归模型的控制变量。对于2011—2014年、1995—1997年统计年鉴中缺失的数据或其他缺失数据，仍通过灰色预测补齐。
(三)设计累积投入算法
工业设计与R&D技术创新一样，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首先，历年工业设计开发的产品概念和原型结构会对企业产生知识累积效应，增强设计师和设计管理者能力，进而提高单位工业设计的投入产出；其次，新产品生命周期超过一年，前两年设计开发的产品在当年仍被当作新产品销售；最后，诸多当年投入设计开发的新产品实际上是之前投入产品的衍生品，保留了之前的产品基因，所以之前的工业设计资金或人员投入仍当影响当年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和工业增加值。
根据笔者主持参加的工业设计项目以及企业访谈结果，一个新产品项目的平均开发周期为1年，新产品界定年限为3年，可以大致认为新产品销售收入和工业增加值仅受前3年工业设计投入的影响。根据张海洋和刘小静提出的实物存量永续盘存法折旧率δ
=25%，按照如下公式计算工业企业工业设计累计投入、设计人员累计投入。
(1)
(2)
以1995年为基期，江门、顺德两地相关数据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江门、顺德两地相关数据描述性统计表
五、假设检验和模型分析
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回归分析和预测等方法常用于时间序列的实证研究。张传杰等采用1988 年至2006 年的年度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证实了中国发明专利数量与工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程度不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徐元国协整检验后构建了中国工业设计能力、外汇水平与设计品出口价格之间的回归模型，证实了工业设计可以提升出口产品价值及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能力。本文亦采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回归分析和预测等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江门、顺德两地工业设计与工业互动机制的差异。
(一)相关分析
应用计量经济学Eviews 8.0软件进行序列相关系数计算，发现江门制造企业历年工业设计累计投入与新产品销售收入之间的柏松相关系数达0.988，与工业增加值之间的柏松相关系数达0.973，且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另外销售费用、设计人员累计投入与新产品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泊松相关系数均达到0.955以上，也都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顺德制造企业历年工业设计累积投入与新产品销售收入之间的柏松相关系数达0.956，与工业增加值之间的泊松相关系数达0.980，且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另外销售费用、设计人员累计投入与新产品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泊松相关系数均达到0.950以上，也都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两地工业设计累积投入、两个控制变量与新产品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之间存在显著的强正相关关系。
(二)平稳性检验
两地工业设计累积投入、销售费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设计人员累积投入、工业增加值等原始数据都有随着年度波动增加的趋势，具有显著的时间趋势。两地五组序列自相关函数并不明显地趋向于零，不具有拖尾效应，所以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两地五组序列对数化(变量前加LN表示)并对其和、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综合序列自相关函数图和ADF检验，发现五组序列自相关函数图不具有拖尾效应，且ADF检验统计量绝对值小于其5%的临界值，即两地五组对数序列仍不稳定，但对数序列差分后江门设计人员累积投入序列二阶差分平稳，其他四组序列则一阶差分平稳。对数序列差分后顺德工业设计累积投入、设计人员累积投入、工业增加值序列二阶平稳，销售费用、新产品销售收入序列一阶平稳。
(三)协整检验
对两地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前，首先根据AIC和SC原则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以确定协整阶数。对江门LNAID
、LNME
、LNNPS
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其迹统计量为19.073，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不存在协整关系；对江门LNAID
和LNIVA
序列，LNME
和LNIVA
分别进行协整检验，发现迹统计量分别为23.057和21.278，大于5%显著性临界值，存在协整关系。对顺德LNAID
、LNAIDH
、LNIVA
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其迹统计量为47.779，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存在协整关系；对顺德LNME
、LNNPS
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其迹统计量为11.362，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不存在协整关系。在95%的置信度下存在协整关系，说明序列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采用1年、2年、3年的滞后期，检验年度t
的三组序列LNAID
、LNAIDH
、LNME
分别与二组序列LNNPS
、LNIVA
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以验证90%的置信度下，两地工业设计资金、设计人员累计投入、销售费用与新产品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之间的相互影响。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格兰杰因果检验情况表
注：表示检验统计量F
值显著性水平p
<0.01，表示F
值显著性水平p
<0.05，表示F
值显著性水平p
<0.1，各滞后期检验结果不一致，按VAR内生建模方法根据AIC、SC值最小原则确定最佳滞后期，以最佳滞后期为准判断。江门“LNAID
不是LNNPS
的原因”的原假设被接受，说明江门工业设计累计投入不是新产品销售收入的格兰杰原因，区域工业设计累计投入不能有效提高新产品销售收入，未能提高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江门“LNNPS
不是LNAID
的原因”的原假设也被接受，说明新产品市场需求对工业设计累计投入的拉动效应不显著，江门不存在消费者需求拉动机制。顺德“LNAID
不是LNNPS
的原因”，“LNNPS
不是LNAID
的原因”的原假设都被拒绝，说明顺德工业设计累计投入与新产品销售收入存在相互作用机制，区域设计投入导致消费品品种增加提高了消费者效用，刺激了潜在消费需求，提高了新产品销售收入；反之，顺德新产品市场需求能够有效拉动当地工业设计累积投入，顺德存在最终消费者需求拉动机制，所以拒绝H、接受H。上文表明工业设计水平对新产品销售绩效起到关键调节作用，Grossman关于消费品品种增加提高用户边际消费倾向, Aoki关于需求饱和期通过产品创新创造需求增长的理论在中国有其适用条件。工业设计必然导致消费品品种增加和产品差异化，但如果区域设计创新能力不强,创新产品不必然实现消费者的“种类偏好”，不必然创造需求增长和提高新产品市场占有率。
江门“LNAID
不是LNIVA
的原因”的原假设被接受，而“LNIVA
不是LNAID
的原因”的原假设被拒绝，即江门工业增长能拉动区域制造业增加工业设计投入，但工业设计投入不能推动江门工业增长。换言之，江门存在产业用户工业设计需求拉动机制，但设计驱动内生增长机制没有获得证实。所以接受H、H。顺德“LNIVA
不是LNAID
的原因”和“LNAID
不是LNIVA
的原因”的原假设都被拒绝，即顺德工业增长与其工业设计累积投入互为对方的格兰杰原因，顺德工业增长能够拉动工业设计累计投入，存在产业用户需求拉动机制，同时工业设计累积投入能有效促进当地工业增长，所以接受H、H。结合前文研究结论，以江门为例，消费品品种增加既没有实现消费者“种类偏好”，创造需求增长，也不能推动经济在需求饱和期继续增长，而顺德则能够实现，说明Grossman设计驱动内生增长理论具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只有区域具备良好的工业设计水平和能力，工业才能实现设计驱动增长。而Porter产业用户需求拉动理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无论区域工业设计发展水平如何，工业增长都能拉动制造企业增加工业设计投入。
综上所述，江门工业设计累计投入、设计人员累计投入不能有效提高新产品市场需求，也不能推动区域工业增长。顺德不但工业设计累计投入、设计人员累计投入能有效促进新产品市场需求，新产品市场需求也能拉动制造业工业设计累计投入；顺德工业设计累计投入、设计人员累计投入与区域工业增加值之间则存在双向互动。江门、顺德工业增长都能拉动制造企业工业设计投入。因此，Porter产业用户需求拉动理论，在江门和顺德都获得证实；Porter最终消费者用户需求拉动理论，Grossman设计驱动的内生增长理论，仅仅在顺德获得证实，说明后续两个理论忽略了重要的理论假设：较强的区域产品设计创新能力。
(五)回归模型比较和预测分析
根据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结论，采用双对数模型，对江门、顺德相关序列进行回归。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顺德LNAID
、LNAIDH
与LNNPS
序列不同阶单整，不存在协整关系，但在多元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达到两个：LNAID
和LNAIDH
，且都是二阶平稳，阶数高于被解释变量LNNPS
，可以建立回归模型。考虑到前文的研究结论，某些变量被自身滞后量或其他变量的滞后量影响，因此构建分布滞后模型，滞后期的长度根据AIC准则和SC准则以及系数显著性进行判定，若模型残差序列存在自相关性，则用广义差分法进行修正(模型2、3、5进行了修正)，最后确定的模型如表3所示。
表3 两地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注：表示检验统计量显著性水平p
<0.001，表示显著性水平p
<0.01，表示显著性水平p
<0.05，表示显著性水平p
<0.1，所有模型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表明：模型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自相关性。模型1计算江门工业设计累计投入对当年工业增加值的弹性系数为1.566(0.985/(1-0.371))，模型2计算江门销售费用对滞后1年工业增加值的弹性系数为0.419，即区域工业增加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工业设计累计投入和销售费用分别增加1.566和0.419个百分点，说明尽管江门工业设计水准不高，政府和工业企业投入设计驱动的意识很强，工业设计累计投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销售费用。
模型3计算顺德新产品销售收入对当年工业设计累计投入的弹性系数为0.366，对滞后1年设计人员累计投入的弹性系数为0.379。模型4计算顺德工业增加值对滞后1年工业设计累计投入的弹性系数为0.561(0.324/(1-0.423))。模型5计算工业设计累计投入对滞后1年工业增加值的弹性系数为1.322，区域工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下期工业设计累计投入将增长1.322个百分点。综合模型4和模型5，作为中国工业设计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顺德工业增加值增速明显慢于工业设计累计投入，工业增长对工业设计拉动效应要强于工业设计驱动工业增长。
顺德AID
、IVA
两个序列分别构建ARIMA(2,1,1)、ARIMA(1,2,3)预测模型，采用1995年至2014年共20年数据预测2015—2019年工业设计累计投入、工业增加值两个序列。预测结果：预计2019年工业设计累计投入将增长至2013481.27万元(期间年均增长6.7%)，同时工业增加值将增长至19378146.92万元(期间年均增长6.1%)。按照过去20年的发展模式，可预见的未来工业增加值增速仍将稍低于工业设计累积投入，但有接近的趋势，未来顺德工业设计能更有效地促进工业增长。但即使在中国工业设计高度发达的地区，西方有关工业设计投入对工业的倍增效应，也没有获得证实,所谓工业设计投入必然获得高额收益，即使是案例事实，也不具有产业普遍意义。六、结 论
工业设计对工业转型的重要意义以及工业对工业设计的作用机制，是设计价值和设计促进研究的关键。最终消费者用户虽不参与工业设计与工业的直接互动，但其可能通过与工业设计的相互促进而推动工业增长。因此，本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工业设计双重需求的概念，兼顾了工业用户与最终消费品用户双重需求与工业设计互动，明确了设计水平不同地区，工业设计与工业增长的互动差异，验证了Porter产业用户需求拉动理论和消费者用户需求拉动理论，以及Grossman设计驱动的内生增长理论在中国不同区域的有效性。研究发现：
(1)Porter产业用户需求拉动理论在江门和顺德都获得证实。实证研究证实了无论工业设计发展水平，还是工业设计需求首先体现在工业用户的设计服务的需求。所以，地方政府欲扶持当地工业设计的发展，关键在于培育和提高区域工业用户设计需求的数量和质量，而非政府对设计园区或设计产业直接越位输血。
(2)Porter最终消费者用户需求拉动理论仅在顺德都获得证实，在江门没有获得支持。证实了区分产业用户和最终消费者用户需求拉动的理论意义，两者存在不同适用条件，后者要求存在领先用户的先发性需求，先发性需求是某国对某种产品的需求领先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它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可以拉动和引导企业工业设计创新，领先用户先发性需求仅存在工业设计发达地区。
(3)Grossman设计驱动的内生增长理论，也仅在顺德获得证实，未在江门获得证实。说明最迟自20世纪90年代中开始，顺德为代表的工业设计发达地区工业增长已经由粗放的、外生的，向内生的、设计驱动可持续增长方式转型。而江门为代表的工业设计水平较弱地区，尽管工业设计投入力度不小，但工业设计未对工业增长起推动作用，该类区域工业增长方式长期是粗放的、外生的。因此，以工业设计驱动我国经济内生可持续增长，在部分设计发达地区是可行的，但是如果区域工业设计水平不高，盲目的工业设计投入并不能推动工业增长。
长期以来江门和顺德GDP和工业增加值大致相当(尽管顺德略大)，但两地工业设计与工业互动存在质的差异，说明工业质量而非数量，是工业设计与工业良性互动的要因，设计驱动的转型升级，前提是区域工业用户本身实现价值链提升，达成产业结构高端化。其次是政策推动高质量设计需求，否则广大粗放增长的制造业相对发达地区不可能通过工业设计驱动实现转型升级。
[责任编辑 王治国 责任校对 王景周]
2016-07-08
王汉友(1979—)，男，湖南浏阳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工业设计管理。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中国式设计驱动产品功能创新研究》(批准号：GD16XYS20); 江门市基础与理论科学研究类项目《江门顺德两地工业设计对制造业贡献率比较研究》(批准号：江科[2015]138号)； 五邑大学青年科研基金一般项目社会科学A类《设计驱动的低成本创新模式识别和路径选择》(批准号：2014sk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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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0-5072(2017)08-005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