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新形势下，党性要求如何才能由外到内，将党性原则“内化”为自己的情感、意志，形成高度的思想和行动自觉，是党员干部自身改造、巩固、提升的重要一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角，尤其是阳明心学对当前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内化路径的构建提供了诸多启示。

关键词 党性修养 内化 王阳明心学 党员干部

作者简介：吴路珂，中共开封市委党校讲师，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方向：党建、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7.35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新要求，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部署。加强党的队伍建设，要抓好关键少数。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问题事关全局与根本，在新形势下，党性要求如何才能由外到内，将党性原则“内化”为自己的情感、意志，形成高度的思想和行动自觉，是党员干部自身改造、巩固、提升的重要一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角，尤其是阳明心学对当前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内化路径的构建提供了诸多启示。

一、王阳明心学的基本观点

（一）心本体论

王阳明的心本体论主要阐述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阐释了心与物的关系，二是阐明心与理的关系。王阳明认为，“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损坏，那么心就是一切万物，一切真理的源头。而这里的“物”并不纯粹地指客观事物。在王阳明眼中，“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主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事亲，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仁民爱物，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视听言动，视听言动便是一物。”“物”更多是指人类的主体活动，物由心意生发，意附着在物上，这就引发出主客体关系问题，即人的主观意识与客观事物相统一、相结合。

（二）致良知论

王阳明对“良知”的阐释源自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所谓不虑而知，其良知也；不学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时，无不知爱其亲者也。” 由此可见，良知具有先验性，并暗含了王阳明对于“人性本善”的人性论的体认，此其一；而《答陆原静》书中又提到“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是以良知具有普遍性，不论古今圣贤皆有良知，亘古不变，无差无别，此中又暗含了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可教化性，此其二；《陈九川录》中还说：“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扭捏”。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良知”的固有性，可遮蔽而不会消殆。

也正是由于“良知”所具有的善性和道德法度的特点，道德实践和道德修养就成为“致良知”的必然要求与价值体现。作为王阳明心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致良知”的要义就在于在正确理解“良知”的内在要求之上，以“致”使达。

（三）知行合一论

王阳明心学理论中的知行合一有别于今日我们普遍意义上理解的认知与实践相统一。王阳明这里主要强调良知与行为之间不可割裂。正如他所言，“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知行脱节或纸上谈兵都不能算得真知。此外，知行合一还主张人的行为总是伴着意念而来的，任何行为之前必然会有一个相应的想法——“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这里的知行合一之“合”在于强调由主观意识（良知）对行动的指导力，行动背后总有动机所存。知行合一因其所蕴含的辩证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王阳明心学的内化品质

（一）“心即理”赋予内化前提

王阳明的心学学说建立在心本体论这一立论基石上，因而也就带有天然的眼光向内、主体向人的内化品质。王阳明将普遍的、先验的道德律与人的意念、认识结合在一起，成为天地万物的法度，在这一点上王阳明与程朱理学貌似如出一辙，但仔细辨析我们不难发现，王阳明所说的心还具有经验性的一面。“耳目口鼻四肢，身也，费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吾心则吾身，无身则无心。”心之理便与耳眼口鼻的感性存在合二为一。如此一来，在心理关系中，个体之外的天伦王道就与个体内在的意识行为结合在一起，外在的社会要求也就找到了一条内化于个体认同的通路。

（二）致良知秉持内化要求

王阳明在论述“良知”的时候常会提到普通人只因被外在物欲牵弊才不能遵循内心良知。而心理一体，要想遵循，唯有向内找寻，才能扫除物欲障碍，保持良知本体。这是对孟子存心养性、反身内省的道德修养论的继承。良知存心之中注定了道德标准有心而生，内化于心。不独如此，王阳明将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情视为人心应有之义，先验的客观标准与个人感性经验结合起来，内化过程也就更加具有人性化和烟火气。在“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要求之后，王阳明心学的内化品质使得感性情感在理性世界中得到一些自主自由之呼吸。

（三）知行合一彰显主体性向度

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知行合一的“知”既为良知，那么知行合一本身就连带着良知的内化；“行”是致良知的工夫，也是用以检验获得良知、祛除蒙蔽的途径。这种行必然要求亲身体验、躬身亲为。在致良知的道德修养中，通过反求诸己，建立主体自觉。在道德内化的过程中，王阳明并没有过分压抑、无视或贬低主体，或单方面要求外在标准去形塑道德主体的主体意识。正是因为道德规范和主体意识在本源上是統一的，所以知行统一才有可能达成，道德形成的过程是一个主动悦纳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摒弃了道德规范与主体意识的两分状态。从这个角度看，王阳明的道德内化也是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主体性彰显。

三、王阳明心学对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内化路径的启示

（一）注重内心体悟，激发党员干部提升党性修养的主体性需求

《王守仁年谱》中记载：王阳明在种种困厄磨难之后，从龙场悟道发出“圣人之道，悟性自足”的感叹，从此变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和内心体悟。既然至善纯德已经先验地存在于人自身本性之中，那么只有反省内求，才能实现“吾心”与“物理”，“问学”与“求道”的统一。党性修养的积淀也是如此，再强的纪律监管和道德约束，如果没有个体内心的理解认同，也终究流于形式，永远感受不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格自由。

发挥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主体性是保证内化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无论在社会活动中还是在工作学习中，我们都应帮助党员干部充分理解理性信念、宗旨意识、路线方针等问题所包含的科学性，以真理的正确性来体现党性修养内化不可或缺的理性自由。特别是在党性教育过程中要找到党员干部的精神的需求点、思想的薄弱处，将空洞的道德说理用生动贴切的工作案例、生活场景装实填满，将思想观念、理想操守的意义从云端引向地面。只有从实例上能证明的，才算在道理上被讲明，才有可能真正开启党员干部的“党性启蒙”和“道德发育”，使其从思想深处有所体察和觉悟。此处，我们要尽量照顾不同类型党员干部不同的党性修养发展阶段，結合他们不同的工作性质、职业要求量体裁衣，尽可能贴近他们的现实发展需求。这种多样化的需求未必都直接反映为精神需求和价值观错位，但在工作需求、情感需求、能力需求、生活需求等各个方面都会传导出和党性修养相关的问题缺口。因此，我们应该培养更加专业的研究队伍和指导、服务人员，用以创建更加科学、有效的党员干部内化环境。

（二） 注重日用常行，加强党性修养的内化环境建设

从“知行合一”的观点出发，王阳明曾做过“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的明确表达，这也就是希望人们既要做知的功夫，也要做行的功夫。此处的行渗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正是在日用常行中达到格物致知。“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见闻是人借助感官进行认知，酬酢则指人的日常行为。在王阳明看来，先天的良知包含着普遍的道德法则。对这些法则的体认，在日用常行中才是最深刻的，在亲身经历后方能产生深切认同。

近些年，注重党员干部日常行为，从细微处要求，从具体事务着手已经成为近些年我国党建工作的一种发展走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打响“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第一枪的“八项规定”就是从党政队伍中普遍存在，甚至习以为常的“小事小节”着手治理。习近平曾专门要求高级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加强“自律”，关键要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做到慎独慎微。当前党的建设着力于外在规范和监督，制度建设为党性修养的内化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但问题在于所有外在要求只有真正内化于心，才能直达“病灶”，收获长久实效。这就好比我们致力于从外给党员干部进补大量的精神之钙，但如果没有内在的消化吸收，只会造成钙质流失，食而无果——言行不一者有，空喊口号者有，敷衍塞责者有。所以，当前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必须从“内化”环节着手，抓紧一切有利于内化的环境建设和条件配备，实现从“由外至内”向“内外兼顾，以内为主”的转型。譬如，我们可以利用“两会一课”等组织生活形式，构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内化共同体；利用多媒体移动终端平台与党员干部进行全方位互动，促进党性修养内化的常态性；以撰写党性分析日志、反省自察、结对讨论等形式增强党员干部对党性修养的自省习惯和能力等等。

（三）注重践履躬行，提供多样的内化评估方式

王阳明曾指出：“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身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这便涉及知行合一的另一面向，即只有真正践行了才算是真知。仅有口头上或理论上的认知而没有行动上的落实算不上“致良知”。可见，一旦我们明确了内化的外显意义之后，就应该为党员干部内化成果提供更多的展示、运用机会，并且对这些内化进行可操作的的评估、反馈，努力形成“择善为要”、“治病救人”、“反思自律”为特征的内化评估体系。

这样的评估面对的是个体的内化意愿、内化能力和内化水平，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考评。这类评估偏重个体短期内的思想矛盾和长期自省反思习惯的养成，并与工作岗位、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举例来说，各级党员干部都应进一步增加基层实践评估，在密切联系群众中奠定党性依托，激生情感共鸣。对一些后备干部更要提供关键岗位锻炼机会，促进他们在攻坚克难中形成自我判断、自我定位。各级组织部门要善于观察党员干部在日常生活中对于道德两难情境的把握，及时帮助他们在涉及价值选择的关键问题上进行自我剖析、自我纠正。此外，对于具体部门、单位而言，我们还应鼓励广大党员参与到本部门的内化评估标准制定和评估反馈过程中，以此触启个体对于党性修养的自我认知、自我评价和自我改进。

注释：

李永华. “良知说”的主体性道德思想.学习论坛.2008，24（2）.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