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伟

（惠州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概念重构、话语建构和结构化：何镜堂“两观三性”建筑理论的创新性研究1

郦伟

（惠州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从概念重构、话语建构和结构化三个维度对“两观三性”理论建构的路径、方法和过程进行研究.总结了“两观三性”有机整合、辩证发展和转换生成三种概念重构方法，指出了“两观三性”“辩证和谐”的话语建构核心思想、“依经立义”的话语生成方式和“言不尽意”的话语表述方式，揭示了“两观三性”结构主义的理论化模式.

“两观三性”建筑理论，概念重构，话语建构，结构化，岭南建筑学派

1 引言

由于建筑设计的主观性以及建筑学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导致建筑设计很难用学院派严格的历史研究模式与科学研究范式进行研究，因而建筑理论常常面临来自建筑学科内部和外部的诸多质疑.尽管如此，从古罗马、文艺复兴时代以数学和比例为基础的建筑理论到巴洛克、浪漫主义时代以美学为核心的建筑理论，从近现代以功能主义为中心的建筑理论到当代建筑理论的语言学、符号学、解构主义、现象学、文化研究转向，建筑理论在历史与现实中表现出旺盛的创造力与顽强的生命力.正如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所指出的，建筑理论是对变化的世界、全球经济、生态危机以及文化混淆的时代回响，是一种凝固的宣言.从宣言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就是从情绪的猛烈爆发到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过程，是“从火山到丰碑”的演变过程.正是建筑理论的多元性与辩证性，使得理论成为了建筑学的发动机.［1］作为对当代中国建筑发展状况的回应，何镜堂“两观三性”建筑理论，即“建筑要坚持‘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的和谐统一”［2］，最初亦是表现为一种宣言式的简朴表达，经过二十年的学术沉淀与理论化过程，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两观三性”建筑理论不仅是岭南建筑学派建筑理论的总结、提炼与创新发展，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建筑理论特色建构的一个重要成果.本文力图从概念重构、话语建构和结构化三个维度，对何镜堂“两观三性”建筑化的路径、方法和过程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展现“两观三性”建筑理论的创新性意义.

2 概念重构

概念是抽象的思想，是理论的细胞.概念建构是知识生产的基础，而概念重构则是知识再生产与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科学的本质就是按一定的学术逻辑对概念及其关联系统进行思辨与阐明.概念重构从原有概念出发，通过扩充、转换、整合和发展，赋予原有概念新的涵义、形成新的表达，从而拓展学术空间、获得理论创新.“两观三性”建筑理论以对建筑学基本原理的科学认识为学科依据，以对当代中国建筑发展现状的准确把握为现实依据，以对岭南建筑和岭南建筑学派建筑实践与理论的全面总结为历史依据，对“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以及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等核心概念进行了创新性重构，为“两观三性”的理论化打下了基础.

一种建筑理论往往和某一关键性概念的理论重构密切相关，它能启发研究者从一个关键性的视角去发现理论建构的创新途径、理解理论建构的深层结构.从关键性视角对“两观三性”建筑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更加准确地揭示其理论创新的路径与动力，更加深刻地认识其理论创新的逻辑与规律.在“两观三性”建筑理论中，“文化性”是“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之有机整体中的核心概念.本文以“文化性”作为研究的关键性视角，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讨论“两观三性”建筑理论中概念重构的途径与创新性意义.

2.1 有机整合：基于本体论视野的概念重构

本体论（Ontology）是指对客观存在的系统解释或说明，旨在研究客观事物存在的本质.概念重构作为知识再生产的基础，是从特定目的出发对研究领域中的对象、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新的抽象与新的解释.从本体论的视野，建筑文化性的概念重构主要探讨建筑文化性的本质、存在方式及其发展变化.

建筑学术界对建筑文化性的研究由来已久，由此产生的定义与解释不胜枚举.虽然文化性对建筑设计的重要性已经被普遍接受，但是，正如阿摩斯·拉普卜特在《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一书中所指出的，“文化在设计中就像天气一般，人人都在谈论它，却都对它无能为力”.［2］阿摩斯·拉普卜特认为文化是一种理论构想，它以定义的形式存在，是多种人类现象间特殊联系的概念性总结与提议性解说，由于文化的这种宽泛性与抽象性，导致文化在建筑设计中用途甚微.［3］87-89

针对建筑文化的宽泛性与模糊性，何镜堂“两观三性”建筑理论对建筑的文化性给出了一个简明的表述：“建筑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建筑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反映其本身在满足使用功能需求的同时所体现的人类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从本体论的视野审视，“两观三性”建筑理论通过建筑学与文化学之间的有机整合，提炼、概括了建筑文化性的三个重要维度，即“功能需求”、“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以及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其创新点在于，一是从建筑学的学科场域展现了建筑文化性的学科特性，强调了建筑与人及其生活世界之间的和谐整体关系；二是将宽泛模糊的建筑文化性概念分解成清晰明确的三个基本维度，而“功能需求”、“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三个维度的具体性和可选择性，有利于提高文化性在建筑设计中的有效性与可操作性.

2.2 辩证发展：基于认识论视野的概念重构

认识论(Epistemology)是关于如何认识世界的理论，因此不同的哲学观点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认识论.“两观三性”建筑理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4］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具有两个的重要特征，一是强调实践在人类认识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认为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统一的，把认识论与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何镜堂“两观三性”建筑理论认为“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是一个整体概念”，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地域性本身就包括地区的人文文化、地域环境和时代特征，文化性是地区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融合和升华，时代性正是地域特性、传统文脉与现代科技文化的综合和发展.”［5］

“两观三性”建筑理论将“文化性”置于“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有机整体中定义与思考.“地域性”可以理解为文化的空间性质，“时代性”可以理解为文化的时间性质，因此“建筑文化性”可以理解为特定时空中的文化性、一种在地域性与时代性的时空坐标的双重约束下的建筑实践.［6］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野，“两观三性”建筑理论不是将建筑文化性的概念绝对化、孤立化、凝固化，而是在普遍联系、对立统一与辩证发展中把握建筑文化性基于时空变化的实践本质，展现了“建筑文化性”辩证发展的时代特征.

2.3 转换生成：基于方法论视野的概念重构

任何科学都是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方法论(M ethodology)是在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框架下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指引，本体论与认识论决定并制约着研究方法的选择.建筑文化性的综合性与多元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维交叉与多元融合.方法论不是具体方法本身，而是研究具体方法的方法，是贯穿研究过程的哲学立场与逻辑线索.“两观三性”建筑理论关于建筑文化性的和谐整体论与辨证发展论，以及两者的有机统一，形成了建筑文化性概念重构的方法论基础.

何镜堂认为，建筑的文化性塑造通常包括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文化性格选择→文化内涵表达”.前者从整体层面关注对不同时空下建筑文化性的整理与挖掘；后者则从个体的层面关注建筑设计所涉及的具体形式与手段.在此基础上，何镜堂归纳了文化性格选择的基本模式与文化内涵表达的具体方式，指出文化性格选择有“事件主题切入”、“场地环境切入”、“历史文脉切入”等三种基本模式，文化内涵表达有“场地个性”、“空间叙事”、“形式抽象”、“界面表达”、“城市共融”等五种具体方式.［7］

事实上，“文化性格选择→文化内涵表达”的过程，就是从选择到转换再到表达的过程.从方法论的视野，“两观三性”建筑理论通过对建筑文化性的概念重构，建立一套具有行之有效的程序与方法，在建筑文化性与建筑设计之间架起了一座相互连通的桥梁，使得“选择→转换→表达”的过程成为了可能.根据对何镜堂相关论著的梳理与概括，其程序与方法可以表述如下：

（1）要素选择：以“事件主题”、“场地环境”和“历史文脉”为切入点，从“功能需求”、“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三个维度选择与提炼建筑文化性的基本要素.

（2）转换生成：以“实践论”与“辩证法”为指导，在“和谐整体”与“辩证发展”的框架中，通过“转换生成”在建筑文化性与建筑设计之间构建某种逻辑关系.

（3）形式表达：从“场地个性”、“空间叙事”、“形式抽象”、“界面表达”、“城市共融”等几个方面，完成建筑文化性的建筑学表达.

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世界中的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可能与现实，都是对立统一的，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此意义上，建筑文化性的“转换生成”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另外，正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指出的，文化是智力特别是美学所创造的作品与实践，［8］建筑文化性不仅与建筑设计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密切相关，也与“转换生成”的过程和结果密切相关.

3 话语建构

“话语（discourse）”不仅是社会文化现实的映射、是社会存在的一种重要形式，它还是一种社会实践，是构造社会文化现实的工具.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将话语定义为通过符号传播思想的方式和孕育于语言的社会行动.［9］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真理是指一整套有关话语的生产、规律、分布、流通和作用的有规则的程序.”［10］虽然福柯在这里是要说明真理与话语的关系，但也告诉我们话语建构涉及到话语的生产、规律、分布、流通和作用.另外，话语还是一种“尚未成系统的、涉及面极其广泛的论证与阐述，具有准理论与泛学说的性质.”［11］

从“话语”的视野，话语是建筑思想的浓缩载体和理论构件，是建筑理论的构成要素.话语的建构对于建筑理论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李华对1954—1991年间中国建筑的话语建构与观念流变进行了研究，指出1980年代中国建筑话语的转变主要体现在自主建筑话语的形成、专业建筑术语的出现以及话语阐述模式的形成.但话语的改变“并不必然意味着整个建筑知识结构的变化，就知识结构而论，新的转变依然在期待中.”［12］在全球化与中国崛起、民族复兴的持续张力中，如何生产与传播建筑理论的“中国话语”，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建筑界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近年来，“两观三性”建筑理论致力于发掘、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思想，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话语建构之中，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话语生成方式和表述方法.

3.1 话语建构的核心思想：“辩证和谐”

卡彭认为，理论建构有“概念、观念、思想、范畴、原则、学说”等不同的层次.例如，观念是一种未经系统阐释的概念，它比直觉更清晰但不如思想明确；思想是一个明确表达的概念，它比观念更清晰；原则是最高层次的思想；学说是观念、思想和原则的具体化，是将观念、思想和原则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建筑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构架所作的努力.［13］这些不同的理论层次，就是理论化过程中建筑思想的载体或存在方式，从话语的视野，它们都需要在“话语”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实现流通与传播.

“两观三性”建筑理论通过挖掘、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学术资源，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运用到话语建构中，其核心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和谐”思想.何镜堂明确指出，“两观三性”传承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体现了“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不同而又协调的和谐统一观.“两观三性”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表述.［14］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蕴含着一种独具东方智慧的辩证思维.“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和谐统一”的实质就是辩证和谐.经过五千多年的积淀与发展，由“太极”、“阴阳”、“变易”、“中庸”、“和合”等一系列概念、命题和观点构成的辩证思维，以及以“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地人和”、“中庸之道”、“和同之辨”构成的和谐精神，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辩证和谐思想.辩证和谐思想普遍地表现在传统文化中关于“天人”、“道器”、“和同”、“有无”、“神形”、“知行”等对立统一的论述中.辩证和谐观认为对立面之间不仅相比较而存在，而且相互渗透、相互结合和相互转化，世界万物异质要素之间存在一种冲突与融合的辩证关系，体现了对立面平衡、协调、互补的辩证和谐思想.可以说，中国哲学独特的辩证和谐思想是“两观三性”建筑理论的哲学基础，也是“两观三性”建筑理论话语生成与传播的核心内容.

3.2 话语建构的生成模式：“依经立义”与“言不尽意”

“两观三性”建筑理论的话语生成方式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儒家“依经立义”的话语生成方式，二是道家“言不尽意”的话语表述方式.

（1）“依经立义”的话语生成方式.“依经立义”原指在经学系统中所产生的，以儒家经典为阐发对象的意义生成与言说方式.［15］对“经”广义的理解就是被学术界公认的经典，是话语生成的理论根据.“依经立义”是以“经”为依托的意义生成和学术创新方式.“依经立义”话语生成方式的现实意义在于，可以借助于经典的先验合法性来确立自己观点的合法性.

何镜堂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访谈时指出：“虽然在‘文革’期间荒废了很多时间，但我有个大收获：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学会了辩证思维和在错综复杂的问题中找主要矛盾，直到现在，这还是我搞建筑设计的思想方法！也是我提出“两观三性”创作思想的哲学基础.”［16］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两观三性”传承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体现了“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不同而又协调的和谐统一观.“两观三性”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表述.［14］何镜堂将“矛盾论”、“实践论”和辩证法作为提出“两观三性”建筑理论的哲学基础，并声称“两观三性”传承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表述，通过对“公认经典”的传承与发展确立了“两观三性”话语建构的合法性和创新性.

（2）“言不尽意”的话语表述方式.“道者，万物之注也”.“道”是道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范畴，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和基础，又是统领、支配人及天地万物的规律与法则.“道”作为哲学概念在《老子》一书中频频出现，《老子》中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表述使“道”表现出一种浓厚的东方神秘主义色彩.张隆溪认为“道”具有思想与言说的二重性，是超越了语言力量的“玄之又玄”.［17］“言不尽意”揭示了“论道”时“言说”与“意义”之间的模糊关系，这种“言不尽意”的表达方式，使得深藏在“言说”话语深处的“道”必须通过“体悟”的方式才能获得开放性、创造性的理解.

程泰宁院士主持的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现状与发展”课题组指出，当代中国“以作品见证观点的建筑大师们言论非常吝啬，却仍显示了三个特点，一是语言朴素、简练、包容；二是贴近实践、体用相融；三是承前启后而不标新立异.”例如，“何镜堂将自己的创作经验升华为‘两观三性：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18］程泰宁及其课题组总结的“言论吝啬”、“语言朴素、简练、包容”的特点，准确勾画出了当代中国建筑理论的现实状况.“两观三性”言简而意深的话语表达方式，与“道”“言不尽意”的表达方式具有相似的特征.也正是因为这种特征，展现了“两观三性”话语建构的模糊性、整体性、辩证性、开放性、拓展性与创造性，使得理论话语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4 结构化

关于建筑理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有如下定义：“建筑理论是判断建筑或建筑方案的依据，而这种判断是建筑创作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19］可见，建筑理论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一种“判断”，它既涉及建筑学基本原理，又涉及文化与价值.

戴维·史密斯·卡彭（David Smith Capon）在《建筑理论：维特鲁威的谬误——建筑学与哲学的范畴史》一书中指出，建筑理论有两种定义方式.第一种定义是，“建筑理论主要由人们关于这一主题曾经说过或写过的那些东西组成的”；第二种定义是，“建筑理论主要由与这一主题相关联的各种原则与学说所组成的”.前者的方法论基础是历史的，其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后者的方法论基础是哲学的，其研究方法是理性论证.两种方法反映了同一主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在最后的结论中是难解难分的.［13］xxv受卡彭的启发，本文采用文献研究与理性论证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两观三性”建筑理论结构化过程及其创新性意义.

哈维指出，“不同概念之间的碰撞点燃智慧之火，理论创新从中产生”.［20］“两观三性”建筑理论通过对已有概念的重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框架与结构，从而获得理论创新.这种理论建构过程涉及与结构主义相关的理论与方法.与实证主义主张根据直接观察到的事实来说明事物，满足于对经验现象的罗列和描述的“表层研究”不同，结构主义力图超越实证主义的理论框架，强调通过思索和理论建构来实现对世界的把握与解释.结构主义致力于寻求某种固定的结构以及结构的生成与变化，强调通过理论分析的方法来认识潜在的深层结构.

以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为代表的“构造论”者认为，结构是由认知主体从某种构造过程中产生的，主体在结构形成过程中具有能动性.皮埃尔·布迪厄提出了“生成结构主义”方法论，指出人类能动性和客观结构之间的关系是持续辩证运动的过程.本文将这种主体构造结构的辩证过程称之为“结构化”过程.

结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是“结构”，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是由多种成分按照一定的规则或秩序组成的，通过揭示整体结构的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就可透过现象理解和解释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规律或深层本质.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结构”具有本体论意义，是具有深层性、抽象性和生成性的存在.皮埃尔·布迪厄指出：“结构主义之主要创新的东西是将结构方法，说得更简单些，是将关系思维方式引入社会科学”，“这些思维可以让各种各样的人产生一些以前难以想象的思想”.［21］结构主义强调整体思维、辩证思维、转换思维与关系思维，认为结构整体与组成成分之间的最佳状态就是和谐共存.由此可见，结构主义所蕴含的核心观点，如整体、辩证、转换、和谐等，与“两观三性”建筑理论的话语方式之间具有惊人的一致性，透过这种巧合渊源，可以展现并揭示“两观三性”建筑理论的“结构化”过程.从结构主义的视野，“两观三性”建筑理论中“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的和谐统一”，实质上体现了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在理论结构中整体性、辩证性、转换性（图1）.

图1 建筑“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的结构化过程

“两观三性”建筑理论的结构化努力，将建筑学中的散乱问题和偶然现象整合到一个独特的阐释结构之中，为我们透过表象揭示建筑学的深层本质提供了方法与路径.同时，结构化过将何镜堂的“整体观与可持续发展观”与结构主义所主张的整体、辩证、转换、和谐思想高度融合，极大地拓展了“两观三性”的学术话语空间.

图2表示了“两观三性”理论建构的路径、方法和过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概念重构、话语建构和结构化是“两观三性”理论建构的三个维度，它们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错综复杂的非线性关系.通过结构与结构化，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揭示这种非线性复杂关系背后的深层本质与运动过程.

图2 “两观三性”理论建构的路径、方法和过程，

4 结论

本文从概念重构、话语建构和结构化的多维视野对“两观三性”进行研究，不只是为了展现“两观三性”建筑理论基于实践创新的理论化过程，还原“两观三性”理论建构的路径和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希望通过展现与还原来揭示并彰显岭“两观三性”的创新性意义.“两观三性”建筑理论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实践性、开放性和辩证性三个方面.

首先是实践性.如何理解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都是困扰中国建筑界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李华通过对《建筑学报》中关于理论问题讨论的历史性回溯，发现“在建筑理论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存在着抽象的理论讨论和具体的实用化之间的往复振荡.”［12］近年来关于何镜堂“两观三性”建筑理论的讨论，同样存在这种两极之间的“往复振荡”，但总体而言，关于何镜堂“两观三性”建筑理论的讨论明显摆向了“实用化”的一极.例如，王建国认为“两观三性”“既有建筑设计特点表达的学术构架，也有很大的包容性”；倪阳认为“两观三性”“是对建筑设计普遍规律的总结”，崔愷指出“两观三性”“对于当今的建筑行业中比较普遍性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法”；庄惟敏认为何镜堂“两观三性”为建筑设计“在无数的可能性中寻找到最合理与恰当的表达”提供了“宏观的思想指导”.［22］虽然对“两观三性”实用化和工具性的过度强调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两观三性”的理论深度，但对“两观三性”实用化或工具性的认同凸显了其鲜明的实践性.在当下建筑理论与建筑实践日益疏远甚至相互隔离的背景下，“两观三性”有效地建立起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避免使其成为一种晦涩艰深的“纸上谈兵”式的理论.

其次是开放性.理论是思维的工具，理论思考必然是抽象的.卢永毅指出：“理论来自设计实践，却与实践所面临的复杂、变化和差异的现实永远保持着距离”.［23］理论与实践的距离正是来源于理论对实践的抽象与简约，而这种抽象与简约在面对“复杂、变化和差异的现实”时，极有可能带来某种偏见，就像形式主义或功能主义将建筑的基本问题简约为“形式”或“功能”后所带来的偏执与束缚一样.何镜堂指出：“‘两观三性’是符合中国传统哲学理念并能具体指导建筑创作的合理“内核”，在我们的创作实践中，它不是僵化刻板的教条，它更趋向于一种方法、一套具有开放性的程序.”［5］“两观三性”与风靡一时的形形色色的各种“主义”不同，它突破了形式与风格的范畴，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构建了一个广阔的开放空间：这种开放空间一方面使得“两观三性”超越实用工具的层面成为颠覆偏执、激发潜能、激活创新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使得“两观三性”能够更好地与中西方精彩纷呈的建筑实践与理论多元融合、兼容共生.

第三是辩证性.梁思成指出，每一个派别的建筑，如同每一种语言文字一样，必有它特殊的“文法”和“辞汇”，此种“文法”，在一派建筑里，即如在一种语言里，都是传统的演变的，有它的历史的.［24］建筑理论同样有自己的“文法”和“辞汇”，不可避免地会打下历史与现实的烙印.“两观三性”基于建筑实践的理论化过程，同时也是彰显岭南建筑学派和中国特色建筑理论之“文法”和“辞汇”的过程.“两观三性”关于建筑“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以及“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和谐统一的思想，本质上是对中国传统哲学“辩证和谐”观在建筑领域的历史继承与创新发展.“辩证和谐”作为中国特殊的“文法”和“辞汇”，始终是“两观三性”理论建构的历史语境与现实基础.

［1］查尔斯·詹克斯.当代建筑的理论和宣言［M］.周玉鹏，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Ⅷ-Ⅺ.

［2］何镜堂.基于“两观三性”的建筑创作理论与实践［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10）：12-19.

［3］阿摩斯·拉普卜特.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M］.常青，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2004：70.

［4］郦伟，唐孝祥.何镜堂“两观三性”建筑论的发展历程、哲学基础及其价值取向［J］.南方建筑，2014（1）：99-104.

［5］何镜堂.岭南建筑创作思想——60年回顾与展望［J］.建筑学报，2009（10）：39-41.

［6］郦伟，唐孝祥.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当代岭南建筑学派视野中的“中国性”［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11（4）：86-92.

［7］何镜堂，海佳，郭卫宏.从选择到表达——当代文化建筑文化性塑造模式研究［J］.建筑学报，2012（12）：100-103.

［8］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M］.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

［9］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M］.朱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3.

［10］福柯.福柯集［M］.杜小真，编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447.

［11］阿兰·R.H.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M］.阙维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iv.

［12］李华.话语建构与观念流变——1954-1991年《建筑学报》中理论议题的历史回溯［J］.建筑学报，2014（9+10）：18-25.

［13］戴维·史密斯·卡彭.建筑理论：维特鲁威的谬误——建筑学与哲学的范畴史［M］.王贵祥，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xxx-xxxi.

［14］何镜堂.新型城镇化中国建筑怎么做？［N］.光明日报，2013-12-16(05).

［15］曹顺庆，王庆.中国传统学术生成的奥秘：“依经立义”［J］.中州学刊，2012（5）：187-192.

［16］何镜堂.整个社会推着我往前走［N］.羊城晚报，2009-05-31(A02).

［17］张隆溪.道与逻各斯［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38-39.

［18］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现状与发展课题研究组.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现状与发展［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26-27.

［19］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321.

［20］HARVEY D.Spaces of Capital：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1：9.

［21］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5.

［22］郦伟，唐孝祥.何镜堂“两观三性”建筑理论整体性研究的理论视野与逻辑框架［J］.南方建筑，2015（1）：80-83.

［23］卢永毅.建筑理论的多维视野［M］.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7.

［24］梁思成.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45（2）：1.

【责任编辑：吴跃新】

Concept Reconstruction，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Structuring:Innovative Research of He Jingtang’s Architecture Theory of Two Concepts and Three Features

LI Wei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Huizhou University，Huizhou 516007，Guangdong，China)

The paper analysed the path，methods and process of architecture theory of Two Concepts and Three Features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concept reconstruction，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structuring.It summarized three routes of organic integration，dialectical development and conversion generation of concept reconstruction，pointed the core ideas of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dialectical harmonious architecture theory of Two Concepts and Three Features，the discourse generation method of propounding thesis from scriptures，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method of inadequate expression and theoretical model of structuralism.

architecture theory of Two Concepts and Three Features；concept reconstruction；discourse construction；structuring；Lingnan architectural school

TU-86

A

1671-5934（2017）03-0096-07

2017-05-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378212）；华南理工大学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2015ZB08）；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共建项目（GD12XYS18）

作者简介：郦 伟（1964- ），男，湖南益阳人，教授，研究方向为建筑历史与理论，Email：liwei@hzu.edu.cn