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铮

(中国地质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电影《刺客聂隐娘》的音乐音响设计

余 铮

(中国地质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电影《刺客聂隐娘》的音乐设计克制、简约而开放，音响设计贴近自然，契合时代，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其中，克制、简约而开放的音乐设计主要体现在剧中原创配乐和片尾曲的采用上。贴近自然，契合时代的音响设计则主要体现在自然音响的同期录制以及晨鼓、暮鼓的反复运用之中。

电影；《刺客聂隐娘》；音乐音响设计；艺术特色

唐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成熟的标志，一直散发着迷人的艺术芬芳，曾经是中国古代戏曲改编的对象(王实甫的《西厢记》源于《莺莺传》，汤显祖的《紫荆记》源于《霍小玉传》)，近年来又为中国电影导演所青睐，侯孝贤执导的《刺客聂隐娘》就是根据唐传奇《聂隐娘》改编。这部电影不仅在华语界掀起一股唐传奇阅读热潮，而且轰动了整个华语影坛甚至国际影坛，先后在2015年第68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第52届台湾金马奖和第35届香港金像奖上获奖。这部影片的成功固然与其华丽精美的服装设计、个性突显的人物造型以及高超的摄影技术有着很大的关系，而其声音设计方面所取得的艺术成效也功不可没。

电影中的声音包括语言、音乐和音响三个方面，其中语言表意，音乐表情，音响表真。《刺客聂隐娘》的语言极其简短，大部分对白采用古文，隐娘的台词仅十句，却是句句精炼，塑造出了一个忍辱负重、沉默寡言的女刺客形象，同时，也保留了唐传奇文本特有的古风遗韵。除了语言，该片的音乐与音响设计也颇具特色。

一、克制、简约而开放的音乐设计

克制与简约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特点，也是这部电影音乐设计的审美追求之一。剧中的音乐在布局上“稍显稀疏”，而在越来越多的人将音乐变着花样运用于电影中的今天，用“减法”做音乐的电影并不多见，在这一点上，影片录音师杜笃之与音乐制作人林强不谋而合。“杜笃之有一个观点，就是不想通过音乐影响观众看电影的状态和统一他们的感受……他认为，‘这些情感上的冲击都应该是观众自己产生的，所以他会记得这部电影给他心灵所带来的影响’。”[1]林强则认为，“东方作曲家或东方音乐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留白及内隐简单的美学”[2]71。

杜笃之强调音乐的克制，力求自然地表现人物和故事，而不是通过大肆渲染去影响观众的观影体验，克制的音乐布局能恰到好处地为电影服务。林强则从中国传统艺术的留白中获得启示，强调音乐的简约，希望音乐能配合画面，给予观众一种遐想的空间。下面对片中若干配乐片断进行赏析。

片中几段表现角色心理体验的音乐突显了“简约”这一特色。“角色的心理体验，是指影片中人物在特定境遇中丰富微妙的感情状态以及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突然心理变化，以及回忆、幻觉想象等”[3]55，这类音乐常常与人物的内心活动紧密相连，呈现的是一种内在、深刻的特质。

在“隐娘沐浴时的回忆”一幕中，林强仅把几个不同频率的长电音叠加在一起，就将沐浴中的隐娘和观众一同带回多年以前，嘉诚公主下嫁魏博时的场景。这种声音给观众带来近似于“耳鸣”(在没有相应的外界声源或电刺激的情况下，主观上在耳内或颅内有声音的一种感觉)的听感，在风吹树摇、虫鸣鸟叫的长镜头中，缓慢冗长的电音让人眩晕、恍惚，加上长镜头客观、真实的纪实性效果，让观众仿佛置身画中，深入体验隐娘内心挥之不去的寂寞悲凉、痛苦无奈之情。

在“隐娘更衣时的回忆”镜头里，音乐以一个长电音铺底，伴随着同样演奏长音的箫声。箫的音色圆润轻柔、空灵幽静，每一个音都被拉得很长，高声部长音与低声部长音交替出现，加入两声铃铛、两声古琴，配合隐娘呆立的画面与她回忆嘉诚公主抚琴的画面，如一杯清茶，清香袅袅，耐人寻味。其中，嘉诚公主抚琴一幕，若单看画面，它是“静音”的，这种音乐中的“留白”表现出隐娘脑海中无声的画面，从而放大了隐娘内心无人能懂的悲哀。

这两处音乐均使用简单的配器、简单的旋律，却十分贴切地传达出隐娘内心不可言说的孤独和哀愁。

林强为《刺客聂隐娘》所创作的音乐融合东西，将现代电子音乐与箫、胡笳、琵琶、手鼓等传统民乐结合，融为一体，体现其开放的音乐设计思路，他在《对话林强：技不如心》一文中谈到：“现在西方是主流，过去我的音乐学习也主要是西方背景，但我们是华人，我想在东西方中间找到一种方式”，要“慢慢回头寻找一些比较东方的东西，企图从儒家、道家等哲学观点中找出化解矛盾的方式，也重新审视了传统艺术作品，例如书法的线条、水墨的黑白渲染或古琴单音的空灵氛围等”。[2]71

“空空儿制作纸人”一幕中的音乐属于描绘性音乐，描绘性音乐是“对画面中富于运动性、动作性的具体事物或情景作某种描绘的音乐，其功能主要是对画面上呈现出的视觉形象，通过相应的音乐手段加以强调、渲染”[3]54，这种音乐与画面所展示事物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外在的。

此段音乐使用了一个空灵的电音铺底，两个箫的长音过后，是一段典型西域风格的音乐，其间使用了盛行于唐朝的吹管乐器胡笳、拨弦乐器琵琶、拉弦乐器胡琴和打击乐器手鼓。这段音乐所配合的画面内容十分丰富，从对纸人消失在水中的特写，到“偷窥”后宫庭院的移动镜头，再到被施咒的瑚姬，最后到隐娘与田季安的首次交手。持续的音乐配合这一系列画面的快速转换，一气呵成地描绘出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

这段西域风格的音乐极富神秘感与民族特色，它贴近唐朝时期多元文化繁盛的景象，也渲染了空空儿巫术的诡异气氛。随着场景及出场人物的变化，这段长达4分多钟的音乐也被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前段使用的是铺底的电音、胡笳与手鼓，胡笳音色圆润、深沉，描绘了空空儿使用巫术，诡计多端的形象。旋律与速度均十分自由，手鼓的节奏感并不明显，“散漫”地击打着，画面以红、黄、黑为主色，烛光、火把照明的夜晚更加笼罩了一抹神秘、诡异的色彩。中间段使用的是电音、琵琶与手鼓，清澈、明亮的琵琶描绘了瑚姬与宫女们结束舞蹈后兴奋、愉悦的热闹场景。音乐开始时延续了前面的散板，直到被施咒的瑚姬开始发作，旋律明显加快，节奏感逐渐凸显，渲染了紧张的气氛。后段则使用了电音、胡琴与手鼓，胡琴的演奏实为没有节奏的噪音音乐，没有规律的颤音与长音断断续续，而手鼓此时则快速有节奏地击打着，描绘出了男女主角激烈的打斗场面。

试验表明，pH在4 ～ 6的范围内进行沉淀处理后，出水中镍的质量浓度低于0.04 mg/L，满足GB 21900- 2008标准的“表3”要求。当pH ＜ 4时，螯合剂对镍离子的沉淀能力减弱，处理结果不能达标。当pH ＞ 6时，柠檬酸根对镍的配位能力增强，处理结果也不达标。

仿佛前面所有的克制和简约均为片尾曲的铺垫，《Rohan》作为一首表达作者主观态度的音乐，其出现可谓影片浓墨重彩的点睛之笔，它让一直持续低迷、紧张压抑的气氛得到释放，提亮了整部电影的色调，传达出隐娘摆脱束缚、回归自然的喜悦心情，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表达作者主观态度的音乐是指“一部艺术作品中作者在不同程度上对作品里所展示的现实生活、人物的命运遭遇等阐述自己的思想立场和感情态度”的音乐，“这种性质的音乐多出现在一场戏的末尾或整部影片的尾声之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发挥音乐对画面的高度概括能力，使画面中没有讲出的话，由作曲家通过音乐进一步讲出来”。[3]58

《Rohan》一曲来自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民间管乐团体Bagad Men Ha Tan与塞内加尔打击乐大师Doudou N’ Diaye Rose于2000年合作的音乐专辑《Dakar》。将这样一首西洋乐曲作为中国古装电影的片尾曲，确实出人意料，但是，这的确是侯孝贤的选择，他说：“我的副导演姚弘毅，通常会找一些音乐来试试看，他就找了那一曲……我一听就喜欢上了，而且又很便宜。”[4]喜欢和便宜显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侯导的轻描淡写中实则体现了他开放的思想境界：“在侯孝贤和林强看来，所谓唐风，放在那时各族杂存的大帝国时代背景下，音乐绝不是局限于汉族。”[4]以下从配器、调式和旋律特征三个方面分析《Rohan》能够与一部讲述中国唐代故事的电影如此契合的原因。

图1 《Rohan》片段

从配器上看，《Rohan》一曲主要使用了布列塔尼风笛、Bombarde和非洲鼓三种乐器，其中Bombarde的音色与中国的吹管乐器筚篥(由西域龟兹传入内地，至唐代盛行于中原的一种乐器)的音色极为相似：高亢清亮，质感鲜明。

从调式上看，《Rohan》的音阶(首调唱名)为“6、7、1、2、3、#4、5、6”，其中的“7”和“#4”为中国七声调式中的“变宫”与“变徵”，因此《Rohan》的调式实际上可以理解为雅乐羽调式：羽、变宫、宫、商、角、变徵、徵。

二、贴近自然、契合时代的音响追求

侯孝贤执导的电影多用长镜头拍摄，历来追求纪实性风格，具有还原历史真实的美学追求。如《悲情城市》《恋恋风尘》等影片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末期台湾社会底层生活场景。如果说，这些影片多少带有侯孝贤本人青少年时期亲身经历的社会现实烙印，那么《刺客聂隐娘》的拍摄则完全是他对唐朝社会的一种个人想象。他强调这部电影“使用现代的工具拍摄千年前的唐朝，并非还原真实，而是再造真实。”[4]为了再造一个真实的唐朝，侯孝贤仔细研究了《资治通鉴》，在他看来，如果不重视历史的真实，就找不到电影的底色。“我怎么把唐朝呈现出来，是透过我的主观、我的理解，对人的理解，然后去寻找，最后把它再次呈现。这个第二次就是可以独立存在的真实。因为你有个眼光，经历过才可能做到。”[5]

录音师杜笃之认为，做电影声音设计，很重要的一点是突出层次感，制作出精准的感觉，尽量让观众听到所有想要表现的声音，只有现场录音才能展现出最真实的场景，因此，在录制方式上，他一直坚持尽量使用同期声，因为电视之类的同期声录制效果不好，所以他宁愿不接，只专注于做电影。这种执著追求真实自然的精神深得侯孝贤的认同。

从开头到结尾，片中几乎一直伴有虫鸣、鸟叫以及树叶摩擦等自然音响，它们极大地增强了现场感和纪实效果。如在“隐娘刺杀大僚”的片段中，大僚倒下后，画面中出现了一段持续十多秒的风吹树摇的画面，树叶摩擦的声音被放大，清晰而厚实，观众似乎可以感受到一种肃杀阴冷之气扑面袭来，令人不寒而栗。又如“隐娘与田季安首次交手”的片段，夜色中，绵延不断的蝉与鸟叫声格外清晰，渲染出夏季烦闷窒息的紧张氛围。

影片中，晨鼓与暮鼓的音响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从剧情上来看，此为报时之用。在那个没有钟表的中晚唐时期，官府实行“晨鼓暮鼓”的报时方式，暮鼓响起时，城门关闭，实行宵禁；晨鼓响起时，城门开启，百姓进出。从音响作用上看，晨鼓与暮鼓也起到了增强画面真实性与烘托环境、渲染气氛的作用。晨鼓与暮鼓在片中总共出现三次，其中晨鼓出现两次，暮鼓出现一次，在画面中呈现时间最长的达到近7分钟，最短的也有近2分钟，节奏缓慢、稳定而有力，每一次出现都预示着故事的转折。晨鼓第一次敲响时，影片从黑白变为彩色，荷塘朝阳，片名浮出，隐娘被送回家中。女儿返家一幕本应是温馨、愉快的场面，却因晨鼓的敲响而显得肃穆、凄凉，渲染了多年未见的母女之间亲情隔膜的尴尬气氛。暮鼓是伴随着一阵马蹄声出现的，隐娘母亲骑马赶到府上，见其即将被贬临清的兄长，剧情在此发生变化，田季安借贬谪之名命聂隐娘的父亲护送军队统帅田兴前往他处避难，后来发生元氏暗杀、隐娘暗中保护的激烈斗争场面。此时的鼓声烘托了隐娘母亲内心的焦灼与不安。由于同期声的录制，伴随场景的变换，鼓声的音色与听感也发生变化，如在外景中，鼓声是响亮的，而屋内时，鼓声则明显变小，变混浊。虽然击鼓的画面一直没有出现，但观众却能从听觉上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鼓的存在，甚至想象到士兵击鼓的形象，这也是电影音响的独特之处，突破画面的局限，拓展可见的银幕空间。

三、结 语

目前，中国电影事业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中国电影的票房屡创新高，然而，让人深感不安的是，部分中国导演在盛名之后仅靠名角、科技、投资等拍出所谓的商业大片，拿到国际电影节上却屡屡受挫，而历届获奖的中国电影恰恰是那些具有中国民族化风格的电影，李安的《卧虎藏龙》、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艺谋的《红高粱》、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等，莫不如此。这几位导演中，侯孝贤算得上坚持走民族化道路，极具艺术个性的一位，从不被商业利益所左右的他，拍摄每一部影片都坚守着自己的艺术底线。为拍摄《刺客聂隐娘》，侯孝贤足足准备七年之久，不讨好制片商，也不迎合观众，只为他所认定的艺术而折腰。许多人认为《刺客聂隐娘》中的对白采用古文会让观众望而却步，但侯孝贤表示，他相信观众的智商，也相信观众会去理解他的艺术。这种不卑不亢、坚守艺术个性的精神在其电影音乐和音响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音乐克制、简约，吸收中国传统艺术之精髓，同时又以大胆开放的姿态采纳和运用西方音乐，并与中国音乐融为一体；音响贴近自然，契合时代，坚持将同期录制的最好效果展现出来，把观众带入一个自然真实的唐朝世界。

从侯孝贤身上，中国电影创作者们或许可以得到一种启示——坚持本民族个性，坚持艺术个性，这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一条康庄大道。

[1] 孙畅.杜笃之和他的“声色盒子”工作室[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4(2)：58.

[2] 王希文，徐子玉.对话林强：技不如心[J].电影艺术,2012(3).

[3] 于润洋.电影音乐美学问题探讨[J].音乐研究,1982(4).

[4] 王昕.水面无波,灵光乍现 解析电影原声《刺客聂隐娘》[J].东方电影,2016(1)：92-93.

[5] 卓伯棠.侯孝贤电影讲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2.

(责任编辑：张晓军)

2017-05-26

余 铮(1992- )，女，湖北孝感人，中国地质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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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4824(2017)04-005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