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梦是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在1931年正式提出的概念。但从第一批清教徒踏上这片土地时，美国梦就已形成并开始了它的变化历程。人们往往认为美国梦的实现是美国个人主义的体现、是个人不断奋进努力的结果。但是本文却认为：美国梦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个人无法独立完成这项任务，而是社会中层组织和个人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只有通过社会中层组织的帮助，个人既可以防止政府的侵权行为，又可以很好地利用社会中层组织为实现个人的美国梦所提供的各种条件。因此，该文将利用社会中层理论分析实现美国梦和社会中层组织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美国梦；美国梦的实现；社会中层理论

一、美国梦的概念

作为美国文化的核心理念，美国梦召唤着一批批的追梦者在这片土地之上为之奋斗。那么究竟美国梦是什么？学术界对此却没有统一的结论。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在1931年首次提出这一概念，认为“美国是一块由梦想组成的土地，各个阶层的美国人应生活得更加地美好和富足。这样的生活是我们对于美国梦这个抽象感念和世界福祉做出的最大的贡献。”詹妮弗·霍赫希尔德将美国梦视为“个人持有的一种信念，通过艰难的努力来实现成功和个人价值，这也是美利坚国家的核心灵魂。”而威尔伯·考德威尔从更加世俗的方面做出了解读：“财富、社会地位、尊重、平等、安全、权力、自我实现、名声和富庶的生活，这都是美国梦的组成部分。它是一套实现成功的信条。”尽管美国梦这一概念于1931年提出，但是它的形成和演变从踏上马萨诸塞港的清教徒便开始了。随着大量移民涌入美国，每一代人对于美国梦都有着属于他们的定义并不懈追求着心中的目标。

二、理论简介

社会中层理论是由社会学家彼得·伯杰和理查德·诺依豪斯在论文《给予人民权力》中提出的。“社会中层组织是处于个人生活领域和社会大型机构（如：政府和大型跨国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结构。”家庭、学校、社区、教堂和志愿者组织等都是典型的社会中层组织，它们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矛盾的缓冲物；同时也是产生和维护个人和社会价值的组织机构。彼得·伯杰认为“不断扩大的政府对于公共生活的干预与受到挤压的个人生活和隐私之下的社会二元对立结构，是典型的后现代社会的症结。社会中层结构便存在于二元对立之间。中层组织是个人在社会中保持自己的身份和意义的避风港，为他们提供可以依赖的社会稳定性。”

从上述对于美国梦的定义中可以判断出，个人奋斗同美国梦紧密结合。但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后工业化对人的异化作用，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仅凭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美国梦的。尽管社会中层组织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形成，但其在美国梦的发展史上始终伴随着它们的身影，为个人实现美国梦提供了有利的支持。所以，此论文将美国梦的实现由个人主义的角度转向到社会中层组织，浅析在美国梦的不断演变下社会中层组织同美国梦的紧密联系。

三、美国梦与社会中层组织

1.美国梦的演变

（1）从殖民地时期到内战时期

第一批到达北美大陆清教徒们虔诚的信念和实践宗教自由成为了美国梦的雏形。而身处南方弗吉尼亚的殖民者们将17和18世纪英国乡村的悠闲生活移植到了新大陆，实现英国世俗的价值和理想成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美国之梦。正如威廉·伯德所说，“……因为温暖的气候、丰饶的土地以及分散的居住给予那里的中产阶级成为新的英国乡村绅士的机会……因此，在他们心中，休闲的生活方式、农业经济以及乡村别墅就是他们的乡村之梦。”

进入18世纪70年代，随着各个殖民地联系的加强和民族意识的逐渐形成使得殖民地人民逐渐统一起来，共同追求独立国家的美国梦很好地体现在了《独立宣言》的“追求幸福的权利”之中。正如富兰克林对它的解释“时刻准备、辛勤工作、节俭持家、抓住机遇，那么成功和幸福便会属于你。”

由于《宪法》对于投票权的限制减少，这就使得曾经一无所有的白人男性有了更多上升的机会。同时，工业革命的到来使得美国人的辛苦劳作、节俭持家和拥有土地的传统美国夢模式不再适应新的时代，逐渐将短时间内能够见到收益的商业活动和接受教育作为完成社会阶层流动美国梦的实现手段。

（2）工业革命时期

内战的结束和工业革命的推进颠覆了美国梦的理想主义成分，与暴富、贪婪和野心相关联。对于财富的肆意追求和道德的缺失不断侵蚀着美国梦强调的机会平等传统价值。伴随着新的美国梦，加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衡量成功的标准不再是辛苦劳作和勤俭，而是财富和权力。1890年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特纳指出，“边疆已经消失了，与之消失的还有美国历史的第一阶段。西部的土地推动了过去大量的机会和政治的平等，而将来却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工业革命不断侵蚀着个人的权利以及实现美国梦的机遇，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的出现主要是缓解紧张的社会矛盾、保护个人的权利以及重申实现美国梦的可能性。按照考德威尔的理解，进步运动是美国梦的转折点，因为进步人士尝试着将美国梦的实现同政府相连，寻求政府的权力来保护弱者、加强对市场的监管来保证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机会。但是深植于美国人心中对于大政府的恐惧使得进步主义美国梦显得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一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使得美国人更加坚信原始的个人主义以及自由市场是实现美国梦必不可少的条件，巨大的财富和激烈的竞争又重回轨道。社会批评家门肯认为，“当前的美国梦是危险的，因为对于虚幻的疯狂使得批评之声消失于喧闹之中。”所以，“蓬勃的20年代”带来的虚假繁荣在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1930年代的大萧条中破灭，将美国梦拖入深渊之中。因此，罗斯福政府的首要任务便是恢复美国人的信心和重塑美国梦。“有稳定收入的工作是大多数美国人成功的基础，然后逐步上升……我们的政府亏欠每个美国人一个拥有足够上升的渠道。”对于罗斯福来说，在大萧条时代，重建美国梦就要求政府承担起个人获得平等机会和成功的责任。endprint

（3）后工业时代

二战后的美国梦同国家高涨的情绪一样：富裕、自由与平等。对于个人来说，他们的美国梦就意味着汽车、洋房、电视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但是这种高度标准化的美国梦却损害了美国人的创造性，“会因为统一性这样的集体价值而放弃个人的成就。”因此，大致可以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梦呈现出的便是牺牲个人主义而获得物质上的丰富。

而1960—1970年代社会的动荡又见证了美国梦的分裂，尤其是女性和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将重塑《独立宣言》和《宪法》中的信条作为他们的美国梦。《我有一个梦想》是马丁·路德·金对于核心美国梦最佳的解释。女性将全面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以及独立地承担起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作为自己的美国梦。

进入1970年代以来经济和政治上的动荡，总统里根抛弃了自罗斯福新政政府全面干预的政策，回归到传统的美国梦，即：市场竞争和对机遇的争夺是挖掘个人潜能的关键因素，回报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和能够辛勤工作，强调责任感、勤俭节约和努力奋斗。与里根传统的美国梦相比，以克林顿为代表的民主党则认为不论种族和性别，政府都应该确保每个人享有同等的机会。克林顿的美国梦中一定不能缺少政府的角色，用政府的力量来确保个人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因此，他认为“政府的责任就是去创造更多的机会。那么，人民的责任便是去充分利用它们。”

2.社会中层组织与美国梦的结合

（1）从殖民地时期到内战时期的中层组织与美国梦的关系

在新英格兰地区，社区是典型的社会中层组织，为殖民地人民获取他们的权利以及保护他们的美国梦提供了保障。因为温斯洛普相信如果人们建立了“神圣的共同体”，就能规范社区成员的行为以此来满足上帝的道德准则并实现“山颠之城”的梦想。具体来说，共同的政治理念、宗教和习俗能确保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抵御任何的困难。另外，社区也是重要的创造和维护社会价值的重要媒介，并鼓励个人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争取他们的利益以及捍卫他们的美国梦。社区精神尤其在跨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和西进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社区这样的中层组织之下，殖民地时期家庭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养育子女，同时成为了个人在面对自然和社会之时的有力保障。首先，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每个人都会在其中得到宗教和道德上的教导。新英格兰的每个家庭都肩负着“为他们的孩子打破罪恶的魔咒、将对于上帝神圣力量的敬畏深入内心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之上，孩子们的第一课是在家长的指导下形成好的道德习惯，以此更好地融入社会和形成他们的美国梦。其次，在殖民地时期，家庭是当时独立的经济单位，大多数都是家庭作坊。由于儿童是不容小觑的劳动力，那么家庭往往会资助子女们开创自己的生意，或者帮助他们掌握某种技能来助推他们美国梦的完成。再次，随着边疆的不断拓展，家庭也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不可取少的元素。”在未开化土地之上，家庭提供了躲避外部险恶环境和稳定生活的地方。按照丽莲·施勒塞勒的理解，当时的家庭生活主要由妇女的辛勤劳作和邻里之间相互的协作共同维持。

殖民地时期，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因其独特的管理方式、资金支持和录取制度极大地推动了个人的理性认识和实际运用能力。布尔斯廷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从殖民地时期便打破了与社会之间的隔阂，将学生从象牙塔里释放了出来。不仅消除了精英教育与全民教育之间的障碍，而且这样也大大地增加了学生的入学率。因此，殖民地时期的大学既为学生理论知识的应用打开了市场，又通过培训为律师、医生和商业等领域输送了人才。在不断与市场的互动之中，学生能够准确定位自己的兴趣所在，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自己的美国梦。随着19世纪中期大量移民涌入到中西部地区，开拓者们经常将设立大学作为了吸引人才、增加城市竞争力的良好契机。

（2）工业革命时期的中层组织和美国梦的关系

工业化的刺激促成了家庭职能的转变，同时也调整了它作为社会中层组织同美国梦的关系。首先，核心家庭取代了传统的大家族，经济职能也让位于大型的工厂。因此，家庭的职能变得单一，只作为逃离外部喧嚣世界、抚养子女以及保护隐私的场所。它也成为子女完成初次社会化的场所，从父母身上学到关于社会道德和个人奋斗的经验，从而形成他们自己的性格，并逐渐组建自己的美国梦。其次，按照塔玛拉·K·哈洛文的研究，工业化并没有完全颠覆传统家庭的作用，而是重新定义了它。移民和少数族裔的家庭仍旧相互依靠和帮助，以此来帮助外来人口更快地适应城市生活。在逐渐融入到新环境的过程中，这些人逐渐接受美国文化、慢慢地形成自己的美国梦。

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对于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于人才的需要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因此，学校系统也需要做出调整来适应时代的要求。学校开展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如1908年创立的童子军，不仅扩展了学生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锻炼了学生的生存和适应环境的能力。高等教育也开始在实用的思路之上对专业进行了科学性的细化，例如密歇根大学的农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等。为了使个人实现自己的美国梦，接受优良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更重要的还是作为中层组织的学校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搭起的桥梁，正如赫伯特·克罗利所言：“伟大的美国梦只有教育才能实现。”

进入20世纪，美国的商业巨头们到达了事业的顶峰，也受到了来自进步主义人士的批评和反垄断法案的调查。因此，他们便采取主动的行动去融入到了社会改革之中，基金会是新形势下涌现的新型中层组织。作为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基金会的目标就是消除导致社会问题的根源、创造更多的机会以及通过对教育的投资来加强社会改革。例如，“在1920年代，美国前100个基金会将43%的资金捐献给了教育事业，从而建立新的学术机构、将教会学校转变为高质量的研究性大学。”美国的基金会不仅为个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同时，通过向他们分配平等的教育资源从而提高他们追求梦想的能力，而且也为个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去实现美国梦想进行更好地社会改革。endprint

（3）后工业时代的中层组织与美国梦的关系

维维安·R·约翰逊在《社会中层组织连接下的家庭和学校》中强调父母和学校之间的脱节往往会导致孩子和所在学校之间的文化冲突。例如，缺乏与学校之间的有效沟通会使得低收入以及少数族裔家庭的父母忽略孩子在学习以及性格方面的问题。美国梦是构建在美国传统价值观念之上的，个人如何构建美国梦以及采取何种方式去实现它都取决于他在初次社会化时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因为来自健全家庭的“父母会尽力将他们的世界、特别是他们的价值观以及道德教育传递给他们的孩子。”相反，带有人格缺陷的儿童往往会会从本质上树立起不健全的美国梦，相应的实现手段也同样会出现问题。所以，社会学家希利会将家庭看作是“首要的社会中层组织。”

相较于家庭，学校是儿童再次社会化的重要媒介，儿童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做好了接受社会考验的准备，另外也强化了面对未来挑战和机遇的心理准备。首先，后现代的美国教育体现了最基本的理念，特别是对机会平等的重视。通过不同层级的公共教育系统，每个人都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教育。同时，教育系统又具有开放性，鼓励个人依据自己的能力去攀爬学术的高峰。另外，美国教育体系不单纯地聚焦于学术，更像是学生实践其美国梦的训练场，通过提问和独立思考来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此外，大量的课外活动也不断的强化着学生的社会技能。正是通过这样的活动，“学生的特殊才能、成熟度、责任心、领导才能和与他人相处的能力等都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平等的教育机会就意味着在社会竞争中获得相对平等的成功机遇，再配以开放性的系统给予学生的广阔思维以及多样性的想法，都成为实现美国梦不可缺少的要素。

但是由于各地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以及私立学校的存在使得在公立学校就读的学生所接收到的教育有所差别。除了政府的贷款以及减免政策外，公益基金会便是帮助这些学生接受良好教育并实现他们美国梦的中层组织。上文提到的公益基金会现在已经广泛地惠及到了最为普通的美国人。“它不会直接地去资助穷人，而是去捐助非盈利组织或研究机构。目的就是去研究同人类相关的贫困、疾病和其他问题，从而去消除这些问题以提高人类的生活。”

四、结论

当第一批清教徒踏上新大陆的土地、去实现他们的宗教热情和建立“山颠之城”开始，美国梦便从中孕育。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不同文化的交织促成了对于美国梦的不同解释以及推动了美国梦的演化。同样，不同的美国梦会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传统意义上，美国人经常将个人的奋斗、自立和品德作为实现美国梦最为重要且唯一的手段。个人主义是同美国梦紧紧相连的。但是由于殖民地时期的险恶的自然环境、工业化时期的激烈竞争以及后工业化带来的异化作用，单单凭借个人力量来实现美国梦是不可能，所以一定要借助外界力量的协助。因为美国人心中对于大政府的担忧，社会中层组织的出现能够很好地在个人和政府之间起到协调作用，既能帮助个人抵御政府对个人的压迫，又能协助个人来完成他们的美国梦。此文正是结合社会中层理论，在回顾美国梦几次演变的基础上，分析了实现美国梦和社会中层组织的关系，为研究美国梦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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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理查德·佩尔斯（著），卢允中、严撷云、吕佩英（译）.激进的理想和美国之梦—大萧条岁月中的文化和社会理想[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

刘嘉（1983—），男，回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美国文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