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婧��

前几天，前同事+香格里拉黑导游K哥，写了一篇《城里坚持，和村里的坚持》刷屏了我的朋友圈，里面有个细节让我心头一梗——

2008年起，他去香格里拉格咱乡纳格拉村支教三年。如今，班上的十一个学生只有三个坚持到了高考考场，其余人的命运是：一人离世、一人留级、一人当兵、二人辍学、三人上技校。

这十一个孩子我认识，我和他们在白云飘荡的山头拥抱过，虽然短暂，但看到这样的命运却让人心情复杂。

然后，K哥顺手传了我一张我和孩子们的老照片。

那些模糊的、块状的记忆空降在眼前。

2008年，我和还没有长双下巴的何二哥决定去看看K哥支教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二十出头，香格里拉被我理所当然又简单粗暴地理解成两个字：文艺。

香格里拉是什么？是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描绘的净土乐园，祥和、宁静;是文艺青年照片里的咖啡和院子;是王力宏在《心中的日月》里唱的浪漫爱情——“旅途的前后多余，只为遇到你……”总之，香格里拉什么都可以是，就不应该是纳格拉村的样子。

纳格拉是香格里拉最底层、最贫困的村落，要翻两座大山才能抵达。山路崎岖，是那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崎岖，遇到大雪封山什么的，一切只有听天由命了。

很少有车进山，我们是坐一辆采松茸的大卡车进去的。上车前K哥做了三件事——剃了个光头，说学校洗不了头和澡;带我们下馆子，吃了很多很多的肉，说进去了只有糌粑、酥油茶和土豆;喊我们锻炼身体，说山路一走就是两三个小时，而且学校床上有跳蚤，身体好了“经咬”。

卡车上什么都有，十多个藏民、一个长长的猪槽，药材、食品、给孩子们带的文具、各种塑料桶……挤不下的小孩儿被陆续塞到了车头，最终车头里有四个人，其中一个是司机。

K哥说，这些都是要回村里的村民，因为路途太远，有车的时候都是搭着一起走。

村小的张校长就坐在我们身边，他说话慢，笑意很容易就放射到整张脸上。我们注意到，他的鼻涕每分每秒都掉着。车开得快的时候，鼻涕就随风飞扬，车开得慢的时候，鼻涕就软弱无力地瘫在原地，反正，就是不离开他。

一天后，我们开到了小雪山，这是村民采松茸的地方，临时搭建的小木屋布在山间。

晚上小木屋里挤满了人，我和何二哥决定睡在卡车上。

藏民们热情地为我们找来被毯铺在卡车上，因为很冷，大家用一块巨大的帆布把车子遮住挡风。我们在车厢里伸手不见五指。

卡车就停在山岭间，山上的小虫子很快叫了起来。睡在天地之间，我觉得又浪漫又孤独。像大风里飞舞的塑料袋那样孤独，像人类掉进了可怕的宇宙的漩涡那样孤独。

“我想妈妈。”我说。

“你放心，哥身上有刀，随时备战，野狼和熊来了也不得怕。”何二哥说。

“好冷哦。”

“哥耳朵尖得很，如果抢钱的来了的话，我马上就看得到。”

那天晚上，我们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对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一天后，我们终于抵达了村小。我发现，这里的孩子都和张校长一样，每分每秒都挂着鼻涕。

一开始，我给孩子们发餐巾纸，叫他们擦干净。他们高兴地擦完，但只需要几秒钟，新的鼻涕又流出来了。两小时后，我的餐巾纸就全部用完了。

后来，我已无暇关注流鼻涕的事情，因为我发现厕所里有很多小叶子和小竹片，那是他们大便后用来擦屁股的工具。

我从来没有觉得餐巾纸这么重要过，我想，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带一卡车的餐巾纸进山啊。

然而，很快，我又发现，就算在这里造一座餐巾纸厂也无济于事。这根本就是另一个平行世界早已习惯的生活方式——喝开水要用柴烧，床硬得像铁，到处都是跳蚤。全校只有两个水龙头，而且经常停水。孩子们吃了饭从来不擦嘴巴，晚上在山上野跑一阵回来就上床睡了，不脱衣服，不洗脸脚……

多少年，时间在这无数个细节中暗自运行，香格里拉的文艺气息并没有蔓延到这里。

我们也给孩子们上了几堂课，K哥说，随便讲什么都可以，反正他们都没有听过（连“毛主席去世了”这件事，他们都是在K哥上的语文课上才知道的，当时全班炸开了锅）。

果然，当我有一次叫他们写作文，说说假期干了什么，孩子们无一例外地都是：跟着父母采松茸……

孩子们喊我们“老师”，走到哪儿都对我们敬礼，山坡上、校园里、厕所门口……

如果你掏出照相机，剪刀手是必需的。

我们只待了四天，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把孩子们安顿到床上去睡觉。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亮，几个女生叽叽喳喳地说着话。

我有点儿不舍，但还是像学校讨厌的生活老师那样，干巴巴地说：“睡了，睡了，不准闹。”

我一边说着，一边向寝室门外走，突然一个小女孩儿的声音从黑暗中冒出来：“老师，我们在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张你的照片啊？”

“要我照片干吗？”

“我们好想你啊。”

她的声音又细又小，像螢火虫一样在这个脏兮兮的房间飞舞起来。

我感觉自己被流弹击中，愣了几秒后，还是干巴巴地说：“有什么好想嘛。”然后关了门就走了。

我必须让自己迅速抽离这样抒情的场景，因为我很快就要回到另一个世界了。我多么清楚地知道，这个去掉滤镜的香格里拉只是生命中的一个小小站点，即停即上，动作要快。

我把那一秒钟的盛大的感动打包带走，用来在以后的每个不可能回去的日子慢慢消化。连哭，都是回到丽江的酒店才哭的。

十年了，有些记忆像打了马赛克，模模糊糊记不清楚，但“我们好想你啊”这句话还可以让我再感动二十年。

此后，香格里拉对我来说，不再是文艺之地。在美丽的雪山、草原、海子、寺院之外，还有一个叫纳格拉的地方，以及那里的总是流着鼻涕的孩子们。

今年，这十一个孩子，只有三个参加高考，这让我想起K哥讲过的一个故事。

多年前，他为孩子布置了《长大了我要干什么》的作文。孩子们的答案是这样的——

拉茸定珠：“当一个卡车司机。我平时在外面上班，到了收庄稼和捡菌子的时候，我就回来，帮爸爸妈妈干活。”

格茸卓玛：“我要开一个养鸡场，我要养1000只鸡，让它们每天都下蛋，一个蛋我可以赚一角钱，这样我的生活就可以很幸福了。”

七林拉宗：“我要去打工，我要去县城里帮人家洗碗，有了钱，就可以买很多我想要的东西……”

如今，那个想当卡车司机的拉茸定珠已因病去世。回头看看这些愿望，然后把它和只有三人参加高考的现实结合起来，你会不会发现某种隐秘的宿命？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我们在稿子里面用得挺多的一个词：华丽转身。

多么苍白而奇怪的词组啊。人世间哪有那么多华丽转身，不过是在自己的命运半径里，进行有力或无力的抵抗而已。

人间戏剧的剧本早已写好，你们、我们、他们，每个人都困难重重，只是内容不同。

那就继续抵抗吧，生活本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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