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珂

过去的2016年里，日本在“正常化国家”目标指引下，安保领域动作频频，无论能力建设还是手段运用，较以往均有所突破。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3月，酝酿多年的新安保法案终于得以生效并开始正式实施，安倍政府在安保领域跨出了具有实质性变革意义的一步。随着该法案的正式实施，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实施作战等以往的诸多禁忌被逐一打破，对日本对外战略走向以及地区安全格局造成了直接而现实的影响，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新安保法案实施的深层影响还将逐步显现，对于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带来的冲击也将愈发明显。

过去一年 日本安保政策“稳中求变”

在过去的一年中，日本依照《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既定政策文件，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提升军事实力，积极构建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地区安全架构，以求扩大日本在地区乃至国际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军力建设上，日本继续保持高额军费开支，继2016年防卫预算首次突破5万亿日元后，2016年通过的下一年度防卫预算进一步上涨1.4%，达约5.125万亿日元，连续五年呈增长态势。随着军费的不断增长，日本军备采购项目不断扩充，远程投送和两栖作战等进攻能力成为着力的重点。第4艘直升机航母“加贺”号已进行海试即将正式服役，自美国采购的首架F-35战机已于2016年8月下线交付日本，KC-46空中加油机、“全球鹰”无人侦察机、AAV-7两栖装甲车等装备也已列入采购清单，新型战机和潜艇的研发制造工作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同时，日本在持续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增进与菲、越、澳等地区国家的军事交流联系。如频繁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等地区联合演训活动，与菲签署新型军事技术交流协议，舰船首次停靠越南金兰湾彰显南海军事存在等。

另一方面，随着新安保法的正式实施，日本在基地建设和兵力运用等方面也有一些明显变化，显示出日本军力谋求突破“和平宪法”框架，实现海外存在倾向的不断增强。一是筹划建立永久性海外军事基地。2011年，日本以索马里反海盗为由，在非洲吉布提建立了二战后的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在日本新安保法案开始实施的大背景下，日本防卫省计划以长期使用为前提，全面提升吉布提军事基地的战时支援、侨民救助等多项功能，使其由单纯的后勤补给基地升格为日本自卫队在中东及非洲的一个永久性活动据点，充当自卫队实现常态化海外存在、大举开展海外军事活动的前线据点。二是赋予海外自卫队“驰援护卫”和“宿营地共同防卫”的任务。亦即在南苏丹参与维和行动的自卫队员可以携带武器营救遭袭的联合国职员或平民，包括持枪和在必要时进行警告射击；与他国军队共同保卫宿营地。这是新安保法案正式生效后，政府首次向海外自卫队下达新安保法拓展的新任务。其打破了以往海外自卫队员除自卫外不能使用武器的旧例，扩大了自卫队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活动范围和武器使用权限。

纵观2016年日本在安保领域的种种表现，总体而言还是延续了前几年安倍政府的既定路线，并无太多颠覆性调整政策出台，更多是在消化落实安倍自2012年上台以来在安保领域取得的各项成果，但同时在海外兵力运用方面也踏出了试探性的一步。可以说，去年日本的安保政策基本处于“小步试水、蓄势求变”的状态。

未来一个时期 日本安保战略走向分析

安倍上台之初就提出“恢复‘强大日本”的口號，意图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实现所谓“正常化国家”目标。为达到这一目的，未来一个时期在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日本在安保领域仍将从强化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固化日美同盟关系、加紧构建地区安全体系等方面入手，进一步从政策层面架空“和平宪法”，彰显其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大国地位。

一是强化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强调“中国威胁”已经成为安倍政府获得国民对其扩充军事实力、参与地区安全事务支持与认同的“不二法宝”。在日本政府及媒体的长期抹黑造势之下，“中国威胁”逐渐成为日本各界共识，理性看待中日矛盾的声音接近消亡。从现实操作看，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近一个时期积极谋求与美、俄、韩等国在历史问题上达成和解：安倍赴珍珠港吊唁宣称日美达成和解；邀请普京访日期望以经济援助换取北方四岛；通过赔偿与韩国在慰安妇问题上达成谅解。日本正在周边地区积极谋势布局，促进或改善双边关系，塑造于己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处理对华关系却一直缺乏诚意。从炒作我军舰进入钓鱼岛相关海域，到发射干扰弹妨碍我军机正常飞行，再到潜艇企图混入我航母编队意图跟踪监视。日本的种种举动实在难称得上是为“改善中日关系”而努力，将矛盾焦点对准中国、渲染“中国威胁”的意图一览无遗。在中日争端难解、战略互信缺失、民众观感趋恶的情况下，日本国内从上到下强化“中国威胁”认知的趋势还将在较长一个时期内保持。

二是强化日美同盟关系。日美同盟是日本提升自身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也是日本构建地区安全体系的基础。虽然特朗普上台会给日美同盟带来一定变数，但随着新安保法案和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逐步铺开，日美同盟关系仍将进行“全方位”拓展，无论是安全合作的深度还是广度均将有所提升。日美安全合作的樣式将实现从平时到战时的无缝对接和绝对覆盖，从后勤补给、情报收集拓展到联合作战、训练演习、导弹防御、灾害救助等诸多项目；日美安全合作的范围将打破地理限制，从亚太地区扩展至全球；日美安全合作的领域将从陆海空延伸至太空、网络等新兴领域；日美军事支援的对象也将扩展至第三国。换言之，日美将不断加深军事一体化程度，提升联合运用和反应能力，以确保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权。

三是以“积极和平主义”为名，加紧构建地区多层安全框架。为了建立对华战略优势，打造对华的包围遏制体系，也为了提升日本的大国形象，日本新安保法案中明确提出，需要从积极和平主义立场出发，更加广泛地参与到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中，更加积极地为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及繁荣做贡献。为此，安倍政府以确保地区的和平稳定及航海自由等为名，提出要“与发挥重要作用的亚太地区内外的伙伴建立信赖与合作关系”，积极拉拢东盟、澳、印等国家，意图构筑起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以“日+美+X”“日+X”或“日+X+X”为支撑的地区安保新体系，凸显自身在地区安全架构的主体地位。目前，“日美印”“日美澳”“日美韩”“日印”等安全架构已初具规模，并逐步建立起双边或多边联合演训的常态化机制。未来，为强化对华的外部压力，日本仍将进一步健全完善地区多层安全架构，以形成东南两翼策应共同对华的态势。

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

在利益深度交织、矛盾多重并存的今天，虽然地区内存在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以及朝鲜半岛问题等诸多现实纠纷，但总体来看地区安全形势还能保持基本稳定，发生大规模冲突战争的可能性较小。但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日本不断强化外向型扩张型对外战略的行为与地区内此起彼伏的热点争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维护地区安全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上升。特别是，新安保法案实施后，使日本自身的战略走向发生重大变化，对地区安全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加重了周边国家的疑虑情绪。二战后经过民主化改革，日本政府曾长期坚持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实行专守防卫的军事战略。但新安保法案则赋予了日本海外派兵的权力，是战后前所未有的举动，日本军事战略由此出现重大调整，军事上的进攻性扩张性倾向日益显现。尽管安倍政府一再鼓吹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但以无中生有的“外部威胁”为幌子解禁集体自卫权，刺激了周边国家的神经。人们有理由质疑日本是否已经彻底背离专守防卫政策？是否要改变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我们不能说日本一定会重走军国主义道路，但安倍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通过新安保法案改变日本发展方向的做法仍不免使亚洲各国产生深切的安全忧虑。

二是增大地区冲突的风险。由于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地区内存在钓鱼岛争端、台海问题、南海问题等诸多热点。携美自重的日本自认为对华占据优势，通过计划拟定“与台湾关系法”、变更驻台交流机构名称、插手炒作南海问题、跟踪干扰我海空军正常演训等小动作，一再试探中国底线，侵害中国合法权益。加之中日尚未建立海空联络机制，危机管控手段缺失，日本舰船飞机屡屡的挑衅性动作，使中日之间爆发摩擦冲突的风险始终难以排除。日本还以履行同盟义务、应对朝鲜威胁为名，宣称将拦截经日本上空飞往美国方向的导弹，使安全形势存在高“敏感性”和高“脆弱性”的半島局势走向更趋复杂。此外，日本在军事上的冒险举动还增大了中美发生摩擦冲突的风险。从理性的角度看，中美都不愿意走向冲突，两国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低，但因偶发因素被日本拖入冲突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三是日本加强军力建设，有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亚太地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历史与现实因素导致各种争端此起彼伏。同时，亚太地区也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这使得各国有能力研发或采购更多先进的军事装备，进而导致地区军备竞赛日趋升级。安倍政府自上台以来，连续增加军费开支，实现海外派兵，加大研发和采购进攻性武器装备力度，特别是日本近期还多次表示有意继韩国引进“萨德”之后，加快推进调研“萨德”部署问题。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地区原有的战略均势与平衡。在“安全赤字”严重的情况下，地区内各国可能竞相效仿增加军费，进而加剧军备竞赛。

（摘自《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