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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城摩崖刻经的发现之路

2017-09-11徐爽

速读·下旬 2017年9期
关键词:邹城铁山摩崖

徐爽

山东省邹城市古称“邹鲁圣地”,是邹鲁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创造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南北朝时期的摩崖刻经堪称古代艺术珍品,邹城市市铁山、冈山、葛山、峄山摩崖刻经,作为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闻遐迩。但是,邹城市摩崖刻经是如何被发现的?其书丹人与组织者是谁?却少有人知。

前不久,笔者与著名学者赖非先生长谈,并查阅了有关资料,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

一、邹城摩崖刻经的文化根源

摩崖刻经是我国传统的一种文化形式,是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省邹城市铁山、冈山、葛山、峄山摩崖刻经被发现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从文化地理上看,摩崖刻经集中出现在山东省邹城市——“邹鲁”一带也是秒意天成。这一代是儒家文化发源地,历史文化底蕴丰厚,邹城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千百年来,邹城摩崖刻经一度沉寂山林,无人问津。直至清乾隆年间济宁知州钱塘人黄易,首先考察“走线四山”病著录于《山东金石志》方得以名世,逐渐引起众多金石专家何书法专家的重视。首先对刻经作纤细记录与考证的是经济家阮元,他亲自到“邹县四山”刻经进行了考察,将其成果刊载于《山左金石志》。清末民国时期诸多金石、志书对邹城刻经多有记载和评论,如《山东通志·艺文志》、冯云鹏《金石索》、孙星衍《寰宇訪碑录》、康有为《广艺舟双辑》和杨守敬的《匡喆刻经颂》等著作,对其研究都贡献卓著。

二、邹城摩崖刻经的历史见证

宋代金石学兴起,但宋代人对秦峄山区的刻经并未作任何记录。到了明代,泰山经石峪刻经才逐渐有人给予关注,并传言这些字乃是出自书圣王右军之手。泰山经石峪刻经的发现与研究,成为发现我市铁山、岗山、葛山、峄山摩崖刻经的引信,几百年后我市摩崖刻经终于等来了它的知音——黄易。

黄易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官济宁运河同知,在任期间多方搜访古迹,对济宁周围的古代石刻尤为关注。他首先考察了“邹县四山”,继而又访问了泰山经石峪、徂徕山映佛岩等刻经,并作了素描绘画。在其题跋中他说:“水簾洞上石经峪危岩飞瀑,胜趣莫穷,石坪广亩许,遍刻《金刚经》,字大如斗,体甚古拙,必六朝人迹。”

在黄易之后,首次对刻经作详细记录与考证的是阮元。阮元酷爱金石,为官每到一处,他都会花大力气搜集研究当地文物古迹。

嘉庆十年(1805年),王昶作《金石萃编》,记录了徂徕山的三段刻经,谓“冠军将军一行‘子椿二字注于‘王字之下,似即经主姓名”。并释曰:“梁父县本汉置,属泰山郡。北齐时改泰山郡为东平郡,县仍属焉。时王子椿为此县令也。”但对书丹人问题却置之不语。

道光元年(1821年)刊行的冯云鹏、冯云鵷《金石索》,也未涉及书丹人问题,而他们却将刻经活动与云峰山题刻者之一的郑述祖联系到了一块。在跋邹县冈山鸡咀石时,将题记中“像主朝思和韦传竹妃”,误记成“施主为郑思祖之子传行”,并进而推测说,冈山刻经或与郑述祖兄弟有关。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提出水牛山《般若碑》为西晋专精蔡邕体者所书的观点。

与以往所有观点不同,首次提出刻经书人为僧安道壹者,是利津人李佐贤。

李佐贤(1806—1876年),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授编修,先在史馆任职,二十四年(1844年)典试江南,任福建汀州知州。后以玩金石受贿被劾,以修祖坟为由引退家居,未再出任。著有金石著作多种。他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仲秋路过邹县,孟府奉祀官孟广均(雨山)与其谈到邹县境内多六朝石刻,于是二人便携同亲往考察。先睹尖山、葛山,又访铁山、冈山,并一一作了记录。

李佐贤纠正了阮元的错误,也补充了黄易的调查缺失。同治十年(1871年),李佐贤又率其子李贻隽前往泰山经石峪调查,命贻隽剔苔扪藓,仔细辨认,得前人所未得,把刻经的著录与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从金石学研究来说,李氏父子的实地勘察和认真考辨实在难能可贵。后来,李氏将他的考察收获一并写入《石泉书屋金石题跋》。他在跋经石峪时云:

泰山经石峪……前人备极赞叹,然与右军不类,决非王书。《泰山道里记》以为与徂徕山石经相似,应是北齐王子椿书;《泰山志》又谓与邹县韦子深刻经同出一手,决为韦氏所作;阮文达则谓邹县尖山摩崖与晋昌王唐邕题字笔法相同,或出邕书。余按:邹县小铁山刻经及葛山刻经字大小结构笔法与此丝毫无异,断为一人之笔。葛山之经书人已不可考,铁山之经考系僧安道壹书,则经石峪字亦属僧安道壹书应无可疑。尖山齐刻经亦有僧安道壹题名,则泰山此刻或齐或周末,可遽定兹,姑附于齐之后。

自李佐贤以后,诸家著录多承袭书人僧安道壹之说。

三、邹城摩崖刻经的书丹权

1986—1990年,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田野调查认定了铁山《题名》中“东岭僧安道壹署经”之“署”字,而非各家著述抄录的“著”字。“署”有书写意,《汉书·正当时传》:“翟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师古注曰:“署谓书之。”唐代曹唐《汉武帝于宫中宴西王母》诗:“长生碧字期亲属,延寿丹泉许细看。”这里“署”,均为“书”意。洪顶山北石壁“大空王佛”题记曰:“释迦双林后一千六百廿三年,大沙门僧安道壹书刊大空王佛……。”再次明确了僧安道壹在泰峄山区绝大多数摩崖刻经中的书丹权。

洪顶山4处刻有僧安道壹的名字,均在北山崖上。尖山刻经活动参与的人物众多,而且社会地位显赫,有韦贤十九世孙韦子深妻儿,还有尚书晋昌王唐邕妃赵氏、侍中陈德信妃董氏,及陈德茂妃□氏。韦、赵、董都是经主身份,唯僧安道壹是在佛主前大发其心的刻经组织者。他在题记中多次出现,且每每排列在众经主之前,足可见他在整个活动中的重要位置。铁山刻经规模宏大,耗费非同一般,从《石颂》中可知,出资人乃是当地望族匡哲兄弟及同义人李桃等。颂文中对安法师大加称颂,“道鉴不二,德悟一原……”。既推崇安法师精深佛法,又赞扬安法师书艺高绝,更钦佩僧安道壹20年来在泰峄山区为弘扬佛法所倡导组织的一系列活动。在摩崖或石砰上大规模镌刻佛经、佛名、佛号,是要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的,这既需要出资人、书丹者、镌刻工匠,更需要热爱于此项事业的倡导人、组织者,僧安道壹正是这样一位热衷于此的支持人。从北齐皇建二年(561年)之前,到北周大象二年(580元),泰峄山区南部19座山上出现的一系列刻经,大多是由他出面号召、组织并书写的。

道不远人,缘结慧心。邹城市摩崖刻经也许从问世那天起就不曾被人忘记,尽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摩崖刻经几度辉煌、几度沉寂。我们今天感念黄易、阮元、李佐贤等先贤,我们对僧安道一法师更是满怀崇敬。他们与铁山、冈山、葛山、峄山摩崖刻经一样万世长存。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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