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道德情操论》从哲学角度对人性进行解读，诠释了“道德人”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障的重要作用。“道德人”是“经济人”的基础，“道德人”所具有的仁爱、同情心、正义和责任感等品质是市场经济发展时不可或缺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既展现了人际社会的感性美好，又体现了现代文明的理性光辉。

关键词：道德人；同情；正义

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佳作，由此产生的“亚当·斯密问题”——“道德人”与“经济人”的矛盾冲突成为学界争议的焦点。两部著作在字面涵义上表现为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和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所以有学者将斯密的思想体系割裂开来研究，忽视了“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性。事实上，斯密的经济学原理是以其伦理哲学为依托，指明“经济人”的存在必然要以“道德人”的存在为前提，在“利他”基础上实现的“利己”才是正义合理的。因而斯密本人更看重“道德人”对社会发展的功用，对“道德人”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学术价值。

1 《道德情操论》的内容概述

《道德情操论》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共修订过六次，由七卷构成，其中每一卷又分为不同数量的篇和章，内容联系紧密，逻辑条理清晰。该书以“道德人”为基点，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了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一系列概念，进而深刻地揭示出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动因。首先，斯密在书中引出一个类似公理的常识，即相互同情是愉快的，因为同情既能增加快乐也能减轻痛苦。在第二卷中斯密谈到对优点和缺点的感觉，认为它们是确定无疑的赞同或反对的对象，要从内心情感同它意欲产生的或往往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关系来研究优点（受赏）与缺点（受罚）。斯密在第三卷中阐述了什么是评判自己的情感和行为的基础，并兼论责任感。而第四卷中阐释了效用对赞同情感的作用，第五卷重点论述了习惯和风气对有关道德赞同和不赞同情感的影响，第六卷则阐释了有关美德的品质——当我们考虑任何个人的品质时，我们当然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它。他说：第一，它对那个人自己幸福所能产生的影响；第二，它对其他人的幸福所能产生的影响。斯密在第七卷中主要论述了道德的哲学体系。综上，全书是以道德的高度，阐述了以同情说为基础的道德评价论和德性论，其中包含道德准则与道德评价的共同标准以及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强调。斯密指出，人们的天赋中总是存在着同情的本性，使他们关心别人的命运，在意别人的幸福。惟有当整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同情心并践行同情心时，社会才能安定和谐，长足进步。

2 “道德人”的感性美好

《周礼》曰：“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大学》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讲求“仁义礼智信”、“克己复礼”、“一日三省”。传统文化告诉我们道德要从探索和修炼自己的内心世界开始，以德正心，以德修行，而斯密同样强调内心和情感的重要性，与儒家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道德情操论》中明确指出，情感和内心的感受是产生各种行为的根源，也是评判行为善恶的基础，人性的尽善尽美在于多为他人着想而少为自己着想，在于克制自私心而多生宽容心和仁慈心。只有道德高尚、心情安宁、充满爱心的行为，对社会、对他人才是有益的，而且能够经受时间的长期考验。因为这种行为不计个人得失，不图他人回报，在行德的过程中感受快乐，在施爱的行为中体味人生幸福。换言之，社会以教育的形式对广大个体进行灵魂塑造和德性培养，尽可能使每个人在承担社会角色时都能以“道德人”的形象出现，不仅有利于国家机器的良性运转，还会使社会充满感性美好和人情温暖。面对当前社会出现的诚信危机和人情淡漠等问题，我们应该反思：“贪心过度高估贫穷与富裕之间的差别；野心过度高估私人职位与公共职位之间的差别；虚荣过度高估无闻与声名远播之间的差别”[1]。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普通人常面临贫富差距、地位差距和荣誉差距，也常感到被自私、虚荣、妒嫉、仇恨、贪婪和背信弃义等负面情感包围，所以更加向往感恩、大度、慷慨、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美德，更加感到重塑“道德人”的紧迫性。

3 “道德人”的理性光辉

《国富论》中讲到，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经济发展的轨道，决定着资源的优化配置。《道德情操论》的核心思想是：以“自利”为基础的市场机制一定要以“利他”为基础的道德情感来协调，通过“自利”与“利他”的合生互济来达到“利益的天然一致”。市场关系本质上是人的利益关系，市场交易需以公平、正义、诚信等为原则，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和决策者还必须有仁爱之心，即兼备“道德人”的感性美好和理性光辉，经济蛋糕才能做大和惠及人民。斯密强调，与仁慈相比，正义才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没有仁慈，社会在令人不愉快的状态中仍能继续前行，而不义盛行则会彻底摧毁它。进言之，“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2]。眼下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国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注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3]，同时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努力缩小贫富差距。这是执政党为公平分流成果做出的不懈努力，赋予发展成果公平和正义的属性，是“道德人”集体理性的体现。

此外，正义允许从自己的角度看别人，如个体在追求名誉、财富和地位的过程中，正义的旁观者只会对正当的手段予以肯定，对非正当手段尤其是违法手段嗤之以鼻。现今我国的法律法规日益健全，正义既是法律的代名词，也是法律的题中之义。然而法律的本质目的不是为人们创造幸福，而是保证人们和平共处的底线，所以法律缺少道德正义的温情和柔性。在斯密看来，道德出自对一种光荣而又崇高的东西的爱，出自对伟大和尊严的爱，出自对自己品质中优点的爱，是一种不受个人经济利益支配的命令。例如，即便怠工可以获得个人利益，一个有道德的人也会因受到良心的谴责而拒绝怠工。同法律的被动和事后治理相比，道德是主动和事前预防的，它要求一个人在看到不义的行为时能挺身而出，要求一个人在自己的行为哪怕只是间接地影响到他人幸福的时候能克制自己。道德能夠大幅降低社会运营的成本，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价值取向，为社会中的每个个体提供可以信赖的生存空间。表象上看，道德滑坡威胁人际和谐，使经济蒙受巨大损失；本质上看，道德滑坡阻断人的发展之路，损害人的根本利益。既然法律不能逾越正义所允许的范畴，强制人们拥有道德，社会、学校和家庭需形成合力，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共同培育“道德人”，使社会充满人性伦理的光辉。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2]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3]摘自《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作者简介

欧丹（1991-），女，汉，陕西汉中人，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