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炯

在人类文化建构中，摄影一直是向外观看、获取外部世界信息，从而帮助我们建立自己认知坐标的工具，被当做我们的第三只眼，看他人的生活、异乡风情、外星奇观……人类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一直认为“我”是相对于“他人”而存在的，外部世界的信息成為我们确定自己是谁的重要基石。

南·戈丁（Nan Goldin，1953- ）的摄影显然是一股逆潮流而上的浑浊之水，她将镜头彻底转向了“我”，转向了“不可见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她的影像打开被习惯思维遮蔽的天眼，将“我是如何真实地存在”赤裸而坦诚地曝光在镜头前。这样的影像日记重新建构了人类认识自我的思考路径，因其自我表达的坦率和直接，被广大社会中的其他个体所接纳，逐渐成为了“我们”真实的公共摄影表达。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经历了社会文化层层叠叠的革命风暴，冷战之下的性解放运动、同性恋文化兴起……80年代，消费时代又悄然而至，传媒发达，影像信息无处不在，艾滋病也在这个时期引爆。

从青春期开始，南·戈丁就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她的朋友多是同性恋、异装癖、变性人、瘾君子……她从70年代开始拍摄自己和朋友们的私人生活，赤裸交融的身体，激情的时刻，温存的瞬间，同样也有愤怒、争执甚至暴力的过程，以及痛苦、哀伤、残酷的结果。南·戈丁一路生活，一路拍摄，照片内容琐碎，多为室内空间，互相纠缠的身体，没有性别的强调，只是充满鲜活的生命气息。近景、特写，不仅是形式上，更是感受上。这些照片，会让观众有一种身处焦灼生活之中的感觉。

最体现南·戈丁风格的，是混合在作品集中的大量自拍影像。南·戈丁拍摄了自己不同时期与男、女朋友的亲密生活，拍摄自己的不堪形象，最著名的就是她“不想忘记男友的殴打”而进行的自拍。闪光灯粗暴地将她自己从黑暗中暴露出来，口红鲜艳，眼睛充血，眼眶青肿，正视镜头。这幅肖像，打破了“美”的规范，也突破了自我审视的传统。一个人勇于面对自己的伤口，当她展示这样的自己时，相当于将观众当作最信任的人，暴露自己的痛苦与软弱。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难道不是面对最亲近最信任的人才愿意暴露自己的伤痛吗？正如南·戈丁的名言：“我是你的镜子”。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无法面对的伤疤，而南·戈丁告诉我们，伤疤要面对。

南·戈丁开创了摄影文化的一个天地，创建出一种从内容到语言的新结合。她从美术学院毕业，却采用快照的摄影语言，使用35mm相机，技术手段自由，闪光灯直闪，现场自然光，混合光，只要拍下来就好。南·戈丁的照片绝不是单张呈现，她不做明显的线性叙事，但常常以系列照片围绕固定的人物讲述故事。1986年《性依赖叙事曲》（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作品集完成，她首先采用配乐幻灯演示的方法，在摄影节、电影节等活动上播放，开创了静态影像的动态展示方式。后来，她越来越多投入电影制作，创作了由照片配乐剪辑而成的艺术电影。

看似颠覆一切的南·戈丁的摄影，其实有明确的摄影文化传承，即执着而忠诚地使用摄影的记录功能，贯彻影像是见证，拍摄就是收集证据的理念。她的私人摄影，沿着纪实摄影脉络勇敢地前行，以瞬间抓取为手段，强调现场性，追求真实感，客观性。但同时，她的作品也是对纪实摄影的巨大突破。20世纪30年代沃克·伊文思和卡蒂埃·布勒松的现代主义纪实摄影，冷静客观的第三者视点，以不介入被摄对象为前提，在保持摄影者和被摄者的距离下，追求影像的风格和人性的关怀；50、60年代美国罗伯特·弗兰克的新纪实摄影兴起，突破视觉优美的限制，强调摄影者的主观感受，缩短了被摄者和摄影者的距离。而南·戈丁不仅模糊了摄影者和被摄者的身份，也打破了专业摄影的界限，以业余影像进入影像的艺术表达范围。

很多人难以接受南·戈丁的摄影，认为它们是不美的，退一步讲，它们是属于南·戈丁的私人影像，跟艺术或者跟观众没有关系。但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南·戈丁在八十年代拍摄的很多人，在90年代都死去了，艾滋病和毒品夺走了这些人的生命，照片记录了真实的存在，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一个社会切面，视觉化呈现了那些堕落青年的生命状态与心灵创伤是他们曾经激情活过的见证。这样的记录，来自南·戈丁这样的“自己人”，一本为自己书写的影像日记。这样的私人影像，在社会学层面、艺术层面引起了共鸣，成为了属于“我们”的真实影像揭示了摄影真与美的哲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