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列阵，黄沙百战穿金甲；塞上点兵，大风起兮云飞扬……7月30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一场气势磅礴的沙场阅兵庆祝90岁生日。在朱日和训练基地参加实战化训练的三军将士沙场列阵，以战斗姿态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接受党和人民检阅。

“海上作战第2方队随即而来，领队为刘子柱少将。受阅的鹰击-83K空舰导弹和鹰击-62A岸舰导弹，突防能力强、打击范围广、毁伤威力大，是海军反舰慑敌的中坚力量。”伴随着气势磅礴的解说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以下简称三院）参与阅兵型号武器装备研制和保障人员、党支部书记、青年技术人员代表围坐在电视机前也不时发出阵阵喝彩。

“这次沙场阅兵，我们三院共有6个型号的装备参与其间，其中包括海军两型、空军三型和火箭军一型。你说我们怎么能不激动呢？”孙长胜兴冲冲地告诉笔者，作为三院31所机加中心（机械加工与特种加工中心）资深操作员。他日常的工作便是操作数控机床，同作为“大国长剑”的飞航式、巡航式导弹们精密加工制造打交道。

一般而言，说起导弹人们总会把它同“高、精、尖”的画面联系在一起——比如在眼下正横扫银幕的《战狼2》里，随着舰长一声咆哮“开火”，从052D驱逐舰上垂直发射的巡航导弹便拖曳着愤怒的火焰飞向天空，继而把相隔百里外的叛军坦克砸个稀烂。作为现代军备防务的“杀手锏”，导弹攻击不仅是具有极大威慑力量的打击手段，更是一国科技研发水平与精密制造能力的集中体现。

回首往昔，1955年爱国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偕夫人冲破重重阻挠，从大洋彼岸返回故土。面对陈赓、彭德怀等军界首长关于新中国能否早日造出导弹的殷殷期盼，他给出了坚定地回答，“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只要国家下决心，我们就能搞出导弹！”之后，在《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中，他还论述到，“导弹技术是卫星发展的基础，一旦发展起来后，将来既可用于空间探索，也可用于军事打击。”这份《意见书》最终递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案头，据说毛主席听完汇报后灭掉手中的烟蒂，撂下一句话：搞！于是中央很快决定马上搞导弹，而且导弹、原子弹一起搞！——这，便是后世人们所熟知“两弹一星”计划的雏形。1956年10月份，新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创建，钱学森出任院长。

说起往事，31所党办杨主任对史料进行了讲述，“当时罗荣桓元帅亲自参与选址，车开出长安街后一路向西，走啊走，来到了丰台区云岗。眼见这里一马平川又兼顾保密，便定了下来作为五院的一部分。” 现如今的中国航天科工三院正式成立于1961年，作为中国飞航导弹事业的发祥地，是目前全国飞航导弹最主要的制造商。这其中，三院下设的31所负责担纲导弹发动机这一核心部件的研发生产，前任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曾题词“飞航动力之光”赠予该所，足见其在整个三院的分量。

半个多世纪以来，整个云岗地区逐渐发展为一座以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为主的航天城。在城区的广场绿地上，一座抽象的装置艺术无声地诉说了这里的究底：银色的飞弹斜指苍穹，红色火焰幻化为一条彩带缠绕弹体。“上世纪90年代，我们刚参加工作，在去云岗的朱家坟路口还会看到一座抗战时期留下的碉堡，上面写着‘外国人不得进入。那时这儿还是军事管制区。” 杨主任说道。

职责所在，一代代三院人为巩固、提高共和国国防水平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乃至热血；使命所系，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姓与贡献也许永远都无法为世人所知。在举国都在为朱日和阅兵深感感奋之际，我们不应忘却钱学森、梁思礼等大师们的远见卓识与高屋建瓴，亦不能忽略为制造这些武器装备而奋战在生产一线的千万工人师傅。前文提到的孙长胜便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这位80后的山东汉子从班组内崭露头角到闯到国字号赛场，从参加所级技能竞赛到登上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双手，成为新时期“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工匠精神”是去年至今中国社会的“热词”。李克强总理曾在去年五月间四川雅安芦山县考察时寄语当地学生：国家需要搞普通研究的人，也需要搞专业工作，当高级工匠的人，“后者现在我们国家更需要”。在总理看来，上大学和读高等职业学校，不管走哪条路都可以成为大师，“工匠也可以成为大师！”

是的，工匠也可以成为大师——2008年，当孙长胜从西安航空技术学院毕业，来到北京云岗，来到31所入职报到时，他说那时的自己肯定想不到今天能取得的成就。横亘在他面前的除了一道道技术难关，更是“航天”這两个字眼所带给他巨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