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唐山采访原空27师吴鹏富大队长时，他多次提到曾经与他共同战斗多年的师领航参谋吴登义。于是记者就“趁热打铁”，赶赴陕西宝鸡采访了吴登义参谋。

宝鸡是历史文化名城，青铜之都。中國古代著名的军事典故，兴汉四百年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陈仓即是秦汉时期的宝鸡。

见面甫定，记者向吴参谋讲起在唐山时情形，他深情地讲道：“是的，那时吴大队在塔台上指挥引导战机起降时，我们经常在一起，他是个忠厚老实技术很好的领导，我很想念他。”

从军伊始，领航半生

我的老家是陕西省凤翔县，那里是秦朝的发祥地，八百里秦川物阜民丰，文化积淀深厚。

1968年1月，我参军来到当时的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战勤连当战士，入伍后被评为优秀士兵，于1969年6月选拔到昆指领航学员队学习领航。因为入伍之前，我曾在公社当过挺长一段时间的通信员，在连队新兵中算“小秀才”了。

从理论上讲：领航是测定飞机位置，确定飞机航向、速度、高度；引导飞机沿预定航线飞行，准时到达指定目标上空或空域的活动。其实不仅仅是准时到达的问题，战时领航还要根据上级领导的作战计划和意图，把我方战机隐蔽引导到敌人不容易发现，而我又便于攻击的空域。尤其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要做到上述要求是很难的。领航通常分为空中领航和地面领航。

领航几乎是与飞机的诞生同步的。1903年美国的莱特兄弟首次驾驶飞机飞上天。1910年，英法飞行员就利用飞机上的磁罗盘，结合目视从伦孰飞到曼彻斯特，第一次成功地实行了空中领航。时至今日，任何军机、民机，无论它的设备多先进，要想安全飞行，仍然离不开空中领航和地面领航。

在航校，有空中领航这一专业，是为运输机、轰炸机培养领航员的。而我学的是地面领航。无论是空中还是地面，领航都是一件极为严格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稍有差池，轻则完不成任务，重则机毁人亡。所以，我们的待遇比同级别的要高一级。

通常来讲，地面领航分为塔台领航和作战室领航。塔台领航比较常见，指挥员站在塔台上，手拿送话器，对即将降落或起飞的飞机发出指令。那时，我经常和吴大队一起执行这一任务。

作战室领航，是领航人员在标图桌上，利用计算尺、计风仪、三角板等各种仪器，根据雷达显示的飞机位置，做出正确领航指令，用无线电台发给飞行员。那时我们一个领航组有好几个人，分别负责雷达、标图、无线电通信等，我负责雷达。当时我们27师的所有战斗机（昼间）都没有机载雷达。吴大队他们独立大队的J-5甲和J-6甲有限全天候飞机，装的Pп-5雷达，有效距离才3千米。换句话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飞行员在天上根本看不见敌机，全靠我们将他们引导至目视可以发现敌机的位置，并精确引导他展开攻击。当然，飞行员也很不容易。在光学瞄准光环里，目标飞机只有火柴杆那样小，如要保证击中敌机，必须有3/4个火柴杆（目标）被套进瞄准光环再开炮才行。在高速飞行的飞机里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所以，每打下一架飞机都是很大的胜利。那时，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现代战机会有超视距攻击能力，只要机载雷达锁定，就可以用远程空空导弹打下敌机。不过即使这样，也离不了地面的领航。

现在，只要天上有我军的飞机在执行作战、训练、科研试飞等各种任务，那它就一定会在北京空军司令部或各战区空军、师、团的领航引导控制之中。就是此时此刻，离我们最近的陕西阎良试飞基地飞机，也是如此。当然现在的领航设备早就不是我们那时头戴耳机、手拉计算尺趴在标图桌上用红蓝铅笔描来画去了，但基本原理和功能仍是大同小异。

我由于基础比较好，进步很快，毕业后分到空27师不久，70年4月就提干了。从那时直到我转业回宝鸡市从事保险行业为止，就再也没有离开领航专业。俗话说“艺不压身”，虽说领航和保险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有一次某地一家企业以他们的引导雷达因天气原因损坏了，向我们提出巨额索赔。对于这种雷达我在部队和它打了多年的交道。对其价格性能一目了然，于是我出面与对方谈判。当我把自己的从军历史摆明之后，他们心服口服，索要的保险费只相当于原来的十分之一！扯远了，还讲领航吧。

那时，我们在云南战备任务是很重的。要防止老蒋和老美，还要无私地支援越南，我们当时也把一部分情报与越方共享。老美的飞机都是顶级的：F-4“鬼怪”、F-105“雷公”、B-52战略轰炸机还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而我们的飞机都是老比斯（米格-15比斯）、五六式（米格-17）和J-6（米格-19）差距太大。但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也取得了很好的战绩。军区空3师的鲁祥孝、冯全民等人，都曾在云南地区上空击落过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因而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当时，昆明军区空域常有美机越境进入我国领空。抗美援越时期，上级划定在距机场200～220千米处为拦截线，200千米处即为一等拦截线。如果美机进到此处，我们雷达一经发现，即上报，上级就会命令我机起飞，在空中等候拦截入侵美机，如果美机入境，再起飞就晚了。但他们往往打“擦边球”，一进来马上又离开，战机稍纵即逝，那时我们很紧张。除去老美飞机之外，台湾方面也经常有气球飘过来，那些气球都很大，功能分为两种，一种是里面装着传单、食品和玩具的宣传气球。吴大队击落的就是这种。还有一种是间谍气球，里面装侦察设备。1979年8月5日我值班时，中午发现了气球，我引导飞行员冯宝成起飞，但出现了我力所不能及的情况，结果使冯宝成处于阳光刺眼的情况，无法攻击。下午，“干扰”排除，我引导冯宝成用“动升限”（飞机在空中的一种机动动作）击中了19 360米高空中的气球。那家伙铺开比一个蓝球场还大，里面装有传感器，照像机等先进的间谍器材。飞行员立了3等功，可没我什么事！

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

空27师1968年8月调到云南蒙自和昆明巫家坝机场，参加国土防空和抗美援越。到1977年12月与空××师对调到武汉，经过了近10年的时间。1978年底，中央决定对那个恩将仇报的“白眼儿狼”实行惩罚性打击。于是又把我师的独立大队调回巫家坝机场，吴大队肯定讲得很详细，我不再说了。我是1979年1月22日接到27师司令部的通知，“确定我去广西参加合成军前指工作，并要做好相应装备器材的准备。”1979年元月27日我又接到通知，于次日（1979年正月初一）到武汉军区空军报到，第二天我准时到达。武空张绪副参谋长接见了我和27师的陈锡甫同志。同时，武汉军区空军通信团筹备组也给我们准备了必需设备。计有“八一”型BJ-212改装指挥通信电台车一辆、KDT-822空地联络电台、622导航机一台。人员有电台台长一名，技师一名、报务员、话务员、司机共9人。另外还配备北京吉普一辆，司机一名，加上我们干部战士共12名组成作战小组。

大年初三，张副参谋长、通信团丁团长接见了所有相关人员，并且中午聚餐喝了茅台酒。接着我们就乘上航空兵某师的安-12专机飞到了云南蒙自机场。

那几天发生的事情太不寻常了。让我们每人都写了遗书、又喝了茅台，而且还乘专机。如果是参加合成军训练，还用写遗书吗？肯定是要打仗了！偏巧在这时，老家来电报说父亲病危，军人生来就是保卫国家的，忠孝不能两全。我给家里发去电报：“我有重要任务！”

1979年1月31日上午，我参加了昆明军区空军在某师地下指挥所召开的前指会议，确定了我们的任务。

1.会议首先明确了我们空军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空军联络组进驻陆军。空军的作战原则，即“敌动我动，敌不动我防”的原则。

2.空军指挥人员组成的陆空联络组，配属陆军军一级指挥机构统一行动。在这里我要讲一下，当时，还有两个军区的空军也派出了联络组，至于他们怎样配合13军和11军作战，我就不清楚了。但我们配属14军的地空联络组，则是从始至终圆满地完成了上级赋予我们的任务。

3.担负战区防空任务，牢牢掌握战区制空权，确保我地面部队不受越空军的攻击。

4.勘察开辟战区直升机降落场和负责保障直升机的起降。保证达到战时能有效地执行急重伤员的后送抢救、前线急需的作战物资，尤其是血浆等急救卫生物资的抢运任务。

5.随时担负目标指示和引导任务。必要时随地面进攻部队前出，对敌人强大的火力点、重兵集结地、地空导弹和高炮阵地实施毁灭性打击。假如越南空军要参战，那我们就要引导我轰炸机、强击机、歼击机对其纵深的目标如安沛机场、河乐机场实行打击，彻底摧毁这些目标。其中安沛机场有一个团的苏制米格-23战斗机，是越空军的“撒手锏”。

昆指的作战会议上也通报了越军地面部队和空军的情况。越军在北越有几个较大机场，安沛有米格-23，内排机场有歼击机和轰炸机。越南空军深知自己的“家底”，所以拟采取游击战术，小批次一般只起飞两架，打了就跑，绝不越境。高炮和有限的地空导弹也尽量隐蔽布置，力图对我可能的空中突击造成伤害。

对越南空军战术的分析，是根据情报做出的预测。实际上由于我空军强大的威慑，越南空军根本就没敢打我们地面部队的“鬼主意”。据后来情报披露，他们只是想利用其米格-23、米格-21对我们的J-6等老飞机搞点“小动作”。由于我军及时采取了相应措施，他也没敢动。从战略方面，越南人很清楚，一旦他们的空军出动，势必会导致战争升级，我空军会对其北部的纵深重要目标进行摧毁性打击，其伤害程度是难以承受的。美越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对河内、海防地区的战略轰炸给越南造成了惨重损失。

作战会议结束后，我们根据具体任务需要，又补充了一台单兵肩背式对空联络机和手摇发电机，干部每人配一把54式手枪和足额子弹。

79年2月2日上午，我们先乘汽车后坐火车，于下午5时许到达陆军14军军部驻地，军作战处的同志向我们介绍了部队情况。2月3日军首长检查我们驻地情况，次日开始架设调试设备，然后我和作战处王志强同志乘车去勘察直升机降落场。最初选定的场地虽然离军部近，但是个小盆地，净空条件差，在空中不易发现。下午军区黄副司令来军部检查战备，本来他计划用此地停直升机，飞往开远，但场地不行未果。后来调整到炮4师49团的152加农榴弹炮阵地，这里各方面都很理想。该场地启用以后，戰前就起降直升机25架次。开战以后，为重伤员抢救后送、血浆、战场急需物资抢运发挥了很大作用。

1979年2月17日凌晨，对越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云南方向由空××师和我师独立大队分别负责昼夜空中警戒巡逻飞行。范围也前移至中越边境线上的金平、屏边至马关一线。我们组负责战区上空巡逻我机进出空域的联络保障，及大量的作战电文传输及汇报工作。从2月17日到21日，连续5天5夜，我们基本上没怎么睡觉。光传输电文即达350多份，一天24时，对空联络始终畅通，向空军转发了大量地面部队作战动向和战场实时态势。军区空指根据我们的报告，随时调整歼击航空兵的飞行计划。那时巡逻飞机都是挂弹的，可根据上级命令随时出境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进入越境

2月21日，我们陆空联络组随14军前指进入越境内的那马地区，此地距边境线35千米，是14军42师所属部队在第一阶段作战经过血战夺取的。沿途到处是被我军炮火击毁的敌人工事、汽车、兵器和大量的敌军尸体，散发着恶臭。

进入那马地区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随时做好准备，配合先头部队前出作战。假如部队一旦受到越军穿插包围，我们将使用单兵便携式对空指挥机，指挥我强击机突袭敌主要部队集结地和火力点，为我地面部队突围进行空地配合作战。

2月22日之后，14军调整了作战方案，把在第一阶段作战中损失较大，经过补充的42师转为军预备队，主要任务是保卫军指安全。清剿半琴山残敌的40、41、以及32师（由11军转隶），这3个师继续向敌纵深发展，先后攻克铺楼、郭参控制了朗洋铁路大桥和朗格姆渡口，切断了红河两岸敌人的联系。使红河左岸的越军退路被我控制，这样越军就无法对我前出部队形成包围之势，我军强击机部队也无需对其进行打击，所以我们陆空联络组也没有执行刚才我讲的引导攻击任务。

3月7日，接到昆明前指命令，前线部队后撤，我们联络组随14军前指撤回原出发驻地。到3月16日，西线我作战部队全部安全撤回国内，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胜利结束。

对空联络组和14军

当初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跟随14军军指，执行既定任务，14军军指上下对我们是很好的。张景华军长（本刊记者曾采访过张军长，写成“我为祖国而战”一文），在接见我们时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们的及时到来，有你们空军配合，我们就不过多地考虑防空和担心敌人空中袭扰了。地面部队可以大胆进攻、穿插和围歼敌人。”

事实也确是如此，在我陆军进入越境内作战的20多天里，尤其是我军在执行前出、穿插作战（这样的作战往往是孤军深入）时，敌军若出动小批量强击机对我进行空袭，而我军防空兵器（如高射机枪、各种口径的高炮）绝大部份都没携带的情况下，我军是要受重大损失的，当然，由于我空军的威慑，越南人没敢！

在我们与14军前指的联席会议上，张景华军长和军作战处长均提到一个问题，希望我们能联系空军出动一些飞机帮他们炮兵校正炮火射击精度。当然，这种要求并不过分，外军也早已有之。抗美援朝时，美军就是经常使用校正弹着点的飞机，指挥他们的远程炮兵，给我军造成了不少的损失。但战场情况并不相同，在联席会上我指出，以当时14军（全军皆是）主要远程火炮66式152毫米加榴炮为例，该炮的最大射程为17千米，要打这么远，炮弹出膛进入空中高速飞行时，其弹丸最高点应在4 000米以上，如果我校正机出动，飞行高度也必在这一高度上，飞高了看不见，飞低了又看不全，况且我军当时并没有此类装备。再说即使各种条件都具备，东西两线攻击部队的作战地域，大部份都是亚热带丘陵、山地、溶洞很多，地面植被茂盛，从空中发现目标很难。张军长他们仔细听了我的解释，均表示同意。

另外，14军没有自己独立的对空联络通信系统，所有需要与空军联络的作战情报都要转给我们组，由我们转发给昆明空军指挥所，此类电报有300多份。

当然，还有很多技术细节，这里就不一一细谈了。

战争感受

我参军几十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是我感受最深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可以说是终生难忘的。

战争是残酷的，2月21日我们随14军前指进入越境，小漕河的水很浅，我们的吉普车是直接开过去的。过河不远处，路边就是14军的152加榴炮阵地，我们在旁边停了一会儿。152加榴开炮时，声音和震动都很大，把我们的吉普车都震起来了。但我们的战士却要每天发射数以百计的炮弹，战后他们中有些人失聪了！我军攻克的每一处阵地，都是战士们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战后回到国内，我去了一趟208陵园（现在的×××陵园），当时还没建好，我采了一束野花放在烈士的身旁……

讲到这里，吴参谋失声痛哭了，记者的眼泪也落了下来。

打仗时，我几乎昼夜不停地译报。整个作战期间，我共译报500多份，那阵子，实在困极了，只好抽烟。当时随军供应只有“红塔山”牌香烟，我也不知道抽了多少盒，战后一结算，我不但一分补助没有，而且还倒贴上26块钱！

在越南境内那些日子，我们只吃了一顿自己做的热饭。剩下顿顿都是761压缩饼干、午餐肉、酸菜罐头，老吃这些东西真不行，直拉肚子。战后我回凤翔看望重病初愈的老爹，给他带了一些压缩饼干。我和他说，这个东西遇水就胀开了（指吃到胃里），不能多吃。可老爷子理会错了，他把饼干泡在水碗里，坐在旁边看了半天，饼干并没有胀，他转过头说我净“吹牛”！

一人在前方打仗，全家人都担心。战后一个月，我看到我爱人，又黑又瘦，差点认不出她来了，她讲这一个月基本上是硬挺过来的。

老街那边白天热晚上冷，我们没有帐篷，只能砍些小树枝搭吊床，半夜常常又被雨淋醒。有一次我在缴获越南的棺材里睡了一夜，感觉还挺不错的！他们那边非常穷，老街是越南黄连山省省会，可咱国内最穷的小县城也比它强得多！老街市面上仅有的一点日用品，也都是我国援助的。我找了件绒衣还是上海出的！我们组缴获了个电扇，我用越南国旗一包帶回了国内，还没法使，因为是110伏的，而我们都是220伏的！临战之前，部队颁布了中央军委的8条纪律，其中有爱护越南国内一草一木的要求。说实话，我们只不过把我们过去援助他的物资拿回来，把那些他们可能用于再打我们的设施给毁了之外，并没有象现在某些人讲的那样。我们部队住过的地方，越南人种的菠萝、桔子都熟了，我们并没有去摘啊？

那场仗过去快四十年了，今天你来采访我，我很高兴，因为终于可以说说心里话了。长期以来，外界对空军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有人甚至讲，没有空军参战也能打败越南。我以一个空军老兵的参战经历证明：如果是那样的话，即使打胜了，那我们的损失也将是很惨重的！“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仗能打吗？

原空军27师作训参谋魏西南同志为此次采访提供了无私帮助，谨致由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