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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乐平 从法律援助到推动立法

2017-09-06马莉莎

民主与科学 2017年4期
关键词:乐平职业病工伤保险

马莉莎

“本来是想做副业,却一不小心把副业做成主业;本来是想做业余,却一下子把业余做成专业。”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豪景大厦6层,有这样一家并不起眼儿的机构。走进其中,除了办公必备的物品和几盆繁茂的绿植,几乎看不到多余的摆设,唯一引人注目的是挂满墙壁的锦旗。

“法律援助,正义无私”“法律执行的勇士,农民工的亲人”“捍卫正义,维护公平”……

这里就是国内首家专业化劳动法律援助机构——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义联)。截至2017年3月,义联累计无偿提供法律援助超过15万人次,受惠人群超过65万人次,帮助受援劳动者获得赔偿超过3.8亿元。正因为它的存在,几十万遭遇不公待遇的工人讨回了公道,重燃生活的希望;无数挣扎在社会底层濒临破碎的农民工家庭走上生活正轨;更有不可计数的潜在恶性群体事件幸免发生。

义联的创办人就是黄乐平——人称“工伤维权第一人”。

从“为自己”到“为一个群体”

如果没有那场意外,黄乐平的人生或许会是另一番景象。

2002年,首都师范大学法律系硕士毕业的黄乐平正值风华正茂的大好年华。手握读书期间就轻松考下的律师资格证,他正式成为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专职法律顾问。上班伊始,他便以扎实的专业功底为企业挽回100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从此名声大振。

工作稳定,领导器重,同事欣赏,业务工作游刃有余,且只要稍稍占用一点业余时间,他就可以接些商业诉讼,“仨瓜俩枣”信手拈来。在豪情满怀、舍我其谁的黄乐平眼中,人生和事业的幸运大门即将开启。

然而2003年年初,一场单位组织的篮球比赛打乱了他的步调,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在这场比赛中,黄乐平右膝受伤,医生诊断为右膝关节韧带断裂、半月板撕碎。当时他并未在意,满以为挺挺就过去了,就又像平时一样,充满激情地投入到工作之中。不成想膝伤越来越重,直到半年后,黄乐平在行走困难而不得不进行手术的情况下,才向单位申请工伤认定。

半月板切除,从此他告别了篮球,就连上下楼梯都要格外小心。拖着残腿的黄乐平,维权之路异常坎坷。

同事迫于压力收回证言,人事部门领导擅自修改他的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冷眼、恶语、刻意推诿阻挠……为了得到本就毫无疑问的工伤认定,身为法律专业人士的黄乐平竟然耗费两年时间,受尽委屈。

最终,黄乐平为自己讨回了公道,获得了相应的经济赔偿。然而在整个维权过程中自己所遭受的精神创伤,许久之后才得以平复。

“在2008年之前,劳动法很不起眼儿。律师也好,学者也好,很少有人去研究,就连政府相关部门的人都说不清楚,企业的认识就更加模糊。”回望十多年前的那段岁月,黄乐平依旧感慨万千。

读书期间,黄乐平的研究兴趣点主要集中在民商法,对于劳动法,他并不了解。“如果没有那次工伤,我也肯定会做公益诉讼,因为我有法治情怀,我对于这个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是有期望的。但是我肯定不会做劳动法。”谈及这段经历时,黄乐平坦承。

在为自己维权的过程中,他把市面上所有涉及工伤的书都翻了个遍,发现这个领域的研究含混不清,存在很多缺陷。當时恰逢法律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找黄乐平约稿,不平则鸣,此时的黄乐平正因工伤维权憋了一肚子委屈,于是他提出写工伤保险选题。

2004年,《工伤保险条例》刚实施,社会上有很多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推己及人,我们学法律的专业人士工伤维权都这么费劲,其他人可想而知。”带着这样的忧虑,黄乐平把自己维权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加以梳理分析,结合自己的研究写成《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一书,并在书上留了联系方式,希望能够为那些与自己有类似遭遇的人或在工伤维权方面有困难的人提供帮助。

这本书于2004年9月份出版,首次印刷5000册,当年年底便销售一空。随后再版10000册,依旧供不应求。2005年中国法学类图书排行榜上,《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位列第27名。6年时间里,这本书重印了7次,成为各级劳动行政部门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一石激起千层浪。随着书的畅销,求助电话和信件铺天盖地而来。黄乐平也意识到,在国家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时期,社会和普通群众对工伤维权领域专业指导的需求会更加紧迫和强烈。为了惠泽更多有需要、处于弱势境遇的普通人,他随之又创办了中国工伤损害赔偿网,利用互联网答疑解惑,普及劳动法知识。短短几个月,网站访问量和咨询人数超出黄乐平的预期。

此时已从国企辞职,成为专职律师的黄乐平,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民商法研究功底,在炙手可热的房地产法律业务中赚个盆满钵满,而他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当时最冷门的劳动维权。除了律师事务所的常规工作外,免费的工伤维权援助几乎占用了他所有可支配时间。用黄乐平自己的话说,“本来是想做副业,却一不小心把副业做成主业;本来是想做业余,却一下子把业余做成专业。”

近些年来,我国各类职业伤害事件呈现持续高发态势,形势日趋严峻。尽管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由于工伤形式多样、情况复杂,工伤维权仍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许多律师避之唯恐不及。

黄乐平自幼在湖南农村长大,湖南人的“拌蛮”(湖南方言,意为“执着”)就在他的骨子里、血液中,与生俱来。“拌蛮”的他盯住这块“硬骨头”,似乎并不奇怪。而在别人眼中,黄乐平俨然就是律师界的“非主流”,剑走偏锋。

“越没人管,我越要管”

这是在获知河南籍农民工张先法的工伤维权遭遇后,黄乐平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也是他坚守公益维权的信条。

2005年3月,张先法经人介绍,在北京一家建筑工地干活。开工仅仅半小时,张先法便摔成重伤。为了节省医疗费用,用人单位故意拖延治疗,导致张先法病情恶化,不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还随时面临生命危险。面对高额的治疗费用,用人单位开始推诿责任。

一边是一贫如洗且四处举债的家境,一边是病榻之上急需救治的家里“顶梁柱”,张先法的家人陷入绝境。此前担任张先法代理律师的国内某知名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因庭审时法官言论令其备感屈辱,遂退出代理,不再过问。对于张家人来讲,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这场官司有多难打,黄乐平早有思想准备。只是现实要比预想的更残酷。

与用人单位协商时遭到蛮横拒绝;基层劳动保障部门工作人员对相关条例的片面理解,使重要的书面材料无法获取;证人拒不出庭作证……时间紧,举证难,且案件在法律适用上又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一个又一个困难落在黄乐平身上,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一次次满怀希望,又一次次被打入绝望的谷底。这是黄乐平作为公益律师接手的第一个诉讼,也是最难忘的一个案子,即便是在12年后的今天,他依然对其中的细枝末节记忆犹新。

最终,在黄乐平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法院、媒体等各方帮助下,案件峰回路转,张先法获得了85万元的赔偿款。

“越没人管,我越要管!”

一个濒臨崩溃的家庭因黄乐平的慷慨相助于绝处逢生。

代理这个案子,黄乐平历时3年半、累计投入80个工作日,外出120多次,面对一贫如洗的张家人,他常常自掏腰包请他们吃饭、补贴交通费用。整个案件,黄乐平分文未取。

在黄乐平看来,张先法一案可谓是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最为鲜活的案例。这个特殊的维权案例所折射出的深层因素,反映了我国目前工伤维权领域和法律援助领域的诸多困境。“伤残程度比较严重的或工亡的职工,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救助,就意味着这个社会极有可能会增加一个赤贫家庭,还会让工伤职工家属,特别是他们的下一代,对这个社会产生很多消极甚至负面的看法。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隐患和不稳定因素。”在一次媒体采访中,黄乐平表达了他的忧虑。而张先法案件也被列为“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的经典案例”。

因为在工伤维权领域的突出贡献,黄乐平被中央电视台等众多媒体誉为“工伤维权第一人”,于2007年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成为律师界最年轻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做别人做不到的,才是我们的价值”

在为农民工维权的过程中,黄乐平越来越意识到:唯有专业,才能做好。要想帮助更多有维权需求的人,必须组建专门的维权团队,打造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专业维权平台。经过黄乐平和团队成员的不懈努力,经过相关部门的层层严格考察,2007年10月25日,义联正式挂牌成立。

2010年5月底,房山区18座小煤矿集体政策性关闭,5391名工人全部被遣散回乡,数百名矿工查出尘肺病,他们滞留北京,等待解决赔偿问题。由于煤矿及当地政府并没有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引发工人强烈不满,百人以上规模的群访事件高达数十起。国内外媒体对此事密切关注,形势异常严峻。

与此同时,义联的维权热线不断接到工人的求助电话,一拨又一拨的职业病工人赶往义联申请法律援助。

黄乐平敏锐洞察到,这是一起非同寻常的事件,稍有不慎,不仅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还会在国际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怎么办?

置之不理,明哲保身——这样做就辜负了工人们的期望,有违义联的初心;迎难而上,奋不顾身——但凡一点闪失,都会对义联的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义联正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顶着巨大的压力,黄乐平夜不能寐。

在紧急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黄乐平告诫工作人员:“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在‘走钢丝绳,我们一定要从这头走到那头,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

介入事件之初,义联便将自身定位为服务者、协调者,做到既维权,又维稳。通过普及法律知识,积极引导矿工通过法律渠道正当维权;派遣律师深入工人中间摸底调查,掌握第一手真实资料;第一时间向北京市司法局汇报,引起北京市主要领导重视;搭建工人与政府的对话桥梁,做好协调者角色;为防媒体炒作使事态恶化,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房山群体性职业病案的处理方式,充分显示了黄乐平的政治智慧。正是由于方法科学,使得义联接手后,再未发生一例工人上访事件。最终,在黄乐平和义联律师的努力下,事件得到妥善解决,房山职业病工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房山一案所确诊的职业病,超过北京市此前两年全市确诊职业病人数的总和。截止到2013年底,共有1296名职业病工人获得1.57亿赔偿。

“做别人做不到的,才是我们的价值;到了半山腰不能喊腿软;不做烈士,不做逃兵,要做战士。”这是义联创建之初的口号,也是每一个义联人的行事准则,沿用至今。

由“助人”至“推法”

张先法与房山群体性职业病案件,只是黄乐平与义联团队处理的典型个案。截止到2017年3月,义联处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累计达8356件,其中成功处理的10人以上群体性案件112件。

个案的成功处理只是解决了具体当事人的权利诉求,却不能从源头上改变中国劳工维权难的现实境况。黄乐平深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推动法律制度与劳动政策的改变才是关键。所以,他给义联的定位是“劳工维权社会中坚,劳动政策民间智库”。为此,过去10年的劳动立法,黄乐平从未缺席,对于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更是全力以赴。

2007年3月,《工伤保险条例》修改座谈会上,第一次参会的黄乐平一口气就提出了近30条修改建议,占到了与会建议的80%以上。时任工伤保险司司长的陈刚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我的第一个感受是惊讶,没有想到《工伤保险条例》刚实施3周年,黄乐平律师会提出如此之多的尖锐意见。第二个感受是赞叹,这位年轻律师讲的修改意见一针见血,抓住了要害,特别是有案例做基础,很有说服力。可见他在《条例》研究上用功之深,令人刮目相看。”

黄乐平的意见得到了当时各部委的重视,很快就被吸收为专家参与工伤保险立法。针对工伤处理程序繁琐的问题,国务院法制办领导还专门叮嘱工作人员找黄乐平要一张直观图表,以确认程序繁琐的真实状况。最后修改的《工伤保险条例》中,有11条是完全或者部分吸收了黄乐平的建议。

随后的《职业病防治法》修改,黄乐平更是全程参与,倾尽全力。

没有什么比充分的数据和鲜活的事实更有发言权。

为了有效推动这部法律的修改,黄乐平专门组织团队完成了国内民间第一份全国性的职业病调研报告,对职业病制度存在的弊端做了深入剖析。2011年全国两会前夕,义联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将调研结论向社会公开,使得职业病制度修法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同时,联系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協委员呼吁加强修法。两会后的3月22日,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持的、有多部委领导参加的修法会议上,黄乐平作为唯一的法律专家应邀参会。他以房山群体性职业病为例,直陈职业病法律制度已到了非大改不可的地步,并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修改建议。

打铁要趁热。随后,黄乐平又组织了一系列关于职业病制度的热点话题研讨,得到国内多数主流媒体的关注。全国人大官网上关于“《职业病防治法》修改专题”页面的前8条新闻,有7条用到了黄乐平接受采访的观点。

2011年8月、10月、12月,黄乐平带领团队先后3次向所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寄送了职业病防治法修法建议材料。黄乐平的立法建议得到了韩启德、严隽琪等多位高层领导的批示,30多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亲自致电致信给予高度评价。最终,新修改的职业病防治法吸收了黄乐平团队提出的13条立法建议。

作为劳动法专家,黄乐平还参与了《社会保险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条例》等17部法律法规的制定与修改工作,提交立法建议132条,被采纳建议为41条。其中多条立法建议获得包括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内的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采纳。

2017年2月,黄乐平代表九三学社中央法律专门委员会执笔起草九三学社中央提交的2017年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提案,内容为“关于修改《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建议”。针对《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实施以来暴露出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设性意见。

多年来,结合自己的劳动维权工作经验,通过上书提案建言献策,黄乐平创下了中国律师界推动立法的多个“第一”,并持续五年助推“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制度”在全国落地生根,为工伤保险与职业健康法律制度的完善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仰俯无愧天地。回首公益法律援助之路,黄乐平已走过12个春秋。12载风雨兼程,12载持之以恒,铸就了黄乐平和义联扶危济困、不图回报的品格。黄乐平的人生选择昭示了他始终不能忘怀也未曾改变的初心:“我以我过去12年的经历,见证了中国法治的进步;我以我自己的行动,成为推动法治进步的一分子,这就是我想要的。”

这条路,黄乐平会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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