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箜篌引

中唐宰相：虚名无所恋，实干为国谋

◎箜篌引

意外难题

贞元十六年（800年），唐德宗遇到了一个难题：徐州节度使去世，其部将擅自拥立了前徐州节度使之子。这明显是挑衅朝廷的权威，唐德宗自然很不高兴。他登基后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为的就是杀杀这些藩镇们的威风，不让三十多年前的安史之乱重演。派谁去给徐州一个下马威呢？德宗环视群臣，期待的目光停在刑部尚书、检校右仆射、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使杜佑身上。

杜佑一向持重，任过岭南、淮南两地节度使，对藩镇的内情了如指掌，还征讨过朱厓（今海南岛）黎民，使其归顺朝廷。难得的是，杜佑还是兵家之后，其先祖就是三国的终结者、西晋名将杜预（他的故事请参阅本刊2013年7期），他自己也有深厚的兵学修养，在其著作《通典·兵典》中专门研究行军布阵谋略，让他去，应该没问题。

望着德宗殷切的目光，杜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暖流瞬间又汇集成江河，让他的心情汹涌澎湃。他颤抖着谢恩，深深地拜了下去：“圣上的知遇之恩，臣肝脑涂地，无以为报。”

出征前，杜佑向德宗表完决心表忠心：“臣虽未参加过实战，但曾经在军中运筹帷幄过，现在是臣报效朝廷的时候了。”德宗颔首微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杜尚书虽已六十多岁，披上战袍，却也儒将味十足啊。”

不料，很快，德宗的微笑僵住了：军N代、战略军事家杜佑竟然兵败徐州！至此，朝廷不得不承认前徐州节度使之子为新任徐州节度使。

这记耳光打醒了德宗：安史之乱蛀空了朝廷，削藩还得从长计议，目前首要的是休养生息。

这记耳光也打昏了杜佑：虽然朝廷没有怪罪他，但如此败绩，让他这个名将之后、自诩的文武全才情何以堪？

痛定思痛，杜佑审时度势，决定请辞，给朝廷一个交代，也让后来者警醒，莫要沉湎于虚名，不仅会说，还得会做，并且要做得更好。德宗没有答应：若把这笔账记在杜佑头上，以后谁还敢给朕干活？于是杜佑继续勤勉地上朝做事。直到第三年，杜佑患病，再次请辞。这个时机正好，既显得皇帝赏罚分明，又让皇帝的挽留人情味十足。德宗顺水推舟地答应了，不仅答应，还殷勤地遣使到淮南问候，赐诏赐药。杜佑感戴不尽，多次上表致谢。一时间，君圣臣贤，雍容揖让中，一道战败问罪的难题就此化解。

春二月，杜佑入京朝觐。他最后望了一眼身后的淮南：柳丝纤纤，河流淙淙，淮南的春天就要来了，他却要离开了。在淮南节度使任上，他干了13年，而此前，年轻的他还曾作为淮南节度使韦元甫的幕僚寓居淮南，这是他的第二故乡，是他的青春流放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有他的印记，每一缕空气都有他的呼吸，让他眷恋不已……

幕僚岁月

杜佑出身关中士族，祖先曾任西汉三公，此后世代为官，在唐代更是威重一时，其孙子、晚唐诗人杜牧这样自夸：“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杜佑之父讲情义、重然诺，是“及时雨”一类的人物，结交过不少俊杰，对他们都赏识、提携有加。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在其身后，这些俊杰又以不同方式回馈他的家族，杜佑未来的恩主韦元甫就是其中一位。

有这样的资源，杜佑早年却没有急着上场。17岁时，他凭父荫入仕，是济南郡（今山东济南）参军。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又到江南，任剡县（今属浙江绍兴）丞。这官职很小，琐事又多，每天忙于庶务，好像看不到光明的未来。若是一般人，也就放弃了，得过且过。杜佑却安之若素：父亲留有政治遗产，自己也得沉潜沉潜，厚积而薄发，才能一飞冲天。因此，他白天办公务，晚上苦读书，小窗上映出了一个士子挺拔的风骨。

十年磨一剑，终于在一个春夜，杜佑自觉读书有成，投奔了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韦元甫。春天温润的月光下，韦元甫接纳了他，就像杜佑之父曾接纳自己一样。

刚开始，韦元甫并不和杜佑深谈，见了面，对他很客气，更像对待一个普通的客人。杜佑有点儿不自在，但很快就释然了：韦刺史是在考验自己的才智和耐心吧？他笑了一下，安若磐石。十年都熬过来了，他还在乎这十天半个月吗？

终于，韦元甫正式接见了杜佑。他递给杜佑一件案宗，说想听听贤契的意见，然后背了身，专心看墙上的书法，蓝色洒金的宣纸上，一个巨大的龙字像要飞舞起来。

杜佑知道，这才是韦刺史安排的面试，自己必须答满分。良久，他喊了声“韦刺史”，韦元甫回过头来，聆听他的意见……多年后，杜佑已记不得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春风中，韦刺史的脸色越来越柔和，越来越温暖，看自己的眼光就像看一个倍加疼爱的子侄一样。

之后，杜佑有了编制，作为韦元甫的司法参军一路追随，先到浙西，后到淮南。韦元甫很欣赏杜佑，不仅因他是故人之子、因有过人的才识，更重要的一条是，韦元甫曾任滑州白马（今属河南安阳）尉，也出身基层、精于吏术。

因此，在韦元甫心中，杜佑就是自己的前世今生，让他欣慰，让他感慨。多年共事，他和杜佑的关系很特殊，既是上级和下级，又是长辈和晚辈，更是同道中人，公务之余，在淮南节度使的竹亭里、石几旁，他喜欢和杜佑小酌，就像邂逅自己的青春年华。月亮或圆或残，晃荡在酒杯里，也晃荡在两人的眼中。

韦元甫的知遇之恩，让杜佑不知今夕何夕。直到大历六年（771年），韦元甫病卒于任上，杜佑才醒过神来。那个提携他、欣赏他的人永远离开了，杜佑感到彻骨寒冷，夜里，他独自举杯邀月，颤抖着喝下去，差点儿呛出泪来。

没有韦元甫的日子，杜佑知道，一切都要靠自己了。所幸，他还年轻，而且，幕僚岁月让他学会了很多，也给他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工部郎中兼江淮青苗使。当杜佑离开淮南，踌躇满志地赴京时，他在心里默念：淮南，淮南，等着我，我会回来的。

红宝书

安史之乱后，国库空虚，为支付朝廷的军费开支，朝廷特按田亩收税，在庄稼苗青时就提前征收，是为“青苗钱”，收税官员则为“青苗使”。杜佑就是其中一员。麦田青青，官服飘飘，杜佑不劝农，只收钱，是那个年代独特的风景。但杜佑是个有心人，简单收收税，他也能从中参悟出一些原理。

到了大历十四年，唐德宗即位，次年任命财政改革家杨炎为相。杨炎变革了唐代以来的租庸调制（计丁而税），改为两税法（计资而税），要给凋敝的国库换新颜。同为财政官员的杜佑引起了杨炎的兴趣：朝局纷乱，能这样踏实做事的官员已经不多了。惺惺相惜之下，杨炎把杜佑从地方提拔到中央，让他历任金部郎中、江淮水陆转运使、户部侍郎、判度支……杜佑不敢怠慢，夙兴夜寐，兢兢业业，不求以一己之力扭转朝廷的颓势，只求积沙为塔，无愧于心。

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后，杨炎失势，卢杞上位。卢杞是著名的奸臣，貌丑心恶，睚眦必报。郭子仪生病时，朝官来探病，郭子仪的姬妾都势利在侧，唯独卢杞来探病时，郭子仪摒去姬妾，理由是“卢杞太丑，你们见了肯定笑；但此人为人险恶，你们一旦笑了，将来咱们家就得被灭族”。

杨炎没有郭子仪的这份远见，他嫌弃卢杞一没容貌二没才识，做同事时就“心甚不悦”。这不悦溢于言表，卢杞自然知晓，所以不久，卢杞上位，就废除了杨炎的新法，还撺掇德宗流放并赐死了杨炎。很快，杜佑也遭到牵连，被赶出朝廷，任抚州（今江西抚州）刺史、岭南节度使。

不过，卢杞也没笑到最后，他废除两税法，逆时而动，惹得底层民怨沸腾。再加上德宗借吐蕃兵削藩镇时不慎引发泾原兵变，德宗只好逃往奉天（今属陕西咸阳）。狼狈的德宗贬斥了卢杞，重新起用了可靠的干臣杜佑。

之前，在岭南，杜佑修路、疏房以防火，挖雷陂灌溉，开荒屯田，把岭南打造成铁桶一块；重获起用之后，杜佑在中央和地方来回晃荡，任过尚书左丞、检校礼部尚书，也任过陕州防御观察使、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使，每一处都留下了他的汗水和心血。

再次回到淮南，杜佑自然欣喜，却也感到了肩头的重担。夏日的午后，他散乱地走着，府衙中竹亭、石几依旧，甚至还有几位十几年前的旧友会来探望。但那个赏识他、关心他、引导他的老臣韦元甫不在了……伤感之余，杜佑暗自发誓，一定要治理好淮南，安慰韦元甫的在天之灵。

在淮南，杜佑兴水利，开农田，建仓库，整兵仗，在凋敝的后安史之乱时代，力图把淮南打造成一方净土。更为可贵的是，公务之余，他还编撰修订了《通典》。这是一部史学著作，主要考溯黄帝至唐代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分为刑法、州郡、边防等九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

这更是一部实际工作经验的红宝书。杜佑经历了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和宪宗五朝，由地方僚佐升迁至宰辅，其政治经验尤其是财政工作经验非常丰富，因此，这部书不仅记载了前人对典章制度的议论，还融入了他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成为后安史之乱时代恢复经济、挽救国家的一剂良药。这部书融汇了杜佑36年心血，终于在他离开淮南不久定稿，上报朝廷。

政绩、资历、学术……杜佑的出色才干成功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因此，当徐州节度使过世、其部下擅立其子继任时，德宗匆忙祭起了杜佑这根杀威棒。

谁知威没杀成，棒也被夺去，这让自许甚高的杜佑情何以堪？好在德宗最终准许他请辞，他才算给了朝廷、也给了自己一个交代。

此时，杜佑已经68岁，年近古稀。站在春天的田野上，他一时感慨万千，良久，才转身向长安方向奔去。在他身后，是渐行渐远的淮南，和越来越渺茫的未来……

朝争要诀

杜佑本以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出人意料的是，仅仅一个月，他就被再次起用，担任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清宫使，直达政治生涯的巅峰。

这殊荣缘于杜佑的勇于担当。朝廷赏罚分明才可取信于众，杜佑打了败仗，理应自己埋单，这样才能堵住悠悠众口、为德宗解围，但谁还有这样的气魄，真舍得去职呢？这殊荣更缘于杜佑的学术修养。入朝觐见前，他向德宗献上了从《通典》摘要出的《理道要诀》，希望朝廷能有所资鉴。

深夜宫中，烛光萤然，德宗仔细翻阅《要诀》，边看边击节赞赏。良久，他闭了眼，叹息一声：“这哪是一部书啊，这分明是一个臣子火热的心啊。时时为朕着想，时时为江山社稷着想，这样的忠臣，朕怎舍得让他致仕呢？”

尤其是杜佑为人谨慎，做事圆融，又多管经济事务，从不卷入党争，这样的人才相当于甘草，能调和诸药、安抚各派，平衡朝中政治生态。因此，德宗不仅不能让他致仕，还得提拔重用他。于是，贞元十九年，杜佑被拜为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一部书，让杜佑的仕途峰回路转，这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

但是一年后，70岁的杜佑又三次上表求致仕—他又不是以退为进的官油子，以《通典》作为终结，他这一生立了功、立了言，便很难得了，接下来的岁月，只要年轻的同僚们按《理道要诀》来处置，也不至于出大乱子。但德宗没有答应，有《理道要诀》在手，就有了气贯长虹的底气；朝廷疲弱多年，有杜佑这样不温不火、不党不派的臣子在朝理政，他才安心。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去世，顺宗即位。顺宗患有风疾，口不能言，常居帘后垂帘听政。如此孱弱的身体里却跳动着一颗要强的心，他一上台就任用他当太子时的亲信、翰林学士王叔文等大举改革，是为“永贞革新”。明赏罚、停苛征、除弊害……道理不错，可惜动作太大，触犯了藩镇和权宦的既得利益，招来节度使和权宦的联袂反击，顺宗也因身体原因不能有效控制政局，种种原因导致变法146天后即宣告失败，王叔文被贬，一年后被赐死，顺宗也被迫禅位给儿子宪宗。

在这场飓风般激烈而短暂的斗争中，杜佑始终在场，却一直失声。这失声缘于他温柔敦厚的性格：他“处世无立敌”，任岭南节度使时，属下争权，他也睁只眼闭只眼，最后还是德宗替他摆平。这失声也缘于他的成长经验：出自官宦世家，又长期任幕僚，江湖深浅，他焉能不知？朝斗波云诡谲，他想继续做事，就不能贸然试水，湿了自己。

此情此景，他反而越发喜欢读书，以古人的精神砥砺自己，顺便点拨宾客僚佐治国之道。其实杜佑并不是懦弱的老好人，他外表宽和，心里是有数的。永贞变法一开始，他是支持的—毕竟朝廷内忧外患，烂得不成样子，革新的方向也不差，到底是好事。

然而王叔文等人太高调、太激进，从而不知眉眼高低。某日饭时，王叔文要见某位私交不错的宰相，竟不等仆役通报，便径直闯进去。这位宰相不得已起身迎接，还留他吃饭，王叔文竟丝毫没觉得失礼，惹得杜佑和其他两位宰相放下筷子，面面相觑，作不得声。

其时，杜佑还以宰相之身兼任着度支盐铁使，王叔文是其副职。因是兼职，杜佑不怎么管事，王叔文竟直接代管、锐意革新。都是为朝廷出力，杜佑本来不在意，但时间一长，王叔文一直不知收敛，越俎代庖，杜佑心里就不舒服了。

但顺宗不是德宗，他目虽能看，口不能言，《要诀》于他只是一块砖头而已，他真正的《要诀》是王叔文本人。如此形势，杜佑只能象征性地抗议一下，抗议既然无效，他便失声了。朝政自然要革新，但也不能操之过急，恰似老朽之人，乍吃了猛药，怎生得好？宦海弄潮，还得稳妥为上。

不倒翁

因为这样稳重的执政理念，永贞革新失败后，宪宗即位，朝廷重新洗牌，杜佑却无碍，还因其德高望重，被宪宗倚重，摄冢宰、拜司徒、封岐国公。宪宗励精图治，杜佑忠心护主，新君老臣倒也其乐融融，相得益彰。

元和元年（806年），党项联络吐蕃发动战乱，诸将磨刀霍霍，宪宗也血脉偾张。杜佑却上书谏止，理由是边防空虚，不可轻信诸将的必胜之言，应一边治理内政，一边示诚意、采取怀柔策略。这中肯之言出自杜佑的公心，也有杜佑的私心：徐州之败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他不能让朝廷再冒险，打无准备之仗。宪宗不是那种急进之君，自然微笑着点头。在微笑声中，元和中兴的步伐一步步近了。

君臣心有灵犀，年轻的朝臣却对杜佑很有看法：一朝天子一朝臣，长江后浪推前浪，杜佑年已古稀，都经历五朝、是三朝重臣了，还岿然不动，也没有请退的意思，让他们这些年轻人何时才有出头之日？甚至有人以“抑有前闻。近代寡廉”来讥讽杜佑高龄任职。

这种种讥讽，杜佑一定听到了，但他并不在意，只是无声地笑笑：宪宗刚刚即位，他这个老臣还不能撂挑子，得扶着送一段才行。两年后，到局势渐稳，杜佑才请求致仕。宪宗深知这老臣的分量，没有同意，但体恤他，让他每三月五日上朝一次即可。上朝时，宪宗很尊敬他，称其“司徒”而不称其名。杜佑则上朝感恩，回家休闲，日子过得优哉游哉。

元和五年春三月，长安城南，樊川杜府，佳林亭，嘉宾如云。草色泛青，树荫初成，春风送暖，燕子起落。客人们或坐石椅，或倚老树，或闭目或闲语，石几上是一壶美酒或一壶清茶，几碟点心或几幅笔墨，花深处，有怀抱琵琶和古筝的少女。

暖风吹拂的小径上，杜佑过来了，大家呼啦一下站起来。杜佑微笑着招呼大家，寒暄着，品酒饮茶，听乐看舞，偶尔提笔写几个字，却并不吟诗赋词。在他看来，和治国相比，诗文只是雕虫小技而已。空谈与虚名到底是身外之物，为官做宰，图的不就是为国为民？一侧身，他看到七岁的孙子杜牧若有所思，口中喃喃作声。杜佑笑了：这孩子恐怕是个诗人啊，但愿他长大后不仅能做诗人，更能齐家治国安天下……

忽然有使者抱过一坛酒，原来竟是宪宗御赐的，杜佑和客人们赶快跪拜谢恩。阳光照在杜佑的脸上，暖暖的，他不禁闭目微笑了：身为宰相，屡得圣上眷顾，诸子皆为朝官，连请个客，圣上都赐酒助兴，为臣如此，足矣。

只是每每此刻，微醺的杜佑总要想起四十多年前的淮南节度使府，那秋夜的石几、竹亭，欣欣然的韦元甫，意气风发而又沉稳内敛的自己……白驹过隙，一晃多少年竟过去了，朝政渐渐回到正轨，这其中有韦元甫这样的干臣的不懈努力，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不枉自己的呕心沥血啊……杜佑抚了抚斑白的胡子，欣慰地笑了。

元和七年六月，77岁的杜佑以光禄大夫致仕，半年后仙逝于长安。他身后哀荣无限：宪宗赐谥、赐物，礼部尚书撰墓志铭，各位同僚相祭。杜佑宦海沉浮几十年，不仅自身平安，还得以富贵终生，并荫及子孙，在唐代血雨腥风的朝斗史上实属难得。这缘于他经济官员的实干家身份，还缘于他编著红宝书的才具，更缘于他谨慎圆融的为政策略，这才能徐徐揭开元和中兴的面纱，为后人所铭记。

编 辑/葡 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