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熹文

在远走他乡前，我是一个从不怕寒冷的东北孩子。我的冬天，是降临在妈妈织的毛线手套和爸爸做的白菜炖豆腐里的，我早已习惯他们替我把这厚重的严寒挡在窗外，让我在天然冰箱般的城市里也时刻置身于23摄氏度的温暖中。

可是那远行的一年让我发现，奥克兰不一样，那是离开家的地球另一端，它的冬天是突然的、肃杀的，随着一阵冷风扑面而來的。这里不是家乡，没人给这恐怖的季节添点温情的味道。

我至今可以清晰地还原那个傍晚。我刚刚结束在亚洲超市里一天的工作，神色疲惫地走到公交车站。这是我来到国外的第一份工作，可那每小时十纽币的薪水让我开心不起来，我就像是挨了成人世界里的第一记闷棍，那一刻我的心里只有两种绝望的情绪相互交替着，一种是为一份站了整十个小时的“底层”工作，另一种是为了刚刚错过了六点十分的公交车。我坐在公交车站的长椅上，几乎要哭出来，下一辆不知何时才来的车让我像等待戈多那般无望。天就这样暗下去了，不一会儿就黑了整个头顶，一阵风吹进了我单薄的衣服里，你看，一个称不上故乡的地方永远冷漠，强盗般的冬天也来了。

这时我的身旁啪唧坐下一个金色头发的小妞，她动作大大的，毫不客气，有点天真的男孩子气，一双蓝眼珠毫不惧生地看向我，“你好啊！”

我低声地回应，“你好。”我尽量避开她的眼睛，坏情绪让我不想和其他任何人讲话。

她却满是聊天的兴致，白皙的手指指向不远处的灯光，“我刚刚下班，你看，那就是我工作的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