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唯

1946年，余秋雨出生在余姚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本分的基层公务员，母亲则是一位没落大家族的小姐。在他出生那天，天上一直下着小雨，因此他得名“秋雨”。

余秋雨的童年是在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市）度过的，乡村的生活简单、清贫而又快乐。从上海来的母亲几乎是村里唯一的文化人，她在村子里开办了一个免费的识字班。儿时的余秋雨跟在母亲身边玩儿，认识了不少字。

4岁那年，余秋雨背上书包走进了乡村的小学。小学有一个图书馆，有几十本童话和民间故事，十分诱人。但几十本书怎么能满足得了几百名学生呢？老师想出了一个办法：写100个毛笔小楷字才能借一本书。余秋雨写的一手好毛笔字，就是在那时打下的根基。他在回忆那段日子时曾说：“我正是用晨昏的笔墨，换取了享受《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的权利。直到今天，我读任何一本书都非常恭敬，那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在余秋雨11岁的时候，为了能让他有更好的前途，全家人借住到了上海市区。余秋雨在上海报考了中学。

中学的图书馆不小，但每天借书都要排长队，而且想借的书十次有九次都被借出去了。后来，余秋雨到处打听，终于知道有一个叫“上海青年宫图书馆”的地方借书比较方便，他立即去申办了一张借书证。青年宫在江西中路200号，快到外滩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人们每天都吃不饱。余秋雨在晚饭后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青年宫，走到一半就饿了。当他走到图书馆时，离人家关门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了。从青年宫图书馆把书借出来也不容易，所以余秋雨只能在那里看。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等他找到书，就只剩下半个多小时了，能读几页？但是，就为了这几页，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每天都忍着饥饿走一个多小时，看完再走一个多小时回家。这种如饥似渴的閱读精神怎能不让人为之感动？

正是少年时那段艰辛的阅读时光，为他今后的文化之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余秋雨的《长者》一文中，我们看到了余秋雨在年轻时发愤读书的情景。1975年世事纷扰，29岁的余秋雨因肝炎回乡下养病，在恩师盛钟健先生的帮助下，他被安排到奉化山间的一个蒋经国图书室，专心阅读了当时很难找到的《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等书。这简直是上天一个有意的成全，也使得余秋雨像金庸笔下的人物那样，仅有高人指点还不够，还让他在某山某洞中获得了某种“武功秘籍”。这次的阅读经历对余秋雨来说无疑是重要的，因为这正好和他在上海戏剧学院张可老师的指导互为补充，张可指导他接触西方文化，这次他却走进了浩瀚的中国历史。

关于读书的方法，余秋雨有一个著名的“畏友”论：“应该着力寻找高于自己的‘畏友，使阅读成为一种既亲切又需花费不少脑力的进取性活动。尽量减少与自己已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阅读层面，乐于接受好书对自己的塑造。我们的书架里可能有各种不同等级的书，适于选作精读对象的，不应是那些我们可以俯视、平视的书，而应该是我们需要仰视的书。”

余秋雨在写作散文之前，就已经是一位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一切能够用学术方式表达清楚的各种观念，他早已在几百万言的学术著作中说清楚。因此，他写散文，是要呈现一种学术著作无法呈现的格调，那就是白先勇先生赞扬他的那句话：“诗化地思索天下。”他笔下蕴藏的“诗化”灵魂，是“给一系列精神悖论提供优美的仪式”。

余秋雨写作散文前已经有过深厚的人生体验。他出生在文化蕴藏深厚的乡村，经历了十年浩劫，后被推举为高校领导，还感受过辞职前后的苍茫心境，更是走遍了中国和世界。因此，他所选的写作题目，总能在第一时间震动千万读者的内心。即使讲历史、讲学问，也没有任何心理隔阂。这与一般的“名士散文”“沙龙散文”“小资散文”“文艺散文”“愤青散文”有着极大的区别。

另外，余秋雨在小说、戏剧方面的创作，皈依的是欧洲20世纪最有成就的“通俗象征主义”美学。诚如他在《冰河》“自序”中所说：“为生命哲学披上通俗情节的外衣；为重构历史设计貌似历史的游戏。”这种“通俗象征主义”表现了他高超的创作智慧，成功地把艰深的哲理化解在人人都能够接受的生动故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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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作家、散文家。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80年陆续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等书。1985年，余秋雨成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1986年被授予上海十大学术精英称号，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

（小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