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俊杰

从早年“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到晚年的“老骥伏枥志千里”，不管是在“江头送别抗日战友”的烽火岁月，还是在“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火热浪潮中，或是在“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十字路口，纵使直面“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巨大悲恸，朴老也呕心沥血荐轩辕，从来没有停止过。

当前市面上有两个版本的赵朴初传记，除了谷卿与汪远定二先生这本《赵朴初传：行愿在世间》之外，还有多年前朱洪教授所著《赵朴初传》。朱洪、谷卿和汪远定同为皖人，很难说，两本赵朴初传记的创作缘由不是出于这种浓浓的同乡情节。斯人已去，作为传记，后来者要想推陈出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非选择独特视角切入不可，非挑选不同面向侧重不可，而这正是我对本书的关注点所在。

朱著在历述赵朴老生平的同时，把侧重点放在了朴老的政治和外交贡献、朴老与诸多政治名流以及文人士大夫、高僧大德的交往上，常以他人对朴老的赞誉、评价来客观展示朴老的历史功绩和人格魅力。在朱著中，朴老不仅是国家宝器，还是哲学大师、宗教大德、诗学鸾凤、书法大家……力图尽述朴老在各个方面的不凡造诣。朱著的行文以叙事为主，力求客观全面。相比之下，《赵朴初传：行愿在世间》单纯从字数上讲，就比朱著少了约13万字、4个章节。因此，除了尽可能完整摘述影响朴老成就的重要历史片断外，全书的铺陈不可能面面俱到，亦很难全面展示朴老辽阔丰满的人生，而必须有所侧重、扬长避短。为此，作为“佛门的龙门客”的朴老并非他们关注的重点。相反，他们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着这一方面的写意，他们的侧重点毋宁是“禅林的翰林人”。

朴老的文化人生主要有两个面向，其一便是詩书。朴老是当之无愧的书法大家，也是当之无愧的韵文高手。早在2010年，谷、汪二人曾经出版了《赵朴初书法精神探论》。我能明显感觉到，《赵朴初传：行愿在世间》关于朴老书法人生片断的采撷、加工和描述，都与这本《赵朴初书法精神探论》的学术观点一致。中国书法从来就不是一种狭义的书写，也不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它之所以能够传承千年而积累丰厚，无不是因为书法与书法者的事业、人生、文化轨迹相映成趣，从而自成为一种品位高雅的文化载体。善于观赏书法者从来都不会只拘泥于书法的技巧本身，而必定延伸及书法者的个人历史和内心境界，故而国人常讲“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从书法人生来看朴老，他首先便是一个文人。不论是“风水宝地天台里”的“婴啼鸾凤相和鸣”，还是“从寺前河到黄浦江”再到“吴地求学”的孜孜不倦，都奠定下朴老书法中清新隽永的文士风度。朴老还是一个国士，他的书法亦向世人展现磊落济世的磅礴胸襟。从早年“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到晚年的“老骥伏枥志千里”，不管是在“江头送别抗日战友”的烽火岁月，还是在“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火热浪潮中，或是在“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十字路口，纵使直面“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巨大悲恸，朴老也呕心沥血荐轩辕，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作品常常诗书同体，即大都以自作的诗、词、曲、赋、联为载体。而一旦把这些诗书同体的韵文载体及载体背后故事精心组织起来，一个具备才识胆略、一心为公的朴老便跃然纸上了。

在对朴老诗书人生进行传记之后，作者还有意识地将关注点集中于朴老“字中的真善美”。虽然对于当代书坛文化缺失现象的批判仅是寥寥几笔，但字里行间已对朴老“悟初笃静”的为人做派和艺术风格叹为观止。纵然没有多言，书法界藐视传统、胡乱“创新”、随意象形等追求怪力乱神式的庸俗化风格倾向定已自惭形秽。一本《赵朴初传：行愿在世间》，作者欲为读者树立起来的不正是这位穷其一生一以贯之、心无旁骛的翰林人吗？

我希望单独开列的，正是朴老文化人生的第二个面向—宗教。朴老的诗书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专门为寺庙和宗教而作的，这为勾勒朴老的居士禅智大有裨益。从“走进觉园”开始，朴老一生便与佛教结缘。这位善者心淡定、自有佛，行愿于世间，用毕生的实践诠释着“人间佛教”的真谛。尽管作者并没有将朴老与太虚、茗山、喜饶嘉措、法尊、正果、桂仑、班禅、圣一、星云、大西长老等海内外高僧大德的交游往事一一述尽，但朴老终其一生行愿无尽的形象还是从那些点滴的诗词、书法中得以升华。“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魂兮无我，谁与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赵朴初之心即佛心。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有两点作者并未明示，但创作初衷似有意为一些事实正本清源：

一是关于佛教的造像问题。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佛教界开始盛行一股功利化的露天造像之风，并且一尊比一尊高大、一尊比一尊耗钱，引来不少国内外信众的质疑。有人说这个责任要由赵朴初来负。书中特别引述了1994年12月24日赵朴初在灵山大佛建造工程签约仪式上的一段话：“就全国而言，东西南北中，除了东方以外，其余各方都已有了一尊大佛，那就是北方山西大同的云冈大佛，中原河南洛阳的龙门大佛，西方四川乐山的乐山大佛，南方香港的天坛大佛。现在，在无锡建造的灵山大佛就是东方大佛，这一下，四方五佛都齐了。有了五方五佛就行了，足够了，以后露天大佛就不用再造了。”的确，朴老在说过此番话语之后，依然在1995年8月批准了九华山铸造99米高的地藏大铜像，可能事实上为此后的造像之风开了口子。但从其本人而言，佛教造像始终是一个严肃的宗教话题，而从来不是一个发展旅游的市场话题。

二是关于宗教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近来常有人以西方“皇权与教权”的二元对立说来批评中国的所谓“政治和尚”。朴老的确是一位政治明星，他不仅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缔造者之一，是民主战线和外交战线的杰出功臣，而且与三代中共领导人共事，担任过重要的行政职务。但问题的关键是宗教领袖是否必然无所兼职？与政治合作是否就是服从于政治？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王权与教权合作的国家，除了历史上的几次法难以外，王权和教权之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对抗冲突。中国还历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即使在当代，也没有根本改变。在这样的国家要实现理想抱负，是需要大智慧的。不管是当年掩护抗日力量、创建民进，还是后来出使外国、担当领导，“行愿世间”“救民水火”“世界和平”始终是朴老的大心。这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即便亲人惨遭冤害，他亦能不计前嫌、不揣私利，与他所认为的进步势力风雨同舟、亲密合作，孜孜以求、矢志不移。

事实上，纵使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后的西方，宗教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特别将以基督新教為代表的“入世禁欲主义的宗教”与传统的“出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区分开来，并认定前者与资本主义社会大发展之间具备某种程度的选择性亲和。传统佛教本是典型的“出世宗教”，但自中国禅宗一脉，“农禅”“生活禅”之风日盛。一如六祖慧能《无相颂》云：“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赵朴老正是自觉用其“无尽意”的人生实践来实现禅的超越，体现禅的意境、禅的风采、禅的精神，让“人间佛教”的系统理论得以续灯传薪。用“人间佛教”的理论观之，佛法也可以分为“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佛经早已明言，“大乘教理不是一般人都能信解的。因此佛法有深浅程度不同的各种法门，有适应各种根基的修持方法，各乘、各宗、各派都有引摄世间的教法，适合一般人的需要，是合理契机的。”当然，在护法的关键时刻，不能永远都是忍辱波罗密，因此，才会有朴老在文革期间的“风雨如磐，诗心不转”；才会有他改革开放以后为落实宗教政策而大发雷霆、怒斥官员；才会有他团结贤达，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宗教事业立法而奔走呼号。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朴老虽然确实与主流政治为朋，“人间佛教”也确实致力于解决“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政治问题，但在朴老心中有一至上之道，那就是禅！

一个人只要认认真真做好一件事情，就可能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朴老也曾自作《九十述怀诗》来评价自己的“平生功业”—“曾助新军旗鼓振，力摧谬论海天清。千年盲圣敦邦谊，往事差堪启后生”—在九十多年漫漫人生中，朴老自认为，最值得怀念的事情分别是抗战初期他作为上海莲慈会主要成员救助一批青年难民赴浙江温州参加新四军；1961年在泰戈尔百岁诞辰纪念大会上驳斥卡比尔而为国家挽回尊严；以及以“纪念鉴真”为突破口，打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管道，并为促进中日韩三国佛教文化交流事业做出努力，使得三国之间的“黄金纽带”得以熠熠生辉。然而纵观《赵朴初传：行愿在世间》，作者似乎对于朴老的历史功绩另有高见。毫无疑问，单是对诗韵、书韵乃至宗教情怀交织而成的朴老文化人生的历数，就无疑能使本书在与其他朴老传记的竞争中立足。

“佛门常会龙门客，禅林时集翰林人”，也许这本便是佛的胸襟。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