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阳++张落成++姚士谋

摘要为提升城市应对重大冲击和慢性压力的能力，提高城市的抗打击能力与恢复能力，以及城市对抗不确定风险的韧性程度，本文结合现实背景，以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视角，对2014年长三角地区16个地级城市韧性进行实证分析。采用GIS的空间分析和叠加功能方法，从生态环境、市政设施、经济和社会发展4个方面选取24个具体指标，对长三角地区16个地级城市韧性程度及其空间状态做出评价，并确定测度标准值。首先对构成城市韧性的4个因子：生态、市政设施工程、经济以及社会发展进行分析和数字化，得出各因子对城市韧性影响程度的栅格图层；其次对图层进行空间叠加，再得到长三角地区地级城市韧性度评价图。评价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地级城市韧性呈现“级差化”分布状态，总体呈现出中等韧性状态；②长三角地级城市韧性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其北翼城市比南翼城市韧性程度较高；③长三角地级城市经济、生态韧性在空间分布上相对集中，趋向协调均衡发展。通过城市韧性度分析，认为评价结果基本符合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城市韧性发展的整体状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对外界风险的适应能力，并在今后的城市发展调适过程中更具韧性，从而对不同时空尺度的城市韧性状态评价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韧性；抗打击能力；适应风险；长三角；社会生态； GIS

中图分类号K9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8-0151-08DOI：10.12062/cpre.20170465

城市作为最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自其形成以来便持续地遭受着来自于外界和自身的各种冲击和扰动。这些扰动不仅包括地震、飓风等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疾病传播等人为灾难，也包括能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因素造成的累积型冲击。这些冲击是社会和自然发展客观规律的体现，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因此无法完全避免[1]。城市如何在这些制约条件与各种不确定因素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外界冲击下增强对抗冲击的能力，提升自身韧性强度，最小程度地降低外界对自身的冲击能力，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之一。

中国城市正在遭受严重的灾害冲击。过去10年中每年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损失高达1 000—3 000亿元[2]。近年来，中国城市遭受了巨大的冲击。譬如，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造成人员、经济、自然环境严重受害。2011年4月份，长江中下游94.5%地区先后遭受干旱洪涝，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此外，中国城市快速城镇化进程也面临着新的危险，包括雾霾、生态恶化、水污染、水资源短缺、弱势群体等[3]。这些自然灾害挑战了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破坏了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建立起韧性城市研究体系，探讨增强城市韧性的方法，完善韧性城市的评价标准无疑具有相当重大的学术和社会价值[1]。

在与韧性相关的概念中，脆弱性、适应性、弹性与之相近，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城市韧性与弹性、适应性相比，更加具有表征意义：弹性偏重事物受挤压后又回到原始状态的可能性；脆弱性偏重单一风险扰动对事物产生的多重影响[4]；“韧性”含有弹性和恢复力这两个方面的含义，且更多的是在风险影响下反弹的能力，以及对极端灾害的预防、响应与恢复的能力。城市韧性的优势在于它包含有对突发状况的应对以及长期适应风险能力的特性。城市韧性越高，发生脆弱的可能性就越低，抗冲击能力与吸收能力就越强。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内部要素发生形变而不受破坏，更加突显出一座城市在时空范围内不断提高与增强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对外界风险的适应能力，从而在吸收能量的调适过程中更具韧性。针对上述韧性优势与现实背景，本文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韧性城市的组成要素，建立韧性城市评价体系，并以社会—生态为理论基础，以長三角地区地级城市的韧性度与差异为研究命题，从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深入剖析长三角地级城市的韧性程度与分异，这对深入研究城市韧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韧性概念及韧性城市研究进展

亚历山大（Alexander）从语源学角度分析韧性（resilience）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语“resilio”，其本意是“回复到原始状态”。16世纪左右，法语借鉴了这个词汇“résiler”，含有“撤回或者取消”的意味。这一单词后来演化为现代英语中的“resile”，并被沿用至今。在生态学领域，这一概念自加拿大生态学霍林1973年在其具有开创性的著作《生态系统的韧性和稳定性》中的首次应用之后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响应[5-7]。进入21世纪以来，“韧性”逐渐被应用到城市研究与规划中，出现了韧性城市的概念。韧性城市在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城市规划与地理学中已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

韧性联盟（Resilience Alliance）认为韧性城市是城市或城市系统能够消化并吸收外界干扰，并保持原有主要特征、结构和关键功能的能力，总结并构建了韧性城市研究的框架[8]。Wilbanks等定义韧性城市是指城市系统能够准备、响应特定的多重威胁并从中恢复，将其对公共安全健康和经济的影响降至最低的能力[9]。Bruneau提出了“TOSE”框架进一步丰富了弹性城市的内涵，该框架由4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分别是技术弹性、组织弹性、社会弹性和经济弹性[10]。综合考虑弹性的内涵以及韧性的概念，韧性城市侧重强调一座城市在面对外界不确定风险时所具备的抗压与恢复能力，并在长期的适应性中调适自身以更具韧性。即就是城市为保障其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能仅在城市建筑表面提升面对外界重大冲击与压力的能力，更应在城市系统内部增强对抗不确定风险的韧性程度[11]。借助这一内涵特征，并在综合考虑韧性城市所具有的弹性与恢复力双重含义下，结合社会生态系统与韧性城市等相关背景，本文旨在表述长三角地区城市系统在生态环境、市政设施、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发展4个方面受到外界风险时所应具备的韧性能力，从城市系统内部提高城市的抗打击能力与恢复能力，并以韧性指数的形式加以测算。韧性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城市研究者对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和实现模式有了全新的认知[1]。

1.1国外研究进展

洛克菲勒基金会用绩效指标来描述韧性城市框架[12]。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应用该指标体系，对美国不同弹性等级的城市[13]进行分类。戈德沙尔克等人认为韧性城市应该是可持续的物质系统和人类社区的结合体，而物质系统的规划应该通过人类社区的建设发挥作用[14]。杰哈、迈纳和斯坦顿—格迪斯论述城市韧性的部分，即基础设施韧性、制度韧性、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15]。美国地震工程综合研究中心（MCEER）提出城市基础设施弹性框架图，并阐述其弹性的主要特征[16]。与之相比，坎帕内拉认为城市韧性实质上依赖于民众集群[17]。类似的，Ireni Saban则以城市社区为基础，在微观社区层面研究了城市社区抗灾韧性[18]。

综上，国外韧性城市的研究可以概括为：多从系统框架的角度去衡量不同尺度下城市韧性的组成方式，重点分析自然生态灾害对城市的威胁，并由城市层面向基础设施、社区等中微观层面开展系列研究，以定性描述分析居多，定量研究少。

1.2国内研究情况

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市韧性问题日益严峻，近年来国内相关学科领域学者就此问题开展了有益的尝试和探讨，开展了一系列韧性城市概念及其评价体系、评价方法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李彤玥等进行中国弹性城市研究方法的创新，定量界定城市弹性指数，并进行城市弹性诊断[3]。刘江艳等以武汉市为例，构建城市弹性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实证研究[19]。俞孔坚等把弹性概念引入城市水系统领域，据此系统评述了水系统弹性的评价方法以及弹性策略[20]。蔡建明，徐振强等人分别概括弹性城市的理论起源和国外实践，分析弹性城市理念的理解与应用进展[21-22]。此外，翟国方等就应对中国风险社会与弹性城市的打造，从不同视角阐述了诸如弹性城市建设标准、弹性空间、灾后修复体系等概念的应用背景，丰富了韧性城市的研究内容[23]。

纵观以上述研究，尽管研究视角不同、内容各异，但普遍认同城市韧性正在成为影响并制约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国内关于韧性城市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理论框架有待形成，并提出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韧性城市建设倡导。学者们以不同空间尺度的评价，区域、城市为基础的城市韧性精细化特征及构建的分析还相对缺乏。针对上述分析，从中观区域地级市尺度深入分析长三角地区城市韧性的度量与差异评价。

2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的长三角地区韧性城市评价

以往的城市系统无外乎是从社会、生态、经济等方面的耦合，而社会—生态系统是人（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紧密联系的复杂适应系统，受内外部因素干扰和驱动[24]。社会生态系统是人、自然、社會组成的复杂巨系统，是自然环境、经济、政治、历史、文化、治理、意识复合的巨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要素的连锁反应[25]。城市韧性在维护社会—生态系统稳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在人与自然系统中不断增强城市的抗打击能力，以最小的韧性空间作用力保全城市社会—生态系统正常运转。

2.1研究区概况

根据20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长三角城市群由沿长江城市群和杭州湾城市群构成，包括上海、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通、泰州八市和浙江省的杭州、湖州、嘉兴、宁波、舟山、绍兴、台州七市，以不足全国1%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5%的人口，创造了全国近20%的GDP。

2.2数据来源

本文统计数据的区域范围是长三角范围内16个地级市，具体指标均来自《江苏统计年鉴2015》《浙江统计年鉴2015》《上海统计年鉴2015》以及各地级市统计年鉴，部分生态环境韧性指标来自《2014年江苏省环境状况公报》《2014年浙江省环境状况公报》《2014年上海市环境状况公报》，部分经济韧性指标来自《2014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由于个别数据缺失，根据相邻年份值补齐。

2.3指标模型方法

由于韧性城市是一个综合规划的概念，需应对城市生态、工程、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提升对抗风险灾害的能力，并有针对性地提高城市韧性，测度城市面对外界各种冲击下的城市韧性程度。故借用风险灾害领域的相关研究，如周成虎建立的洪水灾害综合评估模型[26]，葛全胜建立的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评估模型[27]，何报寅建立的洪灾风险评价模型[28]，并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29-31]，通过为影响城市韧性形成因子赋予权重，借助指标模型进行评价。考虑到城市韧性方程R的空间特征和地理信息系统能力，故在空间框架内以栅格作为评价的基本单元，分别评价各因子对城市韧性的影响程度，然后利用GIS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模块提供的图层叠加功能，综合各影响因子得到城市韧性。其中，构建韧性城市方程如下：

R （城市韧性） = F （生态环境因子，市政设施因子，经济发展因子，社会发展因子）

2.4长三角地区韧性城市指标因子分析

在参照2014洛克菲勒基金会韧性城市指标体系[12]，刘江艳等人构建的韧性城市评价指标[19]，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建立复合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体系4个指标，二级指标体系24个子指标。在空间上根据城市韧性指数分布，利用500×500 m格网，以Arcgis10.2软件为平台，通过指标转换与空间内插离散化，得到指标因子影响度分布图（图1—图4）。

2.4.1生态环境对城市韧性程度的影响

生态环境：生态环境韧性是表征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中主要的一个因素，大多数人口集中在这样一个人工化的环境，居民的日常行为也都依赖于此。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风险表现在城市建设区域的不透水地面增加、公共绿地景观减少、排污系统和垃圾处理系统存在短板等，其结果导致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功能的退化。这就对城市的建成区绿地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排污与垃圾处理系统等指标提出了较高要求，在开发建设的同时保护城市生态安全，以确保社会生态环境的干净整洁。针对上述生态环境风险，采用绿地率、生活污水排放与处理等指标来监测生态环境韧性程度的高低，加对大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提升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安全的保障能力。具体指标包括：城市建成区绿地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本文在实际评价过程中，综合考虑了上述6个生态环境子指标，根据建成区绿地率越大、生活污水与垃圾排量越小，对城市韧性所做的贡献越大的原则，确定出长三角城市生态环境因子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度图（见图1）。

从生态环境韧性指数分析，长三角16个地级市城市生态环境平均韧性指数是0.39，处于中等韧性度状态。湖州、嘉兴生态环境韧性指数最低，均是0.22；其次是绍兴，是0.23；城市韧性指数最高的是上海市，0.69。从空间分布状况看，生态环境韧性较高的城市以长三角北翼城市为主（南京、扬州、镇江、常州、南通），并在地域分布上相对紧凑，生态环境地域性明显。南翼城市次之（杭州、宁波），中等韧性以上城市相对较少，在空间上也表现为零星状散落在长三角南翼地区，斑块化现象显著。整体而言，长三角16个地级市生态环境韧性都处于中等韧性程度，北翼城市地域分布集中，南翼城市则分布分散。通过提高生态环境因子来增强韧性城市应对风险的能力，即提高并重视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等生态环境因子的作用，在长期内使生态环境方面更具弹性与恢复力，从而增强城市的整体韧性水平。

2.4.2市政设施对城市韧性程度的影响

长三角地区市政设施风险表现在该地区天然状态下水网发达，但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后，道路建设密度大，排水系统建设标准不够，导致地面不透水面积大，管道排水不畅。城市在面对偶发冲击时，市政设施需承受一定的压力并在极端条件下使用，没有足够的城市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城市韧性也将极度脆弱。城市市政设施工程建设，尤其是城市中道路建设、建成区地段、排水管道、燃气运输以及生活用水管道等需提高作业标准，增强市政设施的韧性程度。而信息互联网基础设施作为新兴的“互联网+”理念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惠及居民生活、共享城市发展方面同样有着重要的渠道作用。基础设施等同于人体骨骼，是韧性城市中坚固的一部分，采用道路长度、排水管长度等指标衡量城市市政设施工程韧性。具体指标包括：城市实有道路长度、建成区面积、互联网普及率、排水管道长度、燃气普及率、供水管道长度等。本文在实际评价过

程中，综合考虑了上述6个市政设施子指标，根据城市供水与排水管道越密、燃气普及率越高，对城市韧性所做的贡献越大的原则，确定出长三角城市市政设施因子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度图（见图2）。

从城市市政设施工程韧性指数分析，长三角16个地级市城市市政设施工程平均韧性指数为0.30，处于中等韧性度状态。扬州市政设施工程韧性指数最低，是0.14；其次是舟山、嘉兴，均是0.18。城市韧性指数最高的是上海市0.75。从城市市政设施工程的空間分布状况来看，长

图1生态环境因子影响度分布图

Fig.1Influence degree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三角南北翼城市差距相差不大，并有逐步缩小的趋势。具体而言，低中高城市市政设施工程韧性在其地域分布上多呈现分散状态，市政设施工程建设已成综合体系，地区发展具备支撑力，并逐步趋向协调均衡发展。通过市政设施因子来增强韧性城市应对风险的部分能力，即提高并重视城市实有道路长度、供水管道长度等市政设施因子的作用，在长期内使市政设施方面更具弹性与恢复力，从而增强城市的整体韧性水平。

2.4.3经济发展对城市韧性程度的影响

一个强大的城市经济体系是维系城市发展的动力，经济韧性高的地区，产业优化合理，城市能够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追求长期繁荣。其中第三产业是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而人均GDP、居民收入、存款余额等经济指标又是居民最基本的经济保障。外商投资指标表明利用外资弥补城市建设资金的需求，促进投资增长。财政预算支出指标表明既满足城市基本建设支出，又能提供社保补助等作用，以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这方面主要涉及到社会经济运转情况，城市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吸引外资投资并分配资本，建立城市应急资金的能力。具体指标包括：第三产业、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本文在实际评价过程中，综合考虑了上述6个经济发展子指标，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多、公共财政支出越大，对城市韧性贡献越大的原则，确定出经济发展因子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度图（见图3）。

从经济状况韧性指数分析，长三角16个地级市城市经济平均韧性指数是0.37，处于中等韧性度状态。泰州、扬州、镇江经济韧性指数最低，均是0.20；其次是舟山、台州，均是0.23。城市经济韧性指数最高的是上海市，为1.24。这些城市虽然与上海相比相差悬殊，但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来，都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据《2014年长三角核心区经济发展报告》数据显示[32]，长三角16个地级城市GDP总量突破10万亿元，增速均值为9.0%，高于全国GDP增速（7.4%）1.6个百分点，经济运行合理增长。从经济韧性的空间分布状况来看，除上海外，南京、苏州、宁波城市经济韧性处于较高韧性度水平，出现了相对集中的特征，反映出长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效果明显，经济韧性较高。通过经济发展因子来增强韧性城市应对风险的部分能力，即提高并重视第三产业、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等经济发展因子的作用，在长期内使经济发展方面更具弹性与恢复力，从而增强城市的整体韧性水平。

2.4.4社会发展对城市韧性程度的影响城市社会发展以人为本，涉及到城镇人口的健康和福祉。人均住房、恩格尔系数、城镇人口数等侧重考虑长三角地区居民的生存需求，提供正常生活条件。在发生危机灾害时，卫生机构能够提供居民紧急医疗服务，以保障人口的健康生存。采取卫生机构床位数，参保人数等指标确保稳定的韧性城市社会发展环境，接受高校教育同样能提高居民技能素质与应对风险的能力。具体指标包括：城市恩格尔系数、城市卫生机构床位数、普通高等院校在校人数、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城镇人口数量、人均住房面积。本文在实际评价过程中，综合考虑了上述6个社会发展子指标，根据卫生机构床位数越多，参保人口基数越多，对城市韧性贡献越大的原则，确定出长三角城市社会发展因子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度图（见图4）。

从社会发展韧性指数分析，长三角16个地级市城市社会发展平均韧性指数是0.34，处于中等韧性度状态。湖州社会发展韧性指数最低，为0.17，其次是扬州、镇江，均是0.19。社会发展韧性指数最高的是上海市，为0.86。从社会发展的空间分布状况来看，长三角北翼城市社会发展韧性“连块化”现象高于南翼城市，北翼城市社会发展韧性低于南翼城市，且北翼城市间存在差异较大。通过社会发展因子来增强韧性城市应对风险的部分能力，即提高

并重视城市恩格尔系数、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等社会发展因子的作用，在长期内使社会发展方面更具弹性与恢复力，从而增强城市的整体韧性水平。

3长三角地区城市韧性的综合评价及结果分析

综合考虑生态环境、市政设施、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情况，并根据前述计算得到的4个指标因子影响度栅格图层，在Arcgia10.2模块中的地图代数功能支持下，将各指标因子图进行叠加分析，得到城市韧性综合图（见图5）。从综合评价结果看，长三角16个地级市城市的平均韧性指数是0.36，处于中等韧性度状态。虽然从整体上呈现出中等韧性，但城市间韧性程度具有明显差异，其空间分异状态并不完全追随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达水平。数据显示，城市韧性指数最高的是上海市，0.91。嘉兴市城市韧性指数最低，为0.21，其次是湖州、泰州，城市韧性指数均为0.23。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长三角地区地级市韧性程度发展不均，城市韧性指数在不同地级市之间，个体差异较大。从图上可清楚看到长三角地区地级城市韧性的空间分布特点：

（1）以长三角中部上海城市韧性程度最为突出，其次为苏州。长三角北翼城市南京、苏州、镇江、常州、无锡等以及南翼城市杭州、宁波等城市韧性程度较优。

（2）长三角南北翼城市比中部城市的韧性程度高，说明长三角南北翼城市社会生态系统更为健康，对外界的各种变化具有一定的韧性，面对外来冲击时可以表现出一定的防御能力。

长三角地级城市韧性在空间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韧性分异特点，这是由不同城市在面对生态、自然灾害时的状态，自身的韧性适应能力、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生活环境多样性及基础设施建设共同作用造成的。从城市社会生态条件来看，长三角地区在快速发展与新区建设过程中，耕地面积减少、建设用地扩张，生物丰度、植被覆盖、水网密度等环境要素与欧美发达城市相比差距較大。长三角地级市生态环境质量大致以上海-苏锡常-南京为界。上海、苏州、无锡、南京和常州等城市位于长江沿岸，因工业化消耗的自然资源与排放的废弃物多于长三角其他地级市，社会生态环境较差，这就需要在城市开发中提高城市生态环境韧性，降低城市生态脆弱性，注重提升区域生态环境调节和自我恢复功能。

在以上的分析中，通过探析生态环境、市政设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4个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而在城市社会中形成不同形式的动态应对风险的机制（例如建立防灾减灾基金），通过深入分析城市韧性的影响因素，对城市重点区域加固整修，以期建立起城市这一人工社会生态系统长期抵抗风险的能力。

4结论与讨论

外界灾害给城市带来破坏性危害，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的城市韧性评价逐渐得到重视。针对城市面临的风险灾害，在提高城市的抗打击能力与恢复能力的同时，增强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对外界风险的适应力，让城市在时空范围内不断调适，具备韧性以减少损失。本文分析表明，长三角地区16个地级城市整体呈现出中等城市韧性状态，个体城市间韧性程度差异较为明显，空间分异状态并不完全追随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达水平。就长三角地区而言，得到评价结果如下：

①长三角地级城市韧性呈现“级差化”分布状态，总体呈现出中等韧性状态；

②长三角地级城市韧性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其北翼城市比南翼城市韧性程度较高；③长三角地级城市经济、生态韧性在空间分布上相对集中，趋向协调均衡发展。

深入分析城市韧性的构成，以社会——生态系统的视角探究城市韧性，可以较为明确地理解城市是如何在面对外界冲击保持自身韧性并正常运转，从各个方面增强城市韧性，达到城市所应具备的韧性标准，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文章不足之处在于只对长三角地级城市韧性作了静态的横向对比，缺少动态演化过程，即不仅需要评估当前状况，还需要考察时空差异性及应对行为之下的韧性状况，以及考察城市韧性与城市规模大小是否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韧性城市的建设，是把城市发展模式从量上的扩张转变到质上的提升，降低城市脆弱性，不断增强城市对外风险的适应能力与韧性程度，从而在实践中满足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需要。同时，由于中国各地区生态系统、社会发展条件的差异性较大，在受到外界冲击时会呈现出不同的韧性状态，这就提示不同城市应采取不同的应对能力与韧性城市发展途径。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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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 resilience of prefecture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rom a socioecological perspective

SUN Yang1，2ZHANG Luocheng1YAO Shimou1，3

（1.Key Laboratory of Watershed Geography，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Lim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Jiangsu 210008， China； 2.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China； 3.Hong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silience of 16 prefecture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2014 by combining actual situations and the perspective of an urban socioecological system. This paper aims to improve the abilities of cities in dealing with serious trauma and chronic stress， boost their antistrike and recovery capabilities， and increase their resilience against uncertain risks. Measuring standards are determined by selecting 24 specific indicators based on the aspect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unicipal facilities， econom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sing the GIS spatial overlay analysis method. First， the raster layer of the effect of each factor on a resilience of a city is acquired by analyzing and digitalizing the four component factors of city resilience， i.e.， ecology， municipal facilities， econom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ubsequently， the evaluation map of the resilience of the prefecture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s obtained by spatially overlaying the rater layers. E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①the resilience of the prefecture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shows a “differen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the entire resilience is intermediate； ②the spatial differential features of the prefecture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re remarkable， and the resilience of the northern citi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outhern cities； and ③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s， and the resilience of the prefecture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concentrate relatively and tends to develop equally. The evaluation results conform with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ity resilienc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n the recent years. The cities can also improve their socioecological system using the analysis to cope with the external risks， allowing them to become more resilient. Moreover， the results offer ideas regarding resilience analysis of the cities in different spatial sizes.

Key wordsresilience； antistrike capability； adapt risk； Yangtze River； social ecology； G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