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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民俗化及其应对

2017-09-04朱明月

法制与社会 2017年21期
关键词:腐败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深化制度建设和科学防治腐败,反腐倡廉工作效果显著。但值得警惕的是,在社会生活中仍存在着腐败民俗化倾向,侵蚀社会风气。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通过结合腐败民俗化概念,探究腐败民俗化的主要原因,并针对部分儒家思想、传统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结构三大原因进行对策分析,最后提出构建廉政文化、优化政府管理体制和运用新媒体网络平台三大对策,以期对遏制腐败民俗化有所帮助。

关键词 腐败 民俗化 原因

作者简介:朱明月,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D2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7.354

一、腐败民俗化

(一)腐败的界定

关于“腐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政治制度等环境下有着不尽相同的含义,但是它有一个基于“以公谋私”的共识。

基于共识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腐败”概念,主要有以下四个观点:第一,从定义的角度,有行为定义、感知定义、互动定义等。第二,从权力的角度,阿克顿曾言“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约束权力的权力制度是否合理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点。第三,从公共职责的角度,腐败就是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借助职务之便谋求私利是腐败行为的具体表现。第四,从主体的角度,通常將腐败行为的主体约定俗成为拥有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而腐败行为也相应定义为公职人员或者行使公共职能人员的失职或违法行为。

但本文所讨论的“腐败”是基于以下两点。第一,其对象从拥有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扩大到任何公民。第二,其行为从对公共权力不正当的运用和偏离公共职责扩大到以下两方面。一是给自己或私人利益集团带来一些不正当的好处,二是故意给个人、社会或者国家带来不合法利益。

(二)腐败民俗化

民俗和官场本来并不搭界,民俗有民俗的礼仪文化,官场有官场的行事规则。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多领域的交叉影响和人的趋利性使“民俗”和“官场”联系起来。“腐败民俗化”是由瑞典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所提出,他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研究了腐败的原因和影响,认为“腐败民俗化是由掌握权力的人将腐败形成潜规则、习惯和风俗,而人民群众默许、羡慕甚至参与腐败两方面相互促进产生。”

腐败民俗化呈现矛盾性,主要体现在观念和行为相悖两个方面。对个体来说,一方面自身在思想观念上对腐败深恶痛绝,但另一方面自己也随波逐流做出腐败行为,成为言行不一的“两面派”;对国家而言,一方面“灰色关系”暗流涌动,另一方面正式法律制度条文在不断完善。

(三)腐败与腐败民俗化的关系

关于腐败与腐败民俗化的关系,根据缪尔达尔对腐败民俗化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两者的内在联系。在两者的关系上可以描述为,腐败是形成腐败民俗化的潜在前提,而腐败民俗化以民俗为载体导致腐败进一步加深。由此,二者之间形成了“腐败、腐败民俗化、更大面积腐败”的恶性循环。其中对待腐败问题的态度是解决腐败民俗化的关键点。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在任何社会形式下一个政权孜孜追求的均是一个社会如何尽可能地减少腐败,从而维护公共利益。通过对腐败的有效预防和严厉惩处来影响人们对待腐败的态度,进而防止腐败民俗化产生。

二、腐败民俗化原因

(一)部分儒家思想

1.王权主义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思想文化在大部分时期都是当时统治阶级所倡导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统治阶级利用儒家思想中维护封建统治的内容教化百姓,从而形成“王权支配社会”的王权主义社会。在其所倡导的王尊、臣卑、民贱等社会意识支配下,社会分成至尊至上的君主、掌握权力的官僚和唯命是从的百姓三个阶层。至今,这种“王权主义”思想的残余仍然影响着一些人,他们还将这些腐败思想从官僚体系扩散到经济、生活等领域,进而加深了腐败民俗化倾向。

2.中庸之道

中庸,出自《论语·雍也》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指人们在进行思考和做出行为时,掌握事物的“度”,是儒家的伦理学和方法论。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在生活及官场上对“中庸”的运用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官场官员的中庸和不作为更是与原意背道而驰。因此,在这种思维方式下,社会出项大批“乡愿之徒”,上至大小官吏下至普通百姓,深谙“中庸之道”,在腐败面前采取随势附和或明哲保身的“墙头草”态度,逢年过节随波逐流地给上级“孝敬钱”已成为一种主流现象,从而使腐败民俗化不断扩散。

(二)传统政治制度

1.中央集权

我国传统政体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央集权制度下,权力分配不合理和监督权的缺失导致君主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等大权时具有强烈地主观性和独断性。从统治阶级方面来说,有时为解决财政困难,还出现卖官鬻爵等聚敛财富的腐败行为。从被统治阶级方面来说,上行下效,低等官员以及有资产的百姓也会争相买官卖官。因此,整个社会“卖官鬻爵”盛行,在腐败面前趋之若鹜,从而为腐败民俗化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2.家族主义

在家族主义社会环境中,强调家族成员之间的经济互助,并且默认将拉裙带关系看作是一个人必须的、共识的责任。因此,即使是一个有志成为廉洁奉公的政府官员,由于身处在有义务供养家庭、帮助贫弱族人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其沉重的经济负担让官员们忘记初衷而成为腐败大军中的一员。在封建制度下,皇帝常常指责政府官员不能履行对自己应负的基本道德责任。事实上,并非这些官员“存心”要如此,而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不得不考虑个人的利益诉求和家族的共同利益。家族主义伦理在一定程度上为腐败解除了道德束缚,不仅成为贪得无厌官员肆无忌惮腐败的借口,也成为那些自诩两袖清风但仍收取一定灰色收入以周济亲族和应对人情来往官员的借口。因此,家族主义深化了腐败民俗化的普遍性。

(三)社会组织结构

1.非正式组织

腐败民俗化的重要主体是组织,其中非正式组织的畸变是造成腐败民俗化问题的重要诱因。非正式组织最早是梅奥在进行“霍桑实验”研究中提出,是指“在正式组织规定允许的工作程序、规则之外,另有一套由感情、喜好等所维系的系统在起实际作用。在效力发挥方面,非正式组织比正式制度占优势,因为它更加符合某些私人的利益,从而不断维系、发展和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正式组织办不成的事,却很可能按照非正式组织顺利办成,或者更快的办成。“结干亲”形成的小集体是非正式组织的一种,利用这种关系进行不正当交易腐蚀正式组织,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因此,非正式组织为腐败民俗化提供了渠道。

2.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中国传统双向社会管理组织体系是由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体系和自下而上的乡绅家族体系构成。一方面一些地区的家族政治,其政治垄断会导致社会流动通道阻塞,形成利益共同体,一方面腐败赃款却可以通过这种双向组织进行源源不断的输送,加深社会腐败。传统社会的家庭不只是一个生殖的单元,并且还是一个多维度的单元网,是维系整个社会的基本力量源。传统社会的官僚制不只是一个行政办公机构,并且是一个精细复杂的人情官场网。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虽然这些组织的政治和社会功能有所变化,但这种组织文化根深蒂固,至今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社会管理组织体系的格局,从而为我国腐败问题民俗化倾向提供了直接的组织结构支持。

三、腐败民俗化对策

(一)构建廉政文化

1.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很多人在大学甚至更小的时候已经学习过。但现阶段腐败问题依然存在,说明一个问题: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理解或者理解不够深入,思想文化素质没有得到有效提高。因此,必须建立起对各行各业领导干部及普通职员教育的保障机制,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坚守底线,自觉抵制各类型的腐败行为。通过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断提高自我修养,对腐败行为零容忍。

2.开展公民教育培训

公民精神缺失或不足是转型社会过程中腐败问题严重的重要诱因。由于特殊含义的“中庸”思想影响,我国很多民众都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漠视态度和“明哲保身、不与官争”的消极心理,这些在客观上滋生了腐败行为。邓小平同志強调:“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 只有努力提高整个社会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才能打通反腐败和全体公民的最后一公里。各单位机关、社会组织甚至以家庭为单位,学习法制知识,并设计一些活动或者游戏,落实教育培训,让每一位公民更好的掌握法制知识,提高思想道德水平,自律廉洁。只要每一个公民都做到廉洁自律,就会还社会一个干净透明。

(二)优化政府管理体制

1.改变事权过于集中的政府管理体制

除了构建廉政文化,政府部门还需要从体制层面针对腐败产生的原因、渠道等方面给出具体的对策。在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问题上,需要厘清权限,并且用法律的形式加以保障,净化官场环境,从体制层面上遏制“跑部钱进”等行为的产生。同时还要加大查处腐败分子的力度,制定惩处措施,对腐败行为零容忍,对腐败人员决不姑息。因此,阻止腐败民俗化不仅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开展公民教育培训,更需要不断完善政府管理体制和采取强有力的具体措施作保障。

2.消除家族主义对政治生活的影响

铲除腐败“民俗化”的生存基础,首先要从根本上消除家族主义以及基于家族主义的小团体主义伦理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其次,乡缘关系、师门关系以及业缘关系也不能成为腐败行为联系的纽带。最后,一方面要明确民族、国家作为唯一最高“效忠”对象的主导地位,加大国家荣誉宣传力度;另一方面,用法律的形式、用“明示”的硬性形式来区分“公”与“私”,培养“国家”归属感,形成以“公”为先的思维模式。

(三)运用新媒体网络平台

为解决社会组织中非正式组织形成的一套办事规矩,利用网络平台有益于遏制腐败民俗化倾向的加重。传统的公民反腐途径有:上访、写举报信等等,但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其平台的普遍性、及时性和便捷性等特点,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网络寻求帮助或反映问题。比如网络举报腐败,公众参与讨论,上热搜,成为当今社会热点,这些新型举报方式令腐败分子胆寒。目前政府很多相关部门都有认证的官方平台,网民可以及时举报和揭露腐败行为。微博反腐成功的案例举不胜举,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目前新媒体网络平台相关机制还不是很规范和完善,因此目前运用新媒体网络平台进行反腐是制度反腐的一种有力补充。

四、结语

民俗不应该成为腐败的借口,民俗不可废,腐败必须遏制。如何避免腐败民俗化倾向加重,需要综合治理、多措并举。本文提出构建廉政文化、优化政府管理体制和运用新媒体网络平台三方面对策,以期对遏制腐败民俗化有所帮助。

注释: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参考文献:

[1][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法规制度汇编》编写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法规制度汇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4.

[3]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第四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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